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男性气概；女性主义；性别关系；曼斯菲尔德

曼斯菲尔德对“男性气概”的定义具有两重性。他正确地指出了“性别中立社会”存在的问题，但并未能指出问题到底在哪里，也未能提供真正的答案。将女性主义视为虚无主义仍是一种从男性视角出发的解读,男性气概的缺失实际并非女性主义兴起的结果，而正是女性主义兴起的原因。另外，曼斯菲尔德从一个侧面接近了性别关系的研究方式，但针对现代社会的问题，仅靠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是不够的，人们（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有必要从性别关系而不是性别主义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

2006年，施特劳斯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哈佛大学的哈维·曼斯菲尔德教授出版了《男性气概》一书。在中国，该书吸引人们的除了曼斯菲尔德的大名之外，很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在众多由女性作者写成的与女性主义相关作品中，几乎只有这一本书是集中讨论女性主义、而由男性作者写成的作品。而且，它的题目赫然是“男性气概”，其主旨也是在呼唤某种程度上的男性气概的复归，而不是人们已越来越习惯的女性主义的张扬。

欧美女性主义学者对该书主要有两种反应。一种以芝加哥大学的玛莎·纳斯鲍姆教授为代表。她发表了书评《落水的男人》，对《男性气概》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篇书评在学术界相当引人注目，被看作是女性主义者对“男性气概”的愤怒（曼斯菲尔德本人对此表示不以为然）。另一种反应则处在另一个极端。笔者在与一位英国学者交流时提及此书，她问道：“为什么这本书很重要呢？”与纳斯鲍姆的愤怒相反，她似乎并不认为有必要过于关注这样的作品。这两种回应实际上都存在着问题：前者急于批评，未能与曼斯菲尔德在同一层面上展开对话；而后者在因曼斯菲尔德重复男性立场而忽视这部作品的同时，也忽视了某种新的研究视角的可能性。

在中国，由于相关研究相对较少，该书作为性别关系的研究著作更加引人注目。但目前国内对该书的讨论还不多见，主要有刘玮博士、王涛博士和王澄霞教授的三篇书评。其中，王涛博士和王澄霞教授赞同曼斯菲尔德的观点，刘玮博士的文章则是针对纳斯鲍姆书评的回应。由于纳斯鲍姆的书评言辞激烈，在某些地方也有基于倾向性而急于批评之嫌，刘玮博士对她的回应也主要集中在批评她对曼斯菲尔德指责不实之处，而基本没有在曼斯菲尔德提出的问题上继续讨论。

事实上，国内外学界对于《男性气概》的争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书评问题，它体现了人们对于性别关系这个问题的观点和视角，实际上构成了“男性气概”与女性主义的争论。这恰恰说明在性别关系领域，许多关键性的问题还没有被澄清。而与具体的言辞相比，更重要的是曼斯菲尔德（甚至纳斯鲍姆）通过他们的关注点所揭示的现实问题本身。鉴于此，本文希望在评述曼斯菲尔德、纳斯鲍姆和刘玮博士的主要争论的基础上，围绕“男性气概”和“女性主义”的相关概念，继续讨论“性别中立社会”的问题所在,并对性别关系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行初步的讨论。

1 “性别中立社会”的问题

曼斯菲尔德在《男性气概》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代的“性别中立社会”是否存在着问题？这正是他在有限程度上倡导男性气概的出发点。所谓性别中立社会就是“你的性别并不决定你的权利、义务或地位”但在这样一个新的社会中曼斯菲尔德也与女性主义者一样发现：虽然“性别中立”，但是男性和女性都不高兴。女性发现她们虽然似乎获得了机会平等,但却比以前更辛苦了，因为在工作的同时，她们仍然要继续照顾家庭；而男性认为自己同意女性解放已经是做了很大的让步，但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舒适程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不得不让人们开始思考，如果大家都不满意,那么，之前人们所主张的性别中立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现代社会的问题呢？

对此，曼斯菲尔德的答案似乎有两个方向，因为“性别中立社会的问题在哪里”这一问题可以有两个表述方式。如果问题被表述为“性别中立社会缺少什么”，那么答案就是男性气概的缺失；而如果问题被表述为“性别中立社会的问题是如何出现的”，答案则主要指向了当前的女性主义者们。这两个答案是被同时表述的，因此很容易使人认为曼斯菲尔德的意思是女性主义造成了男性气概的缺失，也就很容易引起女性主义者的反驳。这并不能全部归咎于女性主义者,因为曼斯菲尔德并没有仔细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他没有将男性气概缺失的原因全都归咎于女性主义，虽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他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现代社会的某些女性身上有值得我们呼唤的东西。他指出：“未得到应用的男性气概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它也不是由女性主义引发的。我们已经看到，女性主义宁可自己具有男性气概也不愿意反对它。”另一方面，曼斯菲尔德又对女性主义相当不满，尤其是新一代的女性主义者更是他批判的矛头所向，“男性气概”在他看来是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最后的办法。那么，很自然地出现了下面的问题：什么是“男性气概”？

2 男性气概是什么

需要指出的是，曼斯菲尔德的“男性气概”（manliness）与之前学界有时也会译为“男性气概”（masculinity）的词汇所指是不同的。“男性气概研究”（简称“男性研究”）所用的词汇是“masculinitystudies”，而曼斯菲尔德认为，“masculinity”是“男性”而不是“男性气概”。“男性气概”在他看来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品格，而“男性”只是一个没有称赞意味的描述。在曼斯菲尔德这里,男性气概总体而言是一种正面意义上的品性，虽然它有时也可能显得粗鲁或固执，并不像绅士风度那样总是褒义的。

纳斯鲍姆对曼斯菲尔德提出了批评，认为他对“男性气概”这个核心概念界定不清。对此，刘玮博士反驳说，曼斯菲尔德根本没有试图给“男性气概”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而是在通过一些范例来说明它，并要揭示它在历史上的伟大作家那里的丰富含义。曼斯菲尔德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这虽然不像纳斯鲍姆所说的那样证明曼斯菲尔德逻辑混乱，但也并不足以逃避“概念界定不清”的批评。曼斯菲尔德试图通过一些历史人物甚至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来诠释男性气概（这种方式本身其实无可厚非），但他所举出的各种堪称“硬汉”的人物具有相当丰富多彩的形象，他们的男性气概并不像刘玮博士所概括的那样，始终是“面对风险时的自信”，而是有更加多样的内容：在他们身上，男性气概可能是勇气和坚定主张，也可能是绅士风度和责任感，有时还可能是固执己见和举止粗犷。

我们当然可以说，所有的这些都是男性气概，你可能很难要求男性把他们身上“好的品性”和“坏的品性”截然分开。但是，如果男性气概被当作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要素，那么讨论就需要更进一步。“男性气概”究竟有没有更确切的范畴？我们所呼唤的“气概”是否只要是“男性”就可以了？对此，曼斯菲尔德在政治思想史上寻找男性气概的方法似乎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被认为是“男性气概”的有益社会的品格也是非常多样的：在柏拉图那里是德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勇敢，在霍布斯那里是力量，在洛克那里是意志，在密尔那里是自主性。即使是在柏拉图那里，作为男性气概的德性也可能有多种含义：它可以是理性，也可以是血气。而且，虽然古典的哲学家们强调性别的差异，但到了密尔那里，他已经在有意识地指出这种有益的品格并非男性所独有。

那么，曼斯菲尔德到底想要通过“男性气概”这个概念强调什么呢？虽然他的论述不够清晰，也确实存在前后不一致的问题，但并不能因此就说他的整个概念都是毫无意义的。通观全书，最接近曼斯菲尔德本意的“男性气概”的内涵可以从以下这段话中寻找：

大多数研究都试图寻找所有男性亘古不变的特性，因此也就被限制在最低层面的共同特征，这大概不过是男性（maleness）或阳性（masculinity）。但男性气概不止包括一个层面。……在某个层面上，男性气概对所有男性普遍适用，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只适用于少数最具有男性气概的人——这少数人可能也包括若干充满男性气概的女人。超越这些层面之后，男性气概就是一种德性（虽然之前我曾谈到它对善恶保持中立），它是勇敢或绅士风范（gentlemanliness）的德性。在这一层之上就是在思考中的男性气概，也就是挑战传统信念的勇气。

由此可以看出，曼斯菲尔德所说的“男性气概”和“男性气概”有时是不同的。前者指向的是“男性的气概”（固定地与某一性别有关），而后者指向的是“德性的气概”（可能与性别有关，但不一定强调性别）。也就是说，针对现代社会的问题，曼斯菲尔德所强调的重点是某种德性，这种德性在历史上更常在男性身上体现（或者说，被发现），而在现代社会则似乎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不受到鼓励，尤其是在男性那里似乎更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曼斯菲尔德虽然主张的是某种并不绝对与性别相关联的德性，但他使用的词汇是“男性”气概。如果这就是对他的批评，曼斯菲尔德很可能会说，女性主义又在以使用性别中立的语言这种缺乏勇气的方式来主张女性权利了。但实际上，使用“男性气概”这个词汇本身并不是曼斯菲尔德值得被批判的地方，他多数时候只是出于表述的便利而不是对某一性别的故意强调。而且，只要这个词汇所指向的内容是值得人们追求的，继续使用还是改变这一说法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但问题在于“男性气概”含义的两重性表明，曼斯菲尔德并未反思至今仍然作为社会主导的男性的立场。作为男性，他可能已经习惯了传统的表达方式，这也许无可厚非；但作为学者,只看到男性的立场就会妨碍他的思考，尤其是在他试图考察“性别中立社会”的问题时更是如此，因为性别关系从来就不是某一单独性别（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问题。

3 女性主义与虚无主义

事实上，单凭曼斯菲尔德使用“男性气概”来指称德性这一点，并不足以断定他忽视了男性以外的立场。如果要把握他观察现代社会问题的视角,还必须考察他对于女性主义的认识。

纳斯鲍姆批评曼斯菲尔德对于其他作家断章取义，特别是对女性主义者有很多误读。而刘玮博士为曼斯菲尔德辩护说，限于篇幅，他不可能对所有女性主义流派给出细致的分析，他承认自己采用了简单的标准去划分女性主义，也从未认为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认同激进的观点。这同样也是事实,但同样，这也不能够说明曼斯菲尔德就不可能误读女性主义。应当指出，曼斯菲尔德对于温和与激进的女性主义的划分虽然简单，但不能算错误。是否对所有的女性主义流派都进行了细致分析,也不是判断他是否理解女性主义的标准。不过，曼斯菲尔德的问题在于，他抓住了女性主义的形式，却没能把握形式背后的内容。

曼斯菲尔德在《男性气概》中提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是女性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的关联性：“一切有关女人的定义都被抛弃或破坏，代之以坚定的不受定义规约的决心：传统的性道德倒在了新道德主义面前，后者要求权力和超越，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称女性主义为‘虚无主义’。”在这一点上，除了18、19世纪最早提出女权问题的女性主义先驱，曼斯菲尔德对现代各种女性主义流派的态度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管她们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他只在她们表现出对家庭身份的认同时才表示赞许。他将现代女性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波伏瓦也评价为虚无主义：“女性主义想要超越原有对女性的定义。这是它从西蒙娜·德·波伏瓦那里学到的东西，而波伏瓦从尼采那里学到了超越性。但是它渴望超越是为了独立，问题却在于超越与独立不可兼得。”曼斯菲尔德认为，尼采“没有什么是真的,任何事情都被允许”的虚无主义正是女性主义者们所依赖的思想。而二者的区别在于，在尼采那里，因为虚无主义已经到来，拯救就要来自以真诚（truthfulness）这种德性诠释的男性气概；而在女性主义这里，她们抛弃女性的道德、反对性别的角色，她们在以虚无作为拯救，而这将是一个在身份和自由之间左右为难的失败。对于波伏瓦，曼斯菲尔德认为，她的“超越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性别中立的“男性气概”，但同时也是虚无主义，因为“对于波伏瓦来说，真正的超越性建立在某个理念之上，并且超越了生物学”。曼斯菲尔德并不同意波伏瓦的名言：“一个人不是生而成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相反，“一个女人生而就是一个女人，因此她才能变成一个女人”。在他看来，男性气概是对自我和性别的超越，这植根于自然，但波伏瓦却只是要超越自然。

有趣的是，曼斯菲尔德一边认同波伏瓦的“超越性”，一边又对她提出批评：“我们可以说坚定的主张使男性气概具有‘超越性’，我们这里借用了波伏瓦的措辞，不过是在用比她更充分的方式讨论问题，因为她不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缺乏常识。”(３)也就是说，在曼斯菲尔德那里，女性的超越性就是虚无主义，而男性的超越性就是男性气概。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实际上既与前面提到的曼斯菲尔德对于“男性气概”的定义的两重性相关,又与他对于“超越性”的不同解释相关。他认为，女性主义的“超越”意味着否定，而男性气概的“超越”则意味着克服。如果说“男性气概”的两重性由于过去这种气概与男性之间的紧密联系而确实存在（不管由哪个性别来分析都是如此），那么，“超越性”的两重性则不然，这里实际上隐含着很清晰的男性立场。曼斯菲尔德也许很有理由批评波伏瓦不懂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他也没有弄懂波伏瓦。他认为波伏瓦缺乏常识，这同样也可能是对的，但她所缺乏的是男性的常识。实际上，曼斯菲尔德本人也同样缺乏常识，但他所缺乏的是女性的常识。在这一点上，他和他所批评的波伏瓦没有本质的不同。

不管波伏瓦是否懂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可以看到，她在性别关系问题上的说法和他们相当不同。但是，正如我们不能只因为曼斯菲尔德没有对女性主义的各种流派都进行细致的分析就说他不理解女性主义一样，我们也不应该只因为波伏瓦没有遵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和观点就否认她所提出的问题同样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德性和秩序都不是把女性排除在外的德性和秩序，但同样是从男性立场而不是从女性立场出发的，更不是有意识地从性别关系的角度出发的。女性主义的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给出某个解决方法，而是在于指出，或许这个世界上还有我们曾经长期忽略的问题。

曼斯菲尔德的问题在于，他是用他所关注的问题而不是波伏瓦所关注的问题作为视角去理解波伏瓦的。当曼斯菲尔德说，“一个女人生而就是一个女人，因此她才能变成一个女人”，他是在说，女人不管是什么样子，她生来并不是男人。波伏瓦并没有否认这一点。当波伏瓦说，“一个人不是生而成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她并没有说女人生而与男人相同，而是在说，女人并不是生来就应该是当下的社会所要求的那个样子。波伏瓦并不是在用“超越性”否定自然，如果说曼斯菲尔德想要强调自然形成的性别差异永远存在，

那么，波伏瓦实际上和他站在同一阵营，她只是同时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所认定的性别差异，到底有多少是自然形成的，有多少是人们建构的？对此，女性主义者们至今都无法宣称她们已经找到了答案。但问题在于，其他人也同样无法宣称他们比女性主义者知道得更多。可以肯定的是,许多在过去的时代被认为是“自然形成”的性别差异，在今天已经证明是一种偏见。这种过程不可能是永无止境的，但它仍然可能在现代社会中有所延续。曼斯菲尔德仍然认为超越是否违背了自然是与性别相关的问题，这恰恰证明了传统的建构依然存在，证明了女性主义的提问并不多余。问题的关键在于，许多男性不但没有改变他们思考的内容，而且没有跳出他们原有的思考方式的局限。他们只看到主张自己是自然的，却很难承认女性的主张也是出于自然。在这里，人们需要的是一种认真看待性别差异性的态度，而仅靠呼唤男性气概不仅无法做到这一点，反而有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那么，女性主义究竟是不是虚无主义？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回到女性主义的初衷。不管新女性主义者的观念多么匪夷所思，正如曼斯菲尔德自己也承认的那样，她们是在把自己的道德降低到男性的水平。曼斯菲尔德也看到女性喜欢亲密关系而不是统治，但他还是要强调女性在追求一种虚无的独立和权力，而且没有仔细去思考为什么女性会变成这样。他指责是女性主义者误导了女性，忘记了没有多少女性是看着女性主义者的著作指导生活的。女性是在现实中发现了她们无法化解的障碍的，女性主义者并不是什么特立独行者，而只是她们中间试图发出声音的一群。曼斯菲尔德很清楚男性不喜欢女性做什么事，因此，他会非常自信地宣称，女人只应该在家庭中批评她们自己的男人，而普遍的攻击必然会遭到失败。但他没有发现，许多女性本来并没有打算反叛家庭，但由于男性过于漠视她们的处境，她们已经越来越失望，不得不开始考虑一种不理睬男性对她们的要求的生活。女性主义仍然在寻找出路，并时常迷失方向，但女性主义从未有意识地追求虚无的超越。

事实上，女性主义所要追求的目标并非相互隔绝式的独立，而是一种平等，这种平等不意味着否认性别的差异，而是意味着对性别差异的非歧视性的承认。她们希望人们认识到，她们的处境与男性的处境一样，都是人类处境的一部分，她们有很多条件不如男性,但并不因只是与男性不同而低下。她们并非讨厌自己的身份和任务本身，但希望得到相应的尊重而不是鄙视。即使是在所谓性别中立的现代社会，这些要求实际上仍然常常与从前一样正在被漠视，甚至在表面的改观下变本加厉，这才是女性主义看起来越来越离经叛道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对作为德性的男性气概的呼唤也许能够成为拯救方式，但如前所述，这种德性如果不是性别关系中的德性，就仍然可能成为潜在的问题。

4 男性气概是如何缺失的

在曼斯菲尔德看来，女性主义者们的失败不但在于她们所采取的方式（公开而不是私下地批评男性）和追求的内容（“女人可以做任何事”）,而且还在于她们看待问题的逻辑。他指出：“女性主义者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指出任何宣称自己‘出于自然’行动的人，其实是在给自然增加人为的要求，或者在进行‘社会建构’。但是她们没有看到或者只是不承认,对社会建构负责的具有男性气概的坚定主张其实也出于自然。当然，不管我们是否主张，自然都有它自己的行动方式，但是如果我们不加主张，那么自然的方式也就会有所不同。因此性别中立社会不可能毁掉男性气概，但可能会压制它并造成混乱。”也就是说，女性主义者虽然总是批评男性在对性别的认识上采取双重标准，但她们自己也在采取双重标准。她们在涉及她们自身时否定社会建构，而在与男性相关的问题上则否定自然。虽然这一批评是针对女性主义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这种批评的单向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这里开始将男性和女性的立场放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比较,也就是说，这里隐蔽地出现了性别关系的视角，虽然曼斯菲尔德可能并不是有意识地要这样做的。

不过，既然女性主义并非男性气概受到阻碍的唯一原因，那么，男性气概究竟是如何缺失的？对此，曼斯菲尔德也进行了一定的讨论。自由主义与男性气概的关系在他看来似乎比其他思想渊源都更加复杂。在霍布斯那里,自由主义源于恐惧，“具有男性气概的人代表的自由总不同于缺乏男性气概的人想要得到的安全”，而社会性就是要平息男性气概。而在斯宾诺莎那里,自由主义则充满男性气概，因为要靠坚定的主张和力量才能保卫权利。在洛克那里，男性气概在自然状态和市民社会中一脉相承，因为自由主义意味着反抗压迫的精神。曼斯菲尔德还在关于自由主义的部分中讨论了柏克，认为在柏克那里，“男性气概变成了自由主义中依具体情况采取行动的德性”。而到了密尔那里，自由主义在主张自主性和多样性的同时，开始宣称女性与男性平等，自由主义又开始缺乏男性气概了。

总的来看，在曼斯菲尔德那里，自由主义本身是对男性气概的某种压制，而捍卫自由主义又必然需要人们表现男性气概。这种矛盾同样与他对男性气概定义的两重性相关。曼斯菲尔德认为，女性主义者们是矛盾和糊涂的，因为她们从蔑视女性和道德的男性作家（如尼采、福柯）那里汲取营养，却指责能够给她们以平等和正义原则的自由主义是虚伪的。但是，曼斯菲尔德自己也只对自由主义的一部分感到满意，而自由主义能给予女性平等和正义原则的部分（如密尔），他认为是缺乏男性气概的。事实上，拒绝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并非女性，而正是男性自己。女性是在发现温和的声音无人倾听之后才失望地转向激进的，她们并不认为自由主义的理念本身是虚伪的，只是想要指出，宣称在性别关系方面已经贯彻了自由主义的社会是虚伪的。

这样一来，虚无主义总结了男性气概缺失之后的世界，但并没能说明原因；而自由主义的“矛盾性”也无法完全解答男性气概为什么会缺失。曼斯菲尔德对此也没有深究，除了批评女性主义，他只是非常简单地提及了“资产阶级社会”和其中的理性。他没有正面解释男性气概为何缺失，但似乎倾向于认为这种缺失更多地来自各种压制。不过，问题在于，只靠放松各种压制，是否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实现男性气概的张扬？如果男性气概意味着“男性”，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但如果男性气概意味着“德性”，答案就会是否定的。因为即使是在没有“性别中立社会”压制的时代，社会也并不总是在高尚的男性气概的带领下运行。曼斯菲尔德正确地指出，男性气概的不足与过度都同样会造成问题。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指出：“困难就在于要将善与恶应用到男性气概之上，而不让男性气概变得没有道德。”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他所提倡的男性气概确实离不开德性，而并不是单纯归属于性别。也就是说，男性气概的出现需要男性本身的德性，而无法只依靠对于另一性别的批评。不论人们如何讨论道德缺失的政治的可能性，人们总是发现，道德是现实中无法绕开的问题。性别中立社会所缺失的实际上仍然是人们从遥远的年代就开始呼唤的德性，而当男性不愿意提升自己时，就会出现女性被迫的男性化，她们要么强势，要么堕落，就是不再像男人心目中的女人。男性气概的缺失不是女性主义兴起的结果，而正是女性主义兴起的原因。

5 性别关系的维度：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曼斯菲尔德的目的并不是像情感问题专家那样给男性和女性提出具体的建议，他试图从政治学的角度更宏观地看待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意见：“我们的性别中立社会需要重新采纳自由主义典型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划分。在公共领域，应该性别中立；而在私人领域不需要这样。”应当说，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建议。但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它实现的难度。男性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可以一以贯之地表现他们的气概，而女性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如果她们要在公共领域担任与男性类似的工作，甚至打算取得不亚于男性的成就，她们有时就不能太“像个女人”。这就意味着她们每天都需要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切换自己的状态和情绪。同时，由于性别关系是一种“关系”，女性是否能够“像个女人”不仅仅是女性的问题,有时与她所接触的男性是否也“像个男人”相关。

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去讨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本身。曼斯菲尔德一方面认为自由主义不太具有男性气概，另一方面又采纳了它的理念，这似乎有些矛盾。他急于说明男性气概应该得到彰显，但又发现在公共领域没有充分的理由否认女性参与的权利。而且，如前所述，在性别关系方面（应属曼斯菲尔德所说的“私人领域”）仅靠提倡男性气概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也可能会使另一些问题更加严重。然而，这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还需要追问的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是否适用于所有的问题？比如，性别关系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曼斯菲尔德并没有引入一个截然二分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他强调说：“我们一定不要把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区分看作是静态的，好像它们从不变化。我们必须记住公共事务产生于私人事务，潜在的利益或意见会寻求表达。”不过，他同时也批评说：“公共事务从私人事务中产生出来，但这并不是说公共事务由私人事务创造，而很多现代政治思想家都这么说。事情并非如此，公共领域已经存在，它总是一个带有支配性的现存状态，在任何社会中正是它建立了公私之分。”但是，如果是公共领域建立了公私之分，那么，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在公共领域性别中立，而私人领域并非如此的状态？

另外，按照曼斯菲尔德的观点，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区分虽然不是静态的，但也不是永远动态的。它们之间的界限通常是清晰的而不是永远模糊的，只是在私人事务形成潜在的利益需要表达时才会变成新的形状。自由主义区分国家与社会、公共与私人，这些区分为防止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侵犯提供了依据。但是，在现实中，这些区分有时并不是唯一存在的维度，它们总是被各种差异性所包围，这些差异性所构成的张力并不能因为人们区分公共与私人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比如“种族”，比如阶级，比如性别，这些差异性恰恰无法简单地归于国家或社会、公共或私人，尤其是性别的差异可能更是如此。“种族”的划分主要与身体特征相关，阶级的划分主要与劳动关系相关，而性别的划分虽然看上去最为简单，但涉及到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最广泛的。男性与女性不仅会因为身体（以及精神）彼此相连，也会在劳动中彼此联系，特别地，他们的关系不但同时涉及公共和私人的领域，而且这两个领域的关联是连续的而不是间断的。在一个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各自在公共领域劳动之后，都要继续面对私人领域中的生活。人们可以制定时间表，计划多少时间留给工作，多少时间留给家庭，但是，没有人能够有效地把他或她的精力和想法拆分成“公共的”和“私人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工作中付出的越多，在家庭中能够继续付出的就越少，反之亦然。而人的想法也不会因为上班或下班、离家或回家就发生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涉及到性别关系的时候，人们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中的行为必然相互影响，两个领域每天都在相互关联，因此，它们的界限可能每天都在变动，而不是只在特殊的时刻才出现新的划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现代社会，如果男性和女性都工作了8小时后回到家中，由谁来承担家务劳动呢？如果按照公共和私人领域划分的逻辑，在公共领域是性别中立的，而在私人领域应该尊重男性和女性的“自然倾向”，因为男性不喜欢家务劳动，因此就应当由女性来承担这些家务劳动。我们真的能够简单地这样说吗？我们真的能够对女性说“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要去工作”吗？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开始这样说，在保障个人基本权利时，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是必要的；而在性别关系的领域，仅仅采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去分析问题或设计规范是不够的。目前人们已经承认家务劳动不应被随意忽略，但除了经济学的分析之外还应该有对于性别关系的考察。如果人类希望社会能以不冷漠的方式存续下去，女性当然应该还是女人。但为此目的，与其批评女性主义不应过于激进，不如仔细关注女性主义产生的原因。而在这个方面，人们（尤其是男性）开始从性别关系的角度考察与性别相关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比呼唤男性气概更可行的方法。因为性别关系不仅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领域，由于它连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性质，它还有可能成为人们更全面地认识自己的契机。

6 小结：性别主义与性别关系

应当如何看待《男性气概》的主题？毫无疑问，这是一本讨论“男性气概”的著作。但它是从性别主义还是性别关系的角度讨论的呢？或许我们可以说两者都有。一方面，即使只是为男性气概“适度的辩护”，曼斯菲尔德的视角仍然是男性的视角。在他看来，女性是因为缺乏自我意识和受到了煽动才去放弃自己的性别角色的，他没有看到女性变化的原因是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被对待的方式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但在本质上却没有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将男性气概的张扬寄希望于女性主义的收敛，仍然是在重复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在批评的单一的男性立场。另一方面，曼斯菲尔德从一个侧面接近了性别关系的研究方式，因为他身为男性，却开始讨论有关性别与性别的差异问题。虽然他对于女性主义的大多数认识都有根本性的偏差，但他也发现了女性主义也会在认识性别关系时采取双重标准（即使他没有讨论男性的类似做法）。这恰好印证了人们（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有必要从性别关系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的论断。

这里的难度在于，“从性别关系的视角出发的研究”并不能等同于“关于性别关系的研究”或“所有涉及性别的讨论”。经典的思想史著作多有涉及对家庭、伦理、德性及相关政治制度的辨析和构想，这些都不是排除男性以外的性别的讨论，但“涉及性别的讨论”不一定是“对于性别的讨论”而“关于性别关系的研究”也可能是性别主义的。性别之间究竟有何种差异？塑造德性的因素究竟是人为还是自然？作为价值和制度的家庭应如何安排？政治应如何实现公正？这些经典问题无疑都是重要的。但探究这些问题的前提应是有意识地避免仅从单一性别的立场出发去探讨并非由单一性别构成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性别关系视角的研究并非只是对经典问题的回答，也不只是在经典问题延长线上的探索，而是要首先追问问题的讨论方式乃至提出方式本身。这个任务无法只靠对思想史文本的考察而实现，而是需要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发现现实中的根本性问题。

目前关于性别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多数仍然是关于“性别”而不是“关系”的研究，其中大多数是关于女性的研究，而研究背后的研究者则绝大多数是女性，以至于人们稍加注释就足以用“她们”来指代女性主义者。但实际上，仅研究某一个性别是无法弄清性别关系情况的，仅靠某一个性别的研究也是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的。迄今为止的女性主义思想有必要存在,是因为女性的处境长期以来未被言明，这既是因为女性缺乏对自己的表述，也是因为男性缺乏对她们的关注。而当女性的情况已开始被人们意识到后，未来的研究就不应该只是女性研究，也不应该只是女性研究、男性研究或女性研究加上男性研究，而应该向关注性别关系的方向发展。为此，不但需要女性不断学习表述自己，也需要男性开始关注自己以外的性别（女性也同样如此，但从目前的情况看，男性对于另一性别的认识更有限）。一本理想的关于性别关系的著作，甚至不应当是由一位男性作者或一位女性作者写成的,而是应当由一位男性作者和一位女性作者共同写成的。

在这个线索上，除了女性主义的多维度努力［从对性别与政治的理论探讨到他为她（he for she）等社会运动］，也可以看到男性作者的探讨和实践（虽然为数有限且尚未受到足够的关注）。例如，密尔已经意识到，女性的境况是人类境况的一部分，而平等意味着关系中并非只有一方。关于性别“差异”是否是“自然”的，他曾反复表示：“我曾说过，现在尚不能了解男人和妇女之间的智力差别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天生的，多少成分是人为的，是否完全存在某种天生的差别，还是要去掉一切假设的差别的人为原因，将会显露出来什么样的天生性格。”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理论或习惯都不能成为不公正的性别安排的理由，“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其本身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我认为这个原则应代之以完全平等的原则，不承认一方享有权力或特权，也不承认另一方无资格”。有趣的是，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并不认为相关问题可以用“公共/私人”的划分来终结讨论，相反，他强调了所谓“私人”的问题对“公共”的根源性意义：“假设妇女得到自由，人类的境况是否会完全变得更好？如果不会，为什么要扰乱人们的思想并以一种抽象权利的名义企图进行一次社会革命呢？……其利益就在于，由于公正而不是不公正的调整，整个人类关系将得到最普遍最普及的整顿。……人类中存在的一切自私自利、自我崇拜、不公正的自我偏爱，根源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的现行制度，并从中得到主要的营养。”

又如，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揭示了女性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并做出了重要的实践。在此基础上，布尔迪厄提出，有必要意识到作为“象征性的暴力”的社会秩序的存在。“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须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让大家接受下来，无须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社会秩序像一架巨大的象征机器一样运转着，它有认可男性统治的趋向，因为它就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他指出，这种秩序既涉及对身体构造差别的认识，涉及劳动分工、再生产和分配，也是空间的和时间的结构。这种秩序包括社会结构也包括认识结构，且并非可以认为是“自然决定”的：“正统观念的力量，也就是说一切形式的象征统治（白人、男性、资产阶级）强制规定的正当的和右翼的信念，其力量在于它把来自历史区分的特性变成体现一切自然特征的被归并的配置。”即使是“男子气概”也不是在关系之外成立的：“男子气概是一个相当具有关系意义的概念，它是面向和针对其他男人并反对女性特征，在对女性且首先在对自身的一种恐惧中形成的。”其实，不仅是被统治的女性,统治的男性也同时处于其结构之下：“结构将其局限性强加于统治关系的两项，因而也就强加给统治者本人。统治者从这种统治关系中获益，与此同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们‘被他们的统治所统治’。”因此，布尔迪厄认为：“光有把女性从统治，也就是从对她们实行统治的客观的和被归并的结构中解放出来的努力，没有把男人从这些同样的结构解放出来的努力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些结构使得男人协助统治实行。”更值得注意的是，布尔迪厄认识到不应“把理应当成认识对象的认识和思维模式作为认识工具使用”，并希望“以更具关系性的方式，研究性别关系以及改变这种关系的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论曼斯菲尔德说错了什么，他的关注和尝试本身是值得肯定的。曼斯菲尔德正确地指出了现代社会是有问题的，却并没有能够指出问题到底在哪里，也没有能够提供问题的真正答案。但无论如何，曼斯菲尔德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他提出了疑问。从性别关系这个角度看，他的提问和女性主义的提问可以是同样重要的。现代社会虽然号称“性别中立”，但仍然存在着问题，而产生问题的原因究竟是矫枉过正还是远远不及，还需要人们（男性和女性）共同以无比的勇气去继续探索。（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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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思想史》2018年第3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首发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