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言：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

我们将时间回到1929年的夏天，大学刚刚毕业的波伏娃参加竞争异常激烈的「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证考试」，她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而第一名就是萨特，这是他们相识的契机和起点。

那个夏天，他们经常一起散步、讨论、开心地大笑。波伏娃发现萨特和她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萨特的思想较为激进，对很多陈规陋习都不屑一顾，对生命和世界的观察有他自己独特的观点，这让波伏娃感到思想上的推动力和精神上的振奋，与萨特的相识成为她生命中最感庆幸的事。

波伏娃和萨特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不婚主义，他们也曾考虑过结婚，但萨特知道波伏娃并不想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妇女，她有超越一般人的意志和才华，她可以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而不是在琐碎平庸中消磨掉一生。

在他俩交往不久后，萨特提出的“三重奏”的协议，将他俩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彼此承诺绝对坦诚，允许彼此有情人，不得有任何隐瞒，为期两年，可以续约。”

在这份约法三章的“透明”协议里：

保持着亲近，永不结婚，同时给予对方完全的性自由，不吃醋，不争吵，简单来说是灵魂相依，身体自由。

因为他是个作家，需要刺激和新鲜感，来为写作找灵感。

波伏娃也给了萨特一个建议：

“我是个作家，也需要偶然的爱情。”

协议期限两年，每两年便要重新审视商议是否续签。然而这个协议，他们执行了一辈子。

波伏娃曾经历好几段同性恋关系，还与美国作家Nelson Algren 有一段长达15年的恋爱关系。萨特也有过好几位情人，其中有一位他挚爱的俄罗斯女友左妮娜，萨特曾将《词语》（Les Mots）一书献给她，也正是她激发了萨特写下将近600多封目前尚未公开的私人信件。

萨特和波伏娃还曾有数个共同情人，包括男人和女孩。

两人终生未同居，就算在萨特不省人事的前夕，两人也只是楼上楼下住着。至于两人的身体之爱，就更没有多少，对此波伏娃曾坦言：

萨特到哪儿都是一个温暖、活泼的男人，但在床上他不是。尽管我之前没有什么经验，但我跟他相处之后不久就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渐渐地，我觉得继续跟他做情人不仅没用，甚至是不礼貌的。

那他们相爱吗？

他们相爱。但是他们爱的是对方的智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观念，而非身体。这种爱让他们相互成就，让他们最终成了萨特和波伏娃，成了二十世纪著名的哲学家。

想象不出来，如果没有萨特，波伏娃会不会早早就和表哥结了婚，在徘徊和犹豫中永远不会提起写作的笔，一本震惊世界的《第二性》也不会和她发生关系；如果没有波伏娃，那么萨特的作品是否还能面世，他还会不会有拒绝诺贝尔奖的机会。因为萨特曾言：如果没有海狸的允许，我不会准许我的任何作品发表，甚至公开给任何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也可以说成是，因为有了波伏娃，才有了《恶心》，有了《存在与虚无》；因为有了萨特，才有了《女宾》，有了《第二性》。

他们是思想上无可比拟的挚友，一起创办《现代》杂志，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讨论提供舞台，也为当时的法国民众提供听见除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思想之外的第三种声音。

他们是生命的伴侣，在风烛残年互相陪伴。萨特在晚年的时候，几乎失去了视力（他右眼在童年就失去了），波伏娃成了他的依靠。最终萨特在1980年4月15日去世，波伏娃在1986年4月14日去世。他们合葬在了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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