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沟通就没有人类关系，也就不会有人类生活。所以一个沟通理论不能只探讨社会共同生活的领域当中的一小个片段。沟通理论也不能满足于讨论单一种沟通科技，即便这科技及其后果由于相当新颖而特别引人注意。同样的，若沟通理论仅以概念探讨作为出发点，那也是不够的。如果人们事前就已经知道要用这个概念达到什么目标、应该要在哪一个理论脉络当中着手进行，那么仅进行一种概念探讨是可以达成目标；但这种作法是不会被允许的。所以我们先来区分两类不同的理论意图，以此来建立起一种科学理论。
第一类理论旨在追问改善境况的可能性。引领这类理论的，是对于完美、健全、或其他更美好的状态的想象。培根和由他而起的知识运动，便属于这类思路。认识自然与避免错误判断，对世界的持存来说并不一定是必须的。要正确看到某事物，并不需要先拥有光学知识。但是理论有助于匡正错误形式，并让人类生活的条件能进步、改善。
另一类理论，则从低概率性 (Unwahrscheinlichkeit) 命题出发。第一类理论不想让既有的状态毫无改善地继续下去；第二类理论则将惯常的期待与日常生活当中觉得确切无疑的事物都给消解掉，然后试图解释：本身概率极低的 (unwahrscheinlich) 一些相关联事物，是如何变得可能、变得可高度确切期待的？跟培根不同，霍布斯的政治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低概率性的假设之上。或是不同于伽利略，康德不相信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理所当然就是可能的，而是会对这一类的综合知识感到怀疑，并追问其可能性的条件。如此一来，这类理论的主要问题就不是去讨论实践性的改善，而是讨论所有改善的再之前的理论问题：一种将不可能转变成可能、将低概率转变为有概率的秩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以下的思考，将只聚焦在上述第二种提问类型，并且去找寻沟通领域当中相应的理论形式。这么做的原因是，唯有如此，才能恰当地掌握为所有社会奠定基础的那种事态整体。不过，若说想要一种硬是要让社会不断成长、安康的那种实践方针，也是合情合理的。只是人们不能天真地认为，在「自然」的基础上──不论这里说的自然是物理学意义上的、还是意指人类天性──改善就会不断成为可能。如果人们把自然理解为一种已被克服的低概率性，那么人们在判断所要达到的境界、所想改善的事物时，就会有另一种判断尺度；至少可以显见，秩序一经消解，重组的低概率性就会再次出现。 这种低概率性不只阻碍沟通抵达接收者，它也是一个让人感到挫败的门坎，并让人会因为觉得沟通无望而放弃沟通。只有在在场者的互动系统当中，才可以规定在场者不能不沟通；但这也只是规定在场者会沟通，而不规定在场者要沟通什么。如果沟通不能十分确定会传达到某个人，或不十分确定能被理解和获得成功，那么人们是不愿沟通的。但若没有沟通，社会系统就无法建立起来。因此，沟通过程的低概率性，以及低概率性如何被克服、转换成具有概率性，都关系到社会系统的建立。所以人们也可以说，社会文化的演化，就是在改造、扩展让沟通能充满希望的机会。围绕着沟通，社会方得以建立社会系统。而且显然的，确定哪一种社会系统得以可能、哪一种社会系统因为概率极低而被摒弃的演化过程，并不单单是一种成长过程，而是一种选择过程。 在本理论当中，需要有一个概念，来指称一种能将概率极低的沟通转变为有概率的沟通、亦即能解决三个沟通基本问题的整体装置。我建议，将这种装置称为媒介。提到媒介，通常是说大众媒介，意指有助于将沟通扩展至非在场者的技术，特别是印刷和广播。帕森斯曾经再多补充了称为象征地一般化的「交换媒介」的概念，并相应地提出一个以金钱为主要范本的理论。自此，在社会科学当中，媒介有两种不同的意涵，必须要根据各自的脉络、或是补充说明，才能理解。我建议，将此概念关联上沟通过程低概率性的问题，并根据其功能来提出定义。这样可以消除混淆，并有助于解释三种不同的媒介的意涵与范围。
让沟通的理解可以跨越既有知觉的媒介，是语言。它使用象征的一般化 (symbolische Generalisierung) 来代替、代表、集结既有的知觉，并藉此解决沟通时会具有的共识性理解的问题。换句话说，语言让共识性理解的印象变成一种特殊的基础，用以进行接续的沟通 ── 这种印象可是非常脆弱易碎的。
传播媒介 (Verbreitungsmedien) 不单单特别意指大众媒介。尤其是文字的发明，就已经满足了传播媒介的功能，让沟通超越了直接在场与面对面的系统的界限。传播媒介可以是文字，但也可以是任何其他能将信息固着下来的形式。不能高估传播媒介对文化的选择影响，因为虽然它能大大扩展了记忆，但是它也会限制了选择性，而选择性是用来接续沟通的。
一般来说，沟通理论会同时关注这两种类型的媒介。但是这样做会造成极端不平衡的图像。只有去问「沟通要透过哪一种媒介才会成功」这个问题，人们才能提出一种理论，可以完全正面掌握社会当中的沟通问题。第三种媒介类型可以称作象征地一般化的沟通媒介 (symbolisch generalisierte Kommunikationsmedien) ，只有在这种媒介当中，沟通的目标才能真正达成。帕森斯在社会系统的层次上，列举了金钱、权力、影响力、价值承诺作为这种媒介的形式。我会想再补充，科学系统的媒介是真理，亲密关系领域的媒介是爱情。各种不同的媒介，遍及在「社会」这个系统 (Gesellschaftssystem) 最重要的各文明领域当中、以及在对于新时代的社会来说最为主要的各个次系统当中。大家都知道，演化过程当中沟通机会的提升，对于系统建立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并且造就了像是经济、政治、宗教、科学等特殊的系统的分化。
象征地一般化的沟通媒介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传播技术能跨越在场互动的界限，并将信息传递给无数的不在场者、甚至是不清楚确知的情境。换句话说，这种媒介的前提是发明具有一般适用性的文字。由于沟通的可能性被大大扩展开来了，存在于互动系统当中、与在场性密切相关的沟通的成功，就不再被保证了。必须要用更抽象和更专殊的方法，来取代和补充这种媒介。在古希腊时代，与此相应的是新的符码文字（ nómos( 法律 ) ， aléthia （无蔽）， philía （情义）），以及相应于此而分化出来的规范系统，这些规范系统提供了一个条件，让人们相应的极低概率的沟通当中，衡量接受沟通的概率性。从那时候起，就不再有条件确保沟通能成功适用于所有的情境、成功总结出一个统一的语义。而且在印刷术发明之后，沟通媒介之间的分化就更加剧烈，最后让统一的自然－道德－法律的基础整个崩坏：各种不同的成功沟通的低概率性开始专殊化，使得法治国、激情爱欲、以严谨方法来进行的科学真理、金钱、以及法律，都开始分道扬镳了。它们使用不同的沟通管道 ── 比方，法治国透过军队、行政团体，激情爱欲透过社交酒会、（可以出版的）信件、浪漫小说 ── ，并导致不同的功能系统的分化，这会让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最终可能被放弃、并转变进现代社会。
上述简短的概论指出了我们理论概念中的双重角度。秩序的形成，来自于沟通尽管概率极低、但仍成为可能，并且在社会系统当中变得相当平常。但是当传播的低概率性透过技术加以克服后，成功的低概率性问题又会愈发严重。沟通技术领域的改变，会让文化面临到新的挑战。文化在处理说服手段的方式上，会面临到一种压力，亦即说服的条件产生了改变。有一些作法 ── 像是信奉 “ 旧时回忆 ”── 得抛弃掉了，而另一些作法 ── 比方信奉「新颖事物」 ── 的可能性则大大增加。总体来说，日益分化与专殊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连专制体制也越来越多必须加以制度化。当中，就像在生命演化当中一般都会看到的那样，改变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在快速产生的后果当中，必须要从既有方法中再发展出克服日益加遽的低概率性的方式。然而由于时间关系，概率性会越来越低，人们也只能选择转瞬即逝的事物。 至于今天被广泛讨论的新大众媒介的效果，多从一个比较狭隘的提问方式出发来思考。这种思考方式，针对 “大众”这个概念，所问的是媒介对于个人行为的效果。从这种观点来看，社会的后果乃来自于个人的行为受到大众报刊、电影、广播的大规模的扭曲。还有，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能在自身家中就可以收听、收视节目，或甚至完全可以利用大众媒介来进行沟通，这种已显露端倪的改变，也是这种思考方式所预料到的。毫无疑问，人们可以对此加以研究。但这种狭隘的提问方式没有办法看到更重要的改变。因为社会总是一个分化了的系统；它不是由一大堆个别的行动所构成的，而是社会首先形成了诸多子系统、以及子系统中的子系统。行动唯有归入到这些次系统──像是家庭、政治、经济、法律、医疗体制、教育──当中，才能超越特定情境、获得社会的重要相关性。
如果人们愿意看到在今天社会当中沟通可能性结构基础之上的改变，那就必须因而采取一种更广泛的取径。根本上的沟通低概率性问题，和将社会视为一个分化的系统的观点，会汇聚在一起，因为系统就是一种会转变为具有概率性的沟通低概率性。人们必须既要考虑到传播技术中的改变，也要考虑到沟通成功机会的差别、沟通成功机会的改变，以及传播技术和沟通成功机会两者之间的反作用力。此外还有个问题是，是否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透过系统分化，还存在有对个人的态度和动机的直接影响。个人的态度和动机在系统理论的意义上，属于「社会」这个社会系统的环境；也正因为如此，个人的态度和动机也会对「社会」这个社会系统带来反作用力。这种潜在的、如同人口统计学般的效应问题，近来也同样出现在教育系统分析当中，亦即所谓的「隐性课程」。同样的，人们可以猜想（而且以此而言，也可以将大众媒体和学校课程的大众教育，加以比较），有组织的大众媒介选择性地限制了态度与意愿的条目，而社会的其他次系统也都与这被限制了的条目有关。
当然，这里完全无法概述一个如此庞大的研究计划。我们只能藉由一些例子来提出一些可能的问题。
1) 无论人们会确认出什么对社会的持存与发展来说必不可少的功能要求，人们都不能认为，沟通成功机会的提升对所有的功能领域来说都会有同等的促进作用。发源自欧洲现代社会，至今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着少量的、相当有效的象征地一般化的沟通媒介，尤其依赖着由理论和方法所保证的科学真理、金钱、依法分配的政治权力。在社会的共同理解当中，科学、经济和政治有相应的特殊重要性。帕森斯的一般行动系统理论的出发点，也是认为所有的功能系统在分化逻辑下同样有沟通媒介。这个理论是值得祝福的。然而人们必须要时时想到，不论在自然的情况下、还是在理论上都无法保证，功能必要性和沟通机会这两者之间必然会有一致性。
于此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任何致力于对人的改变，不论是从开始的教育，还是医疗上的治疗与康复，都并不会发展出象征地一般化的沟通媒介，虽然这个功能领域也深深地奠基在沟通之上。在场者的互动唯一拥有的可能性是，说服人们必须改变。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在科学上没有任何科技能保证这件事。不论是真理，还是金钱、法律、权力、爱，都无法提供能足够确保成功的资源。人们投注许多心力在个体与互动的问题领域当中，但却都没有想到，是否、以及如何会因为技术并无法产生效果，使得耗费这些心力其实是徒劳无功的。
这个例子也指出，确实有一种不平衡的发展。在一些领域当中，低概率性成功地转变成可以理所当然地期待的事，也造就以技术控制复杂系统的可能性，即便这种复杂系统的基础过程仍奠基在自由选择之上。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当中这种发展却停滞不前，因为就算是在简单的互动系统里，也会不断要求理解、传达、成功的成效，而这都会产生低概率性这种令人感到挫败的门坎。
2) 如果我们探问传播技术对社会的功能领域、以及对社会的沟通媒介的反作用力，那么就会带出下个例子。无庸置疑的，印刷术非常迅速地改变了「社会」这个系统的重要功能得以满足的条件。许多最终造成教派分裂的宗教的激进化，都是由印刷术导致的，因为印刷术让作者的地位被公众冻结住了，使得任何声称自己就是作者的人很难再取回作者的地位。对政治来说，透过印刷术，可以不需要侯爵的身份就能发挥政治影响力与铺展政治生涯的可能性；放弃在宫廷牟取职位，不一定意味着放弃政治影响力，而且政治也必须适应这种状况。对社交关系与亲密关系来说，印刷术一方面带来了教育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也会让人误入歧途；它会诱发亲密关系，但也会透支亲密关系的可能性。它可以推广法规，但也可以推广人们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履行法规。总体来看，印刷术可以说改变了功能系统选择运作时所依据的选项条目。印刷术可以扩展可能性，但也会让选择变得更困难。
在大众媒介不需要教育就可以顺利运作、并且大大扩展可能性之后，情况也是如此。但在这当中可以找到什么指导方针吗？这是令人怀疑的。也许可以确认的是，大众媒介会形成一种在节目当中赖以为前提的播送文化。但难道可以说，就像盖伦 (Arnold Gehlen) 看待美国那样，道德因此败坏了权力了吗？难道不能说其实浮现了一种相反的情况，是因为权力可以轻易改变了在节目当中赖以为前提的播送文化所以败坏了道德吗？
比起「大众媒介改变了政治前提」这个命题，形式上的效果的表现是更为显著的。尤其是不断出现在大众媒介当中的政治，其时间结构改变了。政治的时间结构透过不断在荧光幕上出现而被加速了，因为它必须时时刻刻对自身所作所为的报导、以及如何被报导，做出反应。于此特别必要的幕前形象，有效地把政治理论的指导方针排除在外。此外在民主当中大幅扩展了的政治参与前提，也会受到限制，因为人们总必须不断接收最新的消息。
在这样的分析当中依然具备的实质内涵、首要观点，在于一个一般命题，亦即所有「将低概率性转变为具有概率性」这项选择成就。在任何改变了的、被新技术推展了的沟通层面上，要从概率极低到具有概率，制度性的解决方案都必须达到新的平衡。这里，问题又重新出现了：我们如何保证，可以满足任何功能领域的解决方案是如何总是可能的？
3) 上述讨论的、传播技术对功能系统的直接反作用力的问题，与是否大众媒介组织系统会改变个人态度和个人行动准备的问题，必须区别开来。社会会把个人态度和行动准备当作资源来看，为的是选择性地驱使具有社会接续能力的行为。当然，这也间接会对政治、科学、家庭建立、宗教等等的可能性产生反作用力。但这些功能系统可以不必透过其成员的动机状态，而是直接对大众媒介做出反应。可以想想孔汉思 (Hans K ü ng) 对宗教政治化的批评事件，是如何考虑着大众媒介来策划各种挑衅与响应、勇气与激愤、改革风浪与坚守立场。
姑且不论这个事件，大众媒介也似乎有上述提到的「人口统计学的」效果，会形成集体心智，带来所有社会系统都必须考虑到的状况。但人们绝不能因此认为，彷佛在民众当中会透过电视生产出大量一致的态度。而是要去设想付梓、播送、传递的前提，亦即让某事物得以成为信息的前提。也许最重要的前提类型是：某事物必须要是新的、偏离常态的，才会值得一提。不过这并不排除、而是包含了一些老调重谈的事（像是足球、意外事故、政府公告、犯罪案件）。一个类似的信息挑选原则是冲突。人们可以设想，这些前提不断强调破坏了连续性的不连续性，会造成不确定性。人们可以想象，这也会同时刺激一种既要确保免于改变、又要参与改变的需求，亦即既有恐惧、又有要求。对于社会的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来说，似乎要根据民众期待来进行协商──不论所关系到的是私人秩序还是国家资本主义秩序──越来越难了。
「我们在问正确的问题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大众媒介的会议当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我们这篇描绘问题的文章最后，并无法确定是否问到了「正确的」问题，而且哲学家会想再问，是否真的有「正确的」问题。但无论如何都还是有可能比至今的研究更为激进地提出、更系统地发展沟通研究问题。对此，系统理论拥有低概率性与系统建立的相关概念。如果人们从低概率性问题出发，就可以提出一个就算不正确、也会更深刻的问题，让与沟通和社会有关的事情不再是沟通研究当中的一个特殊主题，而是全然是社会的理论 (Gesellschaftstheorie) 的核心议题。 第一，他的理论跟所有「一般正常的社会学理论路数」（如果有这东西的话）完全不一样。在他早期的「功能结构论」阶段，还在梳理帕森斯的理论，所以还算正常好理解（虽然帕森斯的理论本身已经就不好懂了）；但等到 1980 年代转向 「自我生产系统论」之后，他整个理论已经进入到有点邪门的境界。一般社会学理论当中常见的主体、行动、互动、结构等等概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奇怪的概念：自我生产、再进入、区别、共鸣、二阶观察之类的，而且这些概念就只有在他的理论当中才会看到、才有意义。这使得要进入他的理论，既要有社会理论功底，才会知道他想对话的、突破的是什么；但又要散尽既有的社会理论功底，才能不受正常社会理论的偏见、真正进入到他的思想当中。然而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为了一个学者散尽自己武功？这当然就会限制了讨论卢曼理论的热门度。
第二跟他的行文风格有关。他的行文有一种连我都非常不能认同的风格，就是很多其实需要论证交代的前提，他却用教科书的行文方式，说得好像已是学界共识似的，不用交代、不用讨论，你信就对了。他的理论概念已经本来就「不正常」了，但却偏偏又不好好论证。这常常会让读者有一种「我卢曼的理论你要就信、跟着我复述一遍，不然拉倒。反正我说这样就是这样，你咬我啊」的感觉。我个人认为这是许多学者对卢曼很反感的主因。我自己对他其实完全没有厌恶感；但由于这个原因，我对他也实在无法不保持距离。因为他的风格容易造成：要嘛就是不信卢曼，懒得跟卢曼耗，但就错失了很多有价值的启发；要嘛就是信卢曼，但结果就像中邪的信徒，不断喃喃重复卢曼说的话。我个人认为对卢曼的理论不能不认真看待、但也不能太认真看待，必须要抓到一个平衡点。
第三则是对卢曼理论抓不到入门的线索。卢曼的概念实在太庞杂，但著作实在太多（多到我真的觉得他有写作强迫症），而且都已经什么年代了他还偏偏几乎只用德文写作。尤其是中国学界，今天有中译的卢曼著作几乎都不是让入门者阅读的，这让人们就算有兴趣要来钻研一下卢曼，也不得其门而入。 第二，是以两本卢曼的重要著作《社会系统》 (1984) 与《社会的社会》 (1998) 为主轴，搭配六卷的《社会学的启蒙》来服用。《社会系统》是卢曼的系统理论的真正起始点，也是他少数几本专注而有系统的著作，最能够清楚掌握他的系统理论。在《社会系统》之外，他也会针对一些重要的概念进行专门且深入浅出的解说，这多收集在《社会学的启蒙》当中，所以我才会说可以搭配服用。在这之后，他开始用他的系统理论来分析各个社会主题，而这时候他的写作非常凌乱。他常常是同时进行好几个主题的撰写，想到什么写什么。然后当中某些主题他可能觉得写得差不多了、过瘾了，就连检查都没有直接丢给出版社。像是《社会的法律》、《社会的科学》、《社会的艺术》等等众多的《社会的 XX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就、出版的。一直到他生前最后的著作，超过一千页的集大成的两大卷《社会的社会》，才真正统括了他一生的系统理论思想；当然，这也是除了《社会系统》、《社会学的启蒙》之外最值得阅读的主要著作。 不过得坦白说，我上述建议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语言门坎；这也可以看到为什么不论在中国、还是英美学界，卢曼研究很难得其门而入的原因。在中国，多半卢曼的中译著作是《社会的 XX 》，但真正重要的《社会系统》与《社会的社会》却迟迟没有中译本，更甭说《社会学的启蒙》。而且更麻烦的是，即便想看英译本，也只有《社会系统》，尽管《社会的社会》这几年终于出现英译本（虽然一直有风声《社会的社会》已中译了，但不知何故始终没有出版）；至于《社会学的启蒙》只有当中几篇文章无系统地散见于一些英译文集。这无疑会提高钻研卢曼的门坎，甚至被混乱的众多中译的《社会的 XX 》吓得退避三舍。 我这篇译文〈沟通的低概率性〉即是卢曼收录在《社会学的启蒙》第三卷的一篇小文章，当中简短但详细地交代了他所谓的沟通低概率性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篇文章我建议可以搭配《社会学的启蒙》第六卷里一篇小文章〈何谓沟通？〉(Luhmann, Niklas (1995). “ Was ist Kommunikation? ” , in Niklas Luhmann (ed.),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6: Die Soziologie und der Mensch.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Pp. 113-124. ；有英译版，收录于： Luhmann, Niklas (2002). “ What is communication? ” , in Niklas Luhmann (ed.),Theories of distinction: Redescribing the descriptions of moderni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55-168.) 来一起服用。服下这两帖，《社会系统》的第四章〈沟通与行动〉就势必会比较好消化。另外，德国人竟然还针对这篇文章做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卡通，我这里也一并附上。 〈沟通的低概率性〉有英译，收录在 Luhmann, Niklas (2002). “ The improb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 , in Niklas Luhmann (ed.), Essays on self-refer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86-98. 但我对比了英译版，发现英译版有不少问题，有些地方甚至可能是翻错的。 首先，原文的 Gesellschaftssystem 英文译成 social system ； Gesellschaftstheorie 英文译成 social theory 。这是错误的，否则我会很好奇英译者如何翻译德文的 soziales System 跟 Sozialtheorie 这两个字。我这个中译里面，将 Gesellschaftssystem 译成「『社会』这个系统」， Gesellschaftstheorie 我译成「社会的理论」。其意涵与我这么翻译的原因，我很久以前在自己的微博上有解释过，这里就懒得重新交代了。 同样也有一句英译似乎是错的。在第四节第一段，原文是 sie bildet zunächst Teilsysteme und Teilsysteme in Teilsystemen （这里的 sie 指 Gesellschaft ，社会），意指「社会首先形成了诸多次系统、以及次系统中的次系统」。但英译是： it [ … ] is composed of subsystems and subsystems within subsystems.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英译是「社会是由诸多次系统、以及次系统中的次系统所组成的」。这与原文意涵千差万别。大家都知道，卢曼强调的是系统分化，「社会」这个系统分化成各种社会系统；但英译却搞得好像是各个社会系统组成一个「社会」这个系统。这显然不妥。 我译成「象征的一般化」理由在于：这个概念出自帕森斯，虽然帕森斯没有仔细交代过，但后来 Terence Turner 在一篇文章中 (Turner, Terence S. (1968). “ Parsons ’ concept of “ generalized media of social interaction ” and its relevanc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 , Sociological Inquiry, 38(2): 121-134.) 倒是给出了清楚好懂的经典解释。依他所言，「象征地一般化的媒介」指的是让互动（或沟通）双方，能够选择比较符合对方期待的互动（或沟通）响应方式的媒介。这种媒介具有高度的抽象意涵，所以称为「象征的」；而且因为具有高度的抽象意涵，因此这个媒介可以广泛、一般地运用在类似的互动（或沟通）场合里，所以称作「一般化的」。 于是，「象征的一般化」就比较好懂了，意指「藉由拉高抽象度，使之能更一般性地运用」。「象征地一般化的沟通媒介」就是以「象征的一般化」来进行运作的沟通媒介。对此，我在 2018 年于《社会》上发表的〈承认的社会构成〉里头也有一些比较简单（应该吧？）的探讨，也许可供参考。 卢曼在这篇文章里面不只在跟哈贝玛斯对话。在最后一节，他也很明显的在跟大众传播研究进行对话。如果对传播研究有点概念的话，就会知道当时传播效果研究是非常盛行的主流。不只在以实证实用主义为主的美国如此，在德国，也有像是提出了举世闻名的「沉默螺旋」理论的 Noelle-Neumann 等学者致力于传播效果研究。卢曼对大众传播研究的探讨其实不少，比方他就曾出版《大众媒体的实在》一书（有繁体中译）。不过我想补充一件有趣的小事，就是虽然卢曼对大众媒体颇有讨论，尤其对电视媒体多有思考；但他其实家里根本就没有电视。在他身前最后一次的公开访谈当中，主持人就曾质疑他，一个家里没电视的人怎么有资格作电视媒体研究？这个访谈后来还出版成书，书名就叫做《卢曼先生，您为什么没有电视？》 (Hagen, Wolfgang (2004). Warum haben Sie keinen Fernseher, Herr Luhmann: Letze Gespräche mit Niklas Luhmann. Berlin: Kulturverlag Kadmos) 。我只能说，反正人家是大师，管他家里有没有电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