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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你们也许很难体会到“北京大学”这四个字，对于当年的我们，有多重要的意义！记得四十年前的冬天，好像那天是正月十五，我在贵州苗族山区一个小县城，突然收到印着“北京大学”四
个红字的牛皮纸信袋，知道那是录取通知书，我没有拆开，而是跑回家拿给母亲，母亲拆开信封刚看一眼，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她竟然会高声大笑，然后转过头去，不让我们看她泪流满面。
现在想起来真是伤感，没有办法不伤感。我母亲曾经是参加过全国群英会的模范教师，可是那个时候，她的儿子已经28岁，和你们现在博士毕业的年龄差不多，已经“辍学”十几年。从1966年初中毕业起，我在县城的街上无所事事地游荡，接着下乡插队在苗寨做过瓦，为了生计也在猫洞挖过煤，没有饭吃也在集市上卖过柴。
北大的这份录取通知书，当然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可是，在这个典礼上，我要说的，不是我个人命运的改变，我要说的是，直到进了北大之后，我才渐渐感觉到，跨进北大之门，不仅是我个人人生的改变，进了北大，跨入学术世界，也给我们身上，压了一个沉甸甸的学术责任。
为什么？因为北大是中国一个最特殊的大学，在它的传统中，除了五四以来，提倡民主、科学、自由的精神，激发出对中国未来的那份热情之外，还有一种学术上的追求和责任，这种学术不仅要有自由和开放，也要有严谨和规范，而且更要有非常非常高的标准和理想。北大之所以是北大，是因为它聚集了中国一批最好的老师，一批最好的学生，到处卧虎藏龙，如果你不借着这个“水涨船高”的机会，在这里扩充你的知识、提升你的境界、思考你的问题，你没法在国际学界“华山论剑”。
在北大，你不仅要看第一等的论著，要做第一等的题目，而且要和第一等的学者过招，然后才能使自己成为第一等的学人。我知道，北大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确实常常给学生以荣耀和自信，但是我要说，只有北大给你的荣耀和自信，并不能成为第一等的学者。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对中国学术现状，我并不乐观，坦率地说，中国在自然科学上能造福整个人类的成果还不多，在社会科学上能被世界普遍运用的典范、理论和方法仍太少，在人文学术领域中，能引起国际广泛讨论的话题也太缺乏，甚至在“谁来解释中国”和“如何解释中国”的问题上，我们也不敢有十足的自信。在这里，我想起的是1929年历史学家陈寅恪给北大历史系毕业生题诗，其中一首
诗前两句是“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意思是说，居然一批又一批的人到外国（主要是日本）去学中国史，这让陈寅恪这样有尊严的中国学者觉得羞愧欲死，他期待中国这种事事不如人的情况，能在年青一代手中改变，所以后两句说，“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在国际的学术比赛中洗雪耻辱，这是从北京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们的责任。所以，我一直在说，好的大学不可有精英的傲慢，但要有精英的意识，好的学者不能自视为天下第一，却不能没有争天下第一的雄心。
在北大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当然会想到北大的前辈杰出学者，可是，如果历数北大前辈杰出学者，就等于要写一部中国现代学术史。我没法一一列举，在这里我只是给各位送上三个北大前辈的话。第一段话，是胡适（1891-1962）说的，“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后面这句话是说，在学术研究中，永远需要勇于怀疑的精神，靠着这种精神，你才能发现死角、看出破绽，提出超越前人的真问题；第二段话，是傅斯年（1896-1950）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没有寻找再寻找（search and research）的吃苦精神，没有扎实的知识基础，你是不能成功的，学问不能靠小聪明，因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第三段话，是顾颉刚（1893-1980）说的，“学问上是没有止境的，如果得到了止境就等于自己的堕落”，因为在学术研究这一行，比的常常是马拉松，而不是百米，不能坚持就没有收获，千万不要自我满足，别满足于SCI SSCI AHCI的数量，把平庸的小土
坡，当作“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泰山。在学问的追求上，你要知道“天外有天”。
各位研究生同学们，你们很快要走出校门了，等待你们的明天会怎么样？
我不愿意给你们一个幻觉和假象，好像从北大校门走出去，顶着北大这面招牌，就一定会前程似锦，光明灿烂。我建议你们把困难想得多一点，武侠小说里面常说一句话，叫“未料胜，先料败”，在通向未来的路上，可能还会有好多好多困难。
无论有没有围墙，无论还有多少缺陷，在研究生时代学校都像一个家，还算一个温暖的地方，在这里的几年你可以定下心来读书，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你一定还会想起学校的宿舍、学校的图书馆，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可是，现在你要离开校门了，外面的世界，虽然很精彩，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却有疾风暴雨、暗礁险滩，你不能不睁大眼睛枕戈待旦。我想，也许走出校门你们才会看到，如今这个时代还很让人困惑，无论是个人、国家还是世界，好像都处在变动之中，未来都还有些混沌不明，往前走的路还很崎岖，还需要艰难地摸索。
正是在这个时候，你们即将走出校门走向世界。走向世界？这让我想到北大另一位老前辈梁漱溟（1893-1988），整整一百年前的1918年，他父亲在对世界绝望中选择自杀，在自杀前曾经问他“这个世界会好吗？”很多年后，一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艾恺，在编梁漱溟晚年口述时，又用这句话当作书名《这个世界会好吗》。
现在，这个问题又出现在你们面前。“这个世界会好吗”？应该由你们来回答，你们还年轻，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智慧，我真心希望，你们会给我们一个光明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