原标题：张建立：试析丰臣秀吉的海权意识及其影响

摘要： 丰臣秀吉出身寒微, 却凭借军功位极人臣, 终于在天正十八年 (1590) 统一日本, 攀升至权力的顶点。颇具草莽英雄魅力的丰臣秀吉, 将其个人奋斗的成功经验错误地拷贝到了日本国家的外交行为中。他妄图以小博大, 穷兵黩武夺取朝鲜半岛和大明江山, 进而统率亚洲, 极力扩张日本的疆土。丰臣秀吉发动的万历朝鲜战争以失败告终, 成为后世日本人思考海权问题的明鉴;丰臣秀吉蓄谋已久的大日本版图构想, 则成为后世日本人构建海洋国家的一贯指针。

关键词： 日本; 丰臣秀吉; 海权意识; 影响;

作者简介： 张建立 (1970-) , 男, 内蒙古赤峰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 《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 (Toynbee) 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提出关于文明起源的“挑战与应战”学说, 为人们认识文明发展的规律提供了很大启发。汤因比 (Toynbee) 认为, 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源于其自身遭受的挑战以及面对挑战而做出的应战。2018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有些学者乃至日本政府皆把明治维新视为日本对来自西方列强挑战的一个成功应战。甚至在日本政治精英中, 有很多人将日本当年发动的侵略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战争, 也视为一种对来自西方列强挑战的应战, 并处心积虑地欲将其美化为是谋求解放亚洲的战争。这显然是一种割裂历史, 仅从“挑战与应战”视角孤立地解析日本社会发展历程导致的错误的历史认识。其实, 无论是明治维新, 还是其后的日本侵华战争, 与其说是日本对来自西方列强挑战的应战, 莫如说是为了完成丰臣秀吉未竟的事业而已。温故知新, 学者们探寻万历朝鲜战争失败的原因及思考其为后世留下了什么, 似乎更能激发人们探讨丰臣秀吉是否具有海权意识及其海权意识的特点等问题, 进而深入探究丰臣秀吉海权意识的后世影响。以丰臣秀吉的海权意识及其影响为中心, 梳理事情的本来脉络, 有助于准确地把握日本国家的发展历程。这一工作对前瞻日本国家的未来走向, 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万历朝鲜战争的失败, 成为后世日本人思考海权问题的明鉴

关于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失败的原因, 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中国学者惯常做定性分析, 指出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侵略战争不得双方民心支持, 是非正义的, 受到了朝鲜人民和明朝援军的英勇抵抗等。与之相对, 日本学者则鲜有从丰臣秀吉发动战争的性质上探讨其失败的原因, 大多是带着莫名的自豪感和对侵朝战争因丰臣秀吉去世而终止的遗憾来撰文著书, 最具代表性的当首推宽文五年 (1665) 大关定祐的《朝鲜征伐记》和日军参谋本部1924年编纂的《日本战史朝鲜役》。

《朝鲜征伐记》总计13卷, 详细记录了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始末。作者在该书第13卷卷尾阐述了其编纂动机, 是因为31岁那年参拜祭祀着秀吉的神庙安国社时, 发现社殿荒废却无人修缮, 作者观此难抑万端感慨, 为了让后世了解秀吉的丰功伟绩, 且感恩其功德, 才企划编纂此书。《日本战史朝鲜役 (本编·附记) 》开篇介绍了“朝鲜役”即万历朝鲜战争:“此役乃文禄庆长中太政大臣前关白丰臣秀吉彻底成功拨乱反正后, 欲实现其宿志, 经略大陆之初对朝鲜进行的征伐。前后历经7年之风霜, 动员人马三十余万, 此乃神功皇后以来之外征, 其事业虽中道而止, 但仍将国威大大地炫耀于海外。于此分5篇19章叙述其始末。”这两部文献详细记述了战争中双方水军军力、备战交战情况等, 因而也成为后世学者研究当时海战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也有日本学者从具体的战术、战力视角, 来反省丰臣秀吉侵朝战争失败的原因, 特别是一些海军将官认为万历朝鲜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水军对陆军的配合不利导致的。 (各种研究文献中有时亦称海军, 即使同一作者“水军”“海军”的用语也不尽统一, 但含义基本一致。) 例如, 曾任日本海军中将的小笠原长生就对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失败做过非常详细的分析。他认为是“海军的胜败决定了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的大局”, 遗憾丰臣秀吉未能很好地发挥水军的作用才导致了战争的失败:“丰臣秀吉平定国内后马上严禁边民海外侵略, 终至水军之练磨衰退, 研究者也减少, 再也难以见到如昔日般活动的光景实乃憾事。若令秀吉悟到海外远征的原动力在于水军, 则在禁止边民侵略的同时, 应该组织政府直辖的水军, 并不断予以扩张完善。可惜啊, 秀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不, 多少还是注意了一些, 但秀吉并不充分了解水军是最需要训练熟悉海战的, 恰如法帝拿破仑以为凭借自己的势力可以马上就组织起强大的海军对抗英国结果导致惨败一样, 秀吉亦误认为只要造了船坐上士兵随时都可以形成有力的水军。因此, 征伐朝鲜时, 命令全国各地制造船舶, 船一经建造完毕立刻派遣出征, 这完全是一支未经训练的水军。与之相反, 朝鲜因以前经常受到日本边民对其沿岸地区的侵扰蹂躏, 最初只是进行陆上的防御, 但每次都会被日本边民逃掉, 遂意识到不整备水军根本无法防御, 所以一直对水军进行研究。日本陆军虽以破竹之势粉碎了朝鲜八道的防卫, 但水军却屡屡败于朝鲜, 被困于朝鲜西海岸寸步难进, 终至陆军也难以为继, 前后7年之远征终归徒劳。”

在小笠原长生看来, 因丰臣秀吉的水军缺乏训练难堪大用才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但“唯一不幸中的幸事是朝鲜虽然始终掌握着制海权, 但因一直采取消极防御没有采取主动的积极进攻, 若日本陆军渡航之际中途海上予以游击, 或者日军登陆后完全截断釜山与对马间的航路, 阻碍日军与本国的交通的话, 实际上日军会陷入更大的困境。朝鲜之所以未如此行之, 皆因其尚未充分熟知或用制海权来完善国防。因此, 朝鲜历经七年漫长的岁月八道被敌人的马蹄蹂躏, 虽最终获得了胜利, 但经济诸机构完全衰退, 国力疲敝, 其所受损害之大延至今日尚未得以恢复。我认为, 这是国民在考虑国防之策时最需要引以为鉴的事情”。

小笠原长生对丰臣秀吉的评价未必尽然, 因为当时很多侵朝的水军其实也从事海盗勾当, 或说就是名副其实的倭寇。虽因丰臣秀吉的海盗禁止令不能像往常那样大肆地活动, 但对于驾驭船只进行海上战斗也未必是缺乏训练。以后世训练有素的海军来反观丰臣秀吉时代的水军, 当然是几乎一无是处了。但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 丰臣秀吉发动万历朝鲜战争的失败均成了日本后世思考海权问题、重视海军建设、探讨海陆有机结合的重要借鉴。例如, 1940年旧海军省记者俱乐部黑潮会记者中村伸康称, “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基本要件是西太平洋的制海权, 进而必须以此为基干确立日本的面向世界的全体海洋的海上权力。换言之, 日本的大陆政策, 如果与海洋政策无涉的话是不成立的。相信大陆政策只有与海洋政策相辅相成才能获得坚实的发展”。事实上, 至1942年5月范围达到极致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圈域, 即北起阿留申群岛, 南临澳大利亚, 西至印度洋的庞大殖民区域的形成, 就是日军在以海空军为主, 陆军辅助的前提下完成的。

由此观之, 可以肯定丰臣秀吉是具有海权意识的。而且其海权意识的特点应该说反映了那个时代日本海权意识的总体特征。

二、丰臣秀吉的海权意识特点

一般认为, 海权是一个源起于西方的概念, 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人而言, 海权思想是个舶来品。“海权”一词虽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Thucydides) 首创, 但在古代西方尚未产生能够把海洋战略当作整体来思考的海权思想家, 至近代伴随新大陆的发现, 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渐渐确立了全球海洋战略观念, 其后是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 (Mahan) 真正提出“海权”思想, 并将之理论化、系统化了。其实, 众所周知, 地球表面近3/4为海洋所覆盖, 海洋对人类的生活方式, 甚至对人类本身的生存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 无论概念形成的早晚, 海权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 如英国海权战略专家杰弗里·蒂尔 (Geoffrey Till) 所言:“海权不是西方的创造, 它适用于一切国家, 而且各国均有与占地球表面达四分之三的海洋打交道的独特道路。”对于海权的含义, “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会有不同的理解”。就连马汉 (Mahan) 本人也觉得能够找出并且能够说明海权在一种特定场合下的确切意义比较困难, 因而并未对海权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他想用这个词表达什么意思主要是后人推导出来的”。因此, 时至今日, 海权仍是一个“未被充分理论消化、而在实践上又迫切需要理论回答的问题”。从思想理论层面对海权概念进行界定并非研究的目的, 通过解析丰臣秀吉颁布禁止海贼令治理倭寇、筹备两度侵朝战争等一系列对外侵略扩张行为, 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其中反映出来的丰臣秀吉的海权意识。概言之, 对丰臣秀吉的海权意识, 可以总结出如下四个大的特点。

第一, 从海权的最基本含义即属于纯粹军事学领域的“制海权”视角来看, 丰臣秀吉认为巨型舰船才是海上控制和远征行动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丰臣秀吉在筹划侵略朝鲜和中国大陆的战争准备阶段, 不仅命令水军大将九鬼大隅守嘉隆在伊势海湾和纪州海湾建造数百艘大船, 将其中最大的船命名为“日本丸”, 还向全日本征缴大型战船, 命令日本的中国地区、九州地区建造大船。东自常陆经南海至四国九州沿海各地, 北自秋田、坂田至日本的中国地区, 根据各地的情况, 每10万石必须为即将进行的所谓“征明”之战建造大船两艘。对于丰臣秀吉自己的直辖领地, 则要求的更多, 规定每10万石必须建造大船3艘、中船5艘。而且, 丰臣秀吉还曾毫不避讳地告知基督教传教士其“征明”计划, 并请传教士代为购置巨型舰船, 而且不惜重金。据传教士约翰·库拉塞 (Crasset Jean) 著《日本西教史》记载, 天正十三年 (1585) , 丰臣秀吉在大阪接待日本准管区长科埃略神父 (Gaspar Coelho) 时说:“吾已决定平定国内后便征伐支那国, 将其降服以成就吾帝国之利益。因吾有渡彼国之志, 故令人伐了许多树木, 欲建造军舰两千艘。此外, 欲不惜代价购置两艘船体坚固全副武装的葡萄牙大船, 若得神父斡旋从葡萄牙人那里购得此船, 则不胜感激。在等候筹备完善这些远征工具期间, 日本国之一半可信奉基督宗教。另外, 在夺取和统治支那国后, 在吾帝国的都市邑村可为真神建造殿堂, 可发布命令让人民皆为基督信者。”维护海权, 船舶是器物层面不可或缺的存在。恰如当今世界各国都很关注航空母舰建造一样, 巨型舰船在今天依旧被视为维护海权的重要物质基础。虽然科技进步早已今非昔比, 包括空天武器在内的各式武器也是日新月异, 但现代乃至后现代的海权思想仍不否认巨型舰船在海上控制和远征行动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 海权概念涵盖海洋权力 (sea power) 和海洋权利 (sea right) 两个部分, 以制海权为核心内容的军事海权与以维护海上贸易秩序、资源等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海权, 是与之对应的两种最主要表现形式。一般认为经济海权观念到近代才出现, 但仅就丰臣秀吉而言, 其海权意识中已可见经济海权观念的端倪。关于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原因, 有日本学者根据1593年6月丰臣秀吉向明朝提出的七项和谈条件中的第二条即要求恢复日明“勘合贸易”, 认为丰臣秀吉想通过朝鲜恢复与明朝的“勘合贸易”,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要缔结国际条约进行通商贸易”, 但遭拒绝, 因而侵朝。恰如日本历史学家王家骅教授所指出的, 这种为丰臣秀吉侵朝进行辩护的论断显然是错误的。丰臣秀吉发动战争的初衷, 并非仅止于要求恢复正当的“勘合贸易”, 其最终的目的在于进军印度, 并控制东亚与南亚贸易。至于恢复日明贸易, 不过是侵略战争受挫和谈时, 退而求其次的要求罢了。后世日本学者为丰臣秀吉侵略行径辩护的言论的确应当批判, 但从海权意识层面来看, 可以说丰臣秀吉的海权意识中的确已有经济海权观念的端倪。

第三, 丰臣秀吉以西方殖民主义者为对手谋划日本疆土, 用现代的术语讲, 丰臣秀吉已经拥有一定程度的全球化海权意识。英国海权战略专家杰弗里·蒂尔 (Geoffrey Till) 指出, 人类迈向海洋不是出于某个单一的原因, 而是出于许多原因, 它们与海洋的4个属性有关, 即资源属性、交通属性、信息交流属性和疆土属性。这4个属性密切交织在一起, 每一个都体现了国际关系的合作与冲突特征。“例如, 基督教的传播就与海洋有密切的关系。9世纪和10世纪的传教士们从爱尔兰出发, 穿过爱尔兰海, 到达北大西洋的其他岛屿, 想方设法前往美洲, 他们明确怀有将基督教传给异教徒并感化他们的目标。无论他们是否还有其他动机, 后几个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也为了追求灵魂的目的来到美洲、印度洋和远东。由于16世纪弗朗西斯·泽维尔 (Francis Xavier) 和其他人的努力, 1800万日本人中有50万人成了基督教徒;按照德川幕府所言, 足以对日本文化和社会产生本质性的威胁”。 其实, 丰臣秀吉早已开始特别警惕基督教对日本的威胁, 如前文所述在筹备侵略朝鲜和大明期间, 与传教士巧妙周旋, 附带条件地许愿助其传教, 从传教士那里获得关于明朝的各种情报及当时最先进的船舶资助, 而在侵朝战争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后, 便开始对日本国内外的基督教进行打压。

对日本国内外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地予以发文恫吓。例如, 天正十九年 (1591) 7月, 丰臣秀吉向葡萄牙殖民地印度总督发布了如下书翰:

遥寄音章, 披而读之, 则不异见万里海山与眼界, 如来简, 本朝者邦域六十有余, 积年乱日多, 而治日少, 故凶徒好奸谋, 群士作党与, 而不得服从朝命, 予也, 壮岁之日, 曛旭叹惜之, 修身之术, 治国之要, 深谋远虑, 而以仁明武之三, 抚养诸士, 哀怜百姓, 正赏罚, 定安危, 由此久不历星霜, 而天下混一, 如安盘石, 及异邦遐陬, 亦莫不来享, 东西南北, 唯命之从, 当此时。传圣主敕于寰中, 振良将威于塞外, 四海悉通关梁, 讨海陆贼徒, 安国家人民, 吾邦已晏然, 虽然, 一有欲治大明国之志, 不日泛楼船, 到中华者, 如执掌矣, 以其便路, 可赴其地, 何作远近异同之隔乎, 夫吾朝者神国也, 神者心也, 森罗万象不出一心, 非神其灵不生, 非神其道不成, 增劫时此神不增, 减劫时此神不减, 阴阳不测之谓神, 故以神为万物根源矣, 此神在竺土, 唤之为佛法, 在震旦, 以之为儒道, 在日域谓诸神道, 知神道, 则知佛法, 又知儒道, 凡人处世也, 以仁为本, 非仁义, 则君不君, 臣不臣, 施仁义, 则君臣父子夫妇之大纲, 其道成立矣, 若是欲知神佛深理, 随恳求, 而可解说之也, 如尔国土, 以教理号专门, 而不知仁义之道, 此故不敬神佛, 不隔君臣, 只以邪法, 欲破正法也, 从今以往, 不辨邪正, 莫为胡说乱说, 彼伴天连之徒, 前年至此土, 欲魔魅道俗男女, 其时且加刑罚, 重又来干此界, 欲作化导, 则不遗种类, 可族灭之, 勿噬脐, 只有欲修好于此地之心, 则海上已无盗贼艰难, 域中幸许商贾往还, 思之, 南方土宜, 如注记领受, 自是所给赐之方物, 目录在别楮, 余绪分与使节口实也, 不宣。

天正拾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印地阿毘曾灵

天正十九年 (1591) 9月, 丰臣秀吉又向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宾诸岛长官发翰催促其对日本朝贡:

夫吾国百有余年, 群国争雄, 车书不同轨文, 予也际诞生之时, 以有可治天下之奇瑞, 自壮岁, 领国家, 不历十年, 而不遣弹丸黑子之地, 域中悉统一也, 繇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 欵塞来享, 今也欲征大明国, 盖非吾所为, 天所授也, 如其国者, 未通聘礼, 故先虽欲使群卒讨其地, 原田孙七郎以商船之便, 时来往此, 故绍介近臣曰, 某早早到其国, 而备可说本朝发船之趣, 然则可解辨献筐云云, 不出帷幄而决胜千里者, 古人至言也, 故听褐夫言, 而暂不命将士, 来春可营九州肥前, 不移时日, 可偃降幡而来服, 若匍匐膝行于迟延者, 速可加征伐者必矣, 勿悔不宣。

天正十九年季秋十五日

日本国关白

以上资料是对日文文献原文的照录, 几乎不用翻译也能理解其文意。丰臣秀吉对当时军事力量依旧很强大的葡萄牙领地东印度总督的文书内容, 除了禁止其再度向日本传教外, 言辞尚不是很严厉, 而对势力衰退的西班牙领菲律宾诸岛长官则完全是一种颐指气使的口吻, 狂妄地宣称“若匍匐膝行于迟延者, 速可加征伐者必矣, 勿悔不宣”。既往研究中很多学者以为这是丰臣秀吉虚张声势地恫吓而已, 其实不尽然。据丰臣秀吉的秘书山中长俊的书牍记载, 丰臣秀吉的确曾计划发动侵朝战争, 让船队把攻打朝鲜的军队送达目的地后就全部返回名古屋, 他将亲自率领名古屋的军队渡海直接攻入北京, 在北京稍事停留, 就将带领日军舰船到宁波港停泊驻守, 把明朝南部边境地区赐予先锋将士们做领地, 他将伺机再继续率兵攻打天竺 (印度) 。

对日本国内的传教士等, 丰臣秀吉则颁布禁教令进行驱除, 将他们全集中到日本肥前平户地区限期离日, 否则处死;对国内信奉基督教的一些大名武士, 则送往侵略朝鲜的前线, 例如, 派遣基督教信徒小西行长率兵作侵朝战争的先锋等。当时的传教士们就认为, 丰臣秀吉此举是因担心信奉基督教的武士们太过骁勇善战危及其统治, 所以才将信奉基督教的一些大名武士的力量转向海外, 派往侵朝前线任其自生自灭, 成功的话便将信奉基督教的将士全迁到大明以拓展日本的疆土, 可谓一举多得之策。丰臣秀吉还曾向基督教大名有马晴信许愿说, 若攻克大明, 则“封你为支那大君”。总之, 丰臣秀吉时代就已经着手的以西方殖民者为对手的海洋策略, 对日本后世在海权竞争中的胜出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 颁布海贼令整治海盗, 体现了丰臣秀吉有意着手重构海洋秩序的意愿。海盗问题, 在今天依旧是海洋秩序面临的亟须解决的问题。16世纪前后, “倭寇”作为东亚“华夷”秩序圈内的传统挑战者, 亦曾令朝鲜及当时的明朝应对不暇, 明朝皇帝也因此多次向日本遣使诏谕日本国王整治倭寇海贼等。由于“倭寇”的侵扰, 以至于明王朝中后期迄清中期的海防论述和海权观念多着眼于如何“防倭备寇”, 忽略了正在膨胀的另一种新兴挑战者———欧洲商业殖民主义。“对手意识的错位, 阻碍了中国海权观念的进步, 埋下了中国在近代中西海权竞争中失败的深刻缘由”。天正十六年 (1588) 7月丰臣秀吉颁布了“海贼停止令” (亦称海贼禁止令、海贼取缔令、海贼镇压令) , 表面上似乎是顺应了朝鲜以及明朝多年来的要求, 并且在侵朝战争失败与明朝媾和时, 丰臣秀吉对明朝敕使还狡辩称其之所以挑起战端就是因为明朝对其整治倭寇问题未言谢:“日本之贼船, 年来入大明国, 横行于处处, 虽成寇, 予曾依有日光照临天下之先兆, 欲匡正八极, 既而远岛边陬, 海路平稳, 通贯无障碍, 制禁之。大明亦非所希乎?何故不伸谢词耶?盖吾朝小国也, 轻之侮之乎?以故将兵, 欲征大明。” 阅读此处文献, 不禁令人想起现代一些日本人抱怨中国对其官方开发援助 (ODA) 感谢不够的思维方式和言辞与此是何其相似!毋庸赘言, 丰臣秀吉的牢骚不过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而已, 其颁布海贼停止令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顺应朝鲜和明朝的要求, 而是为其侵占大明进而攻克印度后控制东亚与南亚贸易重构海洋秩序做准备。仅从时间上讲, 丰臣秀吉的海权思想应该说是前现代的, 但其政治实践却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海权思想的特点。

三、丰臣秀吉的日本版图构想, 成为后世日本人构建海洋国家的一贯指针

回顾自丰臣秀吉以来的日本社会发展史, 追求海权一直是日本百余年来的重要战略目标。从丰臣秀吉布武天下, 到近年来的海洋战略及新近的印太战略, 丰臣秀吉的海权意识一直是日本海洋扩张行为或明或暗的指针。日本的发展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每经历一次海上危机, 势必有一次海上扩张, 而且其起点总是锚定朝鲜半岛、中国、南亚、东南亚, 而后是全世界。

且不必说学者们早有深入研究的江户后期的经济学家、兵学家佐藤信渊, 其殚思竭虑为幕府献上的“用数十年间即可平定支那全国”成就“宇内混同”的“混同秘策”中, 把如何吞并“朝鲜”“满洲”“支那”“西域”“暹罗”乃至“印度”的具体行动步骤设计得周详细致。“混同秘策”中所体现的“神国观”, 及其吐露的“全世界皆为皇国之郡县, 万国之君长亦隶属为其臣仆”之野心等, 几乎都与丰臣秀吉的侵略扩张构想如出一辙。

亦不必说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其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推举的“培育了成为明治维新原动力的志士们的吉田松阴”,更是明言要以传说中的神功皇后与丰臣秀吉未竟的事业为己任, “今之天下, 即古之天下。神功丰国, 古能为之, 今而无可为乎……为今日计, 不若谨疆域, 严条约, 以羁縻二虏, 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 以张进取之势, 以固退守之基, 遂神功之所未遂, 果丰国之所未果也”。就连倡导“万国一体, 四海兄弟”之理想 的有条件攘夷论等, 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幕末思想家横井小楠, 其实也可谓是丰臣秀吉未遂宏愿的继承者。横井小楠1860年在阐述建设国家整体构想的《国是三论》中提到的“富国强兵”, 成为明治初期的三大口号之一。其中的“强兵论”, 实际上主要探讨的都是如何建设强大的海军, 而且这种探讨显然是基于对万历朝鲜战争失败的反省之上的。在“强兵论”部分, 横井小楠历数英国以20余万海军兵力称霸世界的情形后说:“文禄中, 丰臣氏朝鲜之役, 日本动用的兵员数三十五万骑, 与英国相比绰绰有余 (却未如愿) 。日本与英国国情相似, 若效仿英国致力于强兵, 设置常备军, 只需准备四百二十号的军舰炮一万五千门、水手二万九千五百人、军士一万三千五百人、将校九百人组建成海军, 在各开放港口设置兵营, 派驻军舰, 以应对不虞之变, 各地足可互救御敌。英国偏居西北虽未得地势之宜, 但却借助环海之便利, 得以远距离地任意攻击其他国家, 才发展到如今日般强大。况日本位于地球中央, 环海之便四通八达, 远胜英国千万倍。幕府若下达维新之令, 鼓舞固有之锐勇, 固结全国之人心, 定其军制, 明其威令, 则不仅外国不足惧, 时而还可渡航海外诸洲, 以我义勇释彼兵争, 不出数年, 外国反倒会变得景仰我仁风。”

对于横井小楠的思想正面评价者居多, 如有学者将横井小楠与其同时期的佐久间象山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佐久间象山迷信国际关系中的军事霸权, 而横井小楠则更多地从世界的联系出发, 希望通过世界贸易寻求国家的富强。由于时代局限和儒学思想的制约, 他们提出的战略只是那一时代的产物, 但这些战略思考毕竟是时代先驱们思索的产物, 对于后来日本近代发展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回顾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国际政治方面的实际行动, 20世纪前半期日本不断扩张军备, 侵略邻国, 最终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 在战后则强调经济发展, 拓展对外贸易, 实现高速增长。实际上, 在日本上一世纪末期以后的历史演变中, 人们可以看到佐久间象山与横井小楠的两种国际政治理念的不少痕迹。” 如前文所述, 横井小楠基于对侵朝战争失败的反省, 期待幕府推动维新组建强大的常备海军, 其目的显然不仅止于日本自身的国防, 而且还有意“时而渡航海外诸洲, 以我义勇释彼兵争”, 以获取外国之敬仰。这与佐久间象山的思想乃至丰臣秀吉的称霸宏愿虽然在语言表述上不同, 但却未有实质性的区别。

不仅幕末很多推动维新的思想家以完成丰臣秀吉的宏愿为己任, 明治、昭和天皇本人对丰臣秀吉也是崇敬有加, 明治与昭和均通过对丰臣秀吉的形象重塑和意义提升来逐步升级所谓的“外征”行动, 实施对亚洲的侵略。1868年, 明治天皇发起“大阪亲征”行动。在“亲征”最后一天 (闰四月六日) , 明治天皇向大阪裁判所发布指令称:

显有功而罚有罪, 此乃经国之大纲。况于国家有卓著功勋者反无彰显, 将何以劝励天下哉!丰臣太閤起于侧微, 攘一臂以定天下之难, 继述上古列圣之伟业, 宣皇威于海外, 虽数百年后犹令彼胆寒, 可谓自古至今于国家最为功勋卓著者。抑武臣有功于国家者, 皆以庙食酬其劳。时朝廷既已追谥神号, 不幸天不祚其家, 一朝倾覆。源家康继出, 子孙相受, 其宗祠之宏壮, 前古无比。以丰太閤之大勋却委以晦没, 其鬼殆馁, 深可叹也!今般朝宪复故、万机一新之际, 如此之废典不可不兴举。加之, 时逢宇内各国相与雄飞之际, 对如丰太閤之英智雄略者, 宜新兴祠宇, 彰显其大伟勋烈, 以期万世不朽。官员及士庶, 蒙丰太閤之恩义者不少, 宜共谋合力, 始可报旧德矣。

明治天皇发出这一指令后, 紧接着又发了一道指令, 责成大阪裁判所要早日着手“选择大阪城外近旁相应之地营造社坛, 且募集天下有志之士助力为之”。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亦说明昭和天皇延续了明治天皇的意志, 虽然至今“田中奏折”的真伪争辩依旧, 但丰臣秀吉的日本版图构想亦成为明治与昭和的疆土欲望蓝图, 则是不争的事实。时至今日, 自恃亚洲“老大”的日本不甘失去昔日地位, 正以“绝不缺席”的姿态重新布局海洋扩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6年8月27日在非洲东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第六届非洲开发会议 (TICAD) 的演讲中正式提出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 宣称“日本将担负起把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非洲的交流活动培育成与武力和威慑无缘的、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之地, 并使其富饶的责任”。2018年1月22日, 安倍首相在第196次国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 再次强调要继续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近年来, 日本不仅明显地吐露了要把“日本海”变成“日本的海”的欲望, 印度也表现出要把“印度洋”变成“印度的洋”的冲动, 而且他们还不满足于“日本的海”与“印度的洋”, 还要插手南海的问题。由此观之, 丰臣秀吉的日本版图构想就如同一种文化基因, 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日本构建海洋国家的取向。有学者就指出, 战前日本追求的“东亚新秩序”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追求文化共同体) 最终还是由制海权决定的。中国一直被日本设定为其海洋战略防范的主要目标, 或者是蚕食、掠夺的对象, 或者是牵制、抗衡、围堵、遏制的对象, 这对中国产生着极为负面的影响, 不利于甚至是阻碍了中国的海洋发展乃至国家发展。

丰臣秀吉出身寒微, 却凭借军功位极人臣, 终于在天正十八年 (1590) 统一日本, 攀升至权力的顶点。他不甘于日本的现有领土, 妄图以小博大, 通过穷兵黩武扩张疆土, 问鼎世界。结果万历朝鲜战争的失败成为后世日本人思考海权问题的明鉴;丰臣秀吉蓄谋已久的大日本版图构想, 则成为后世日本人构建海洋国家的一贯指针。2015年2月12日, 安倍晋三首相在第189届国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援引奠定明治国家基础的岩仓具视的话说:“从面积上来看, 日本或许是一个小国, 但只要国民万众一心, 国力昌盛, 成为活跃在世界的国家绝非难事。”所以, 安倍鼓舞日本民众说:“明治时代的日本人能做到, 现在的日本人也一定能做到。现在正是我们与国民一同, 沿着这条道路向前再次迈进的时候。”日本体量虽小, 但仍可以小博大, 问鼎世界。这不仅是昔日的丰臣秀吉, 以丰臣秀吉未竟宏愿为己任的吉田松阴、岩仓具视乃至于进行“殖民地奴化构想”的陆海军军政要员, 也是今日部分日本政要的共同心声。

一般仅就个人奋斗而言, 不因出身寒微而自卑, 努力拼搏去开创人生美好未来无可厚非;一个国家的发展亦如此, 即使是小国, 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 只要全体国民齐心合力也有望开创国家的美好未来。但问题的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去拼搏。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 颇具草莽英雄魅力的丰臣秀吉, 完全是将其个人奋斗的成功经验错误地拷贝到了日本国家的外交行为中。孤立地看待日本社会发展历程, 其内政外交上的很多事件都适用于汤因比关于文明起源的“挑战与应战”学说, 被看作是源于日本遭受挑战以及面对挑战而做出的应战, 因而这也很容易让日本右倾分子为其侵略扩张行为找到狡辩的理论依据。我们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来考察日本社会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 丰臣秀吉的海权意识、日本国家版图构想以及实现方略, 似乎已经沉淀为一种思想潜流或文化基因, 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海洋国家的建构决策和实践。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注释略）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