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历史上没有产生一位意大利裔的总统？

最直接的回答是，意大利裔移民来得晚，起点低。

当然，需要追问的是，意大利裔为什么来得晚，为什么起点低？

在1820-1930年间，大约6000万欧洲人离开故土，前往海外谋生，其中3700万人的目的地是美国。 须知，在1492-1820年的三百多年间，来到美洲的欧洲移民总共只有300余万。这场史无前例的欧洲移民潮深刻影响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造就了“美国奇迹”。

但是， 移民潮不只是一个数字，它还涉及地区和阶层差异 ，欧洲和美洲不是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而是两个具有复杂结构的历史时空。 要理解意大利裔（以及其它欧洲族裔）在今日美国社会中的地位，首先就得在移民史上找到它的定位。

美国的百年移民潮可以分为四个群体，或曰层次，分别是“定居者”，“移居者”，“迁居者”，“寄居者”。

“定居者”主要包括英裔、德裔、苏格兰-爱尔兰裔、低地裔、斯堪的纳维亚裔、捷克裔。他们的移民高峰期早（1890年前），农村定居率高，返乡者少，对美国的认同最强，在社会当中的参与度也最高。

“移居者”主要包括西裔和法裔，他们大比例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一方面邻国方便迁移，另一方面美国的部分地区本身有西班牙和法国传统，因此“移居者”的特征介于“定居者”和“迁居者”之间。他们移民高峰期略晚，农村定居率较低，返乡者较多，对美国的认同较弱，在社会中的参与度较低。

“迁居者”主要包括意大利裔和东欧裔。他们的移民高峰期出现在1890年后，基本全都是城市工人，习惯在欧洲和美洲之间来回往返，对美国的认同弱，美国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度也高。

“寄居者”主要包括犹太裔、亚裔、希腊裔。他们的移民高峰期和“迁居者”一致，但是人数相对少得多，基本全都居住在城市，主要从事商业活动，不爱参与美国的社会生活。

下表是对这四个群体的梳理：

意大利裔为何成为“迁居者”，在美国社会当中的位置发生过哪些变化，反映出了美国社会的哪些特点？ 接下来，本文将以这四个群体为线索，简述美国移民社会的故事。

一、“定居者”：一往情深的“农夫”们

比起拿破仑战争后的移民潮，1820年前来到美洲的欧洲移民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已。但是， 19世纪之前的北美移民活动奠定了19世纪上半叶美国移民的特征：一是以欧洲北部居民为主，二是大量定居于农村。

在拿破仑战争之前，新英格兰已经吸引了许多居民前来垦殖。这些居民以英裔、低地裔、德裔新教徒为主。其中，德裔大量定居于宾夕法尼亚，形成了自己的社群文化，包括“宾夕法尼亚德语”（Pennsylvania Dutch /Pennsilfaanisch-Deitsch）。到19世纪初，这些农村居民已经高度美国化了，他们认为自己说的话是一种本地方言，许多人对故土都失去了概念。

有个著名的故事说，19世纪有位德国旅行家来到美国，遇到一个宾夕法尼亚德裔，后者发现前者的语言和自己十分相像，于是问道：

“你的德语说的真好，你来美国多久了？”

“差不多6个月。”旅行者回答说。

“哇哦，那你学的可真快。”

在传统社会当中，土地是社会关系和身份意识的核心。在工业化起飞之前的美国，超过90%的居民住在农村，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小农，移民也大都是渴望土地的新教徒农民。 在抵达美国后，他们毫不犹豫地定居在农村，在一两代人之间就变成了美国的忠诚国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关于故乡的全部记忆，如果把移民的身份认同看作一个360度的全角，那么他们大概是把300度放在了美国，60度留给欧洲。

在1870年前，来自欧洲北部的移民占到了压倒性多数，其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地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当中，大量破产农民迫于生计移民， 与此同时地中海欧洲和东欧的工业化进程尚未起飞； 其二是交通技术改良尚且有限，汽船并未普及，昂贵的船票堵死了大多数欧洲北部以外农民的移民之路。

在“定居者”当中，有两个相对特殊的群体，一个是斯堪的纳维亚裔，另一个是爱尔兰裔。

斯堪的纳维亚裔的特殊之处在于，北欧对移民的推力主要不在于工业化 （瑞典和丹麦的工业化都起始于1890年代），而是人口增长带来的饥荒和社会动荡。不过，斯堪的纳维亚裔抵达美国后，生活方式和德裔以及低地裔并无不同，都是大量成为农民。挪威裔和比利时裔一样都是农村定居率最高的移民族裔。

爱尔兰裔的特殊之处同样在于，移民潮的主要动力来源于1840-50年代的大饥荒，而非本地的工业化。但是 和斯堪的纳维亚裔不一样的是，爱尔兰裔主要是天主教徒，而且他们的农村定居率较低，最初主要是充当建筑工人。 在爱尔兰裔到来之初，他们就受到了美国“本地人”的排斥。不过爱尔兰裔还是成为了“定居者”的一部分——他们到的足够早，也有更多时间融入美国社会，但他们的经历也预示出了后来“迁居者”们的命运。

此外，爱尔兰裔的一个特点在于，他们在对美国高度认同的同时，也保持了强烈的本土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情感最终促成了一战之后爱尔兰共和国的独立。 无独有偶，“定居者”中的捷克裔也具有这一特点。对于捷克裔和爱尔兰裔来说，他们的认同不只有一个全角，而是同时有两个扇面。

二、“移居者”：三心二意的“邻居”们

1886年，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法裔移民”抵达纽约港——作为法兰西共和国向美利坚合众国送上的国礼，自由女神像在曼哈顿落成。这座雕像成为了美国的象征，也是美国欢迎移民的一个标志。不过讽刺的是，送出雕像的法国人对移民美国出了名的缺乏兴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深受生育率低下之苦，法国人不爱生孩子，也不爱移民——去美国也好，去阿尔及利亚也罢。但是， 美国还是接收了一大批说法语的移民，他们来自法国的前殖民地，加拿大的魁北克。

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6-1783年），由于担心狂热的美国人会剥夺天主教徒的信仰自由，魁北克法裔坚决支持英国国王，让加拿大成了保王党的大本营和避难所。一百年之后，在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巨大活力面前，魁北克法裔开始用脚投票，大量前往美国打工。 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地区也有法语文化传统，给了法裔更多本土身份认同。

和魁北克法裔际遇相似的是墨西哥的西裔居民。 在美墨战争（1846-1848年）之后，美国吞并了墨西哥55%的国土，这些土地上的居民成了美国公民，这些边境州也成了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桥梁。 魁北克法裔和墨西哥西裔作为特殊的“移居者”，其特点介于“定居者”和“迁居者”之间。 和“迁居者”一样，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一开始都是为了打短工来到美国，但是在每次用工季潮水退却之后，都会有一批移民选择留下来。 地理接近性和文化纽带既是“移居者”定居在美国的理由，也是他们无法像北欧裔一样彻底扎根美国的原因。

反过来说，美国社会对于“移居者”的态度也不如“定居者”亲切。至于究竟是美国社会的排斥在先，还是移民群体不主动融入在先，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此不多谈。但这种矛盾确实给很多人造成了困扰，特别是接下来的“迁居者”和“寄居者”们。

三、“迁居者”：若即若离的“燕子”们

1880年是移民潮历史上的转折点，从这个年份开始，南欧裔和东欧裔取代北欧裔成为美国移民的主要来源。 在新的移民群体当中，意大利裔地位尤其突出。

前文说到，1870年前北欧裔移民居多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压力，以及船票价格的限制。然而在1870年之后，英、德、比几国的工业化已经颇具规模，居民不必再背井离乡谋求生计。与此同时，南欧和东欧各国的工业化才刚刚开始。特别是在意大利和俄国，不平衡的工业政策和农奴制改革造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力，而远洋航运的船票价格又随着技术改良不断降低。 1880年前鼓励北欧移民，抑制东欧和南欧移民的理由，到1880年后翻转了过来，带来了一波规模更大的移民潮。

然而，此时来到美国的意大利移民们发现，这里已经不再是西进运动的热土了。“边疆”已经消失，已经被“定居者”们瓜分完毕。他们只能成为城市工人，也只想打工赚钱，衣锦还乡。

意大利裔移民有一个出名的绰号，叫做“燕子”（Golondrina），用来形容他们来回往返于欧洲和美洲，打工赚钱养家的情形。 工人们在有活儿的时候前往美洲，赚够了钱就回家购买土地，娶妻生子。这种现象在东欧裔移民当中也非常普遍，而且即使身在美洲，立陶宛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也会汇款到家乡，支持家里人的生计或者是本民族的事业。

意大利裔移民聚集在城市当中，和本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意大利政府也鼓励移民的认同和忠诚，作为欧洲烧炭党的起源地，19世纪的意大利不是一个强国富国，但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非常浓烈的国家。 与此同时，由于意大利裔普遍都是贫穷的工人，天主教徒，他们远离美国乡土，又组建了各种城市帮会组织，美国社会对他们的偏见也尤其严重。

在小说《教父》当中，出生在西西里的维托.柯里昂抵达美国的时间是1902年，他是当时万千意大利移民中的一员。20世纪头20年是美国移民潮的最高峰，每年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抵达，其中意大利裔占了相当一部分。然而，这个时期来到美国的大多数移民已经无法得到自由女神最温暖的拥抱了。早在几十年前，“定居者”们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主人地位。

四、“寄居者”：随来随走的“外人”们

和“燕子”同一时间到达美国的，是“寄居蟹”。

“寄居者”主要由一些小族裔构成，他们几乎全都住在城市里，从事商业和轻工业。他们保持着自己的社群传统，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漠不关心 （或者说被剔除在美国社会生活之外，取决于角度）。这些群体主要包括欧洲的犹太裔和希腊裔，以及亚洲的土耳其裔、阿拉伯裔、亚述裔、伊朗裔、亚美尼亚裔、印度裔、菲律宾裔、华裔和日裔。

和“迁居者”一样，“寄居者”不受美国当权者的欢迎。 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华人群体，1882年的《排华法案》是美国移民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文件，也是移民配额制度到来的先声。 为了鼓励“定居者”族裔，打压“迁居者”和“寄居者”族裔，1924年移民法案（又名《国家起源法案》）规定依据189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配置各族裔移民配额比例，还附加《排亚法案》禁止来自亚洲大多数地区的移民。 这两个法案的意图十分明显，前者是针对南欧和东欧裔移民（选择了1890年这个移民潮转折点），后者则是针对以亚洲裔为主的“寄居者”移民们。

在20世纪初的美国身上，关于移民问题的基本争议已经浮现出来：“主流”指责移民素质低下，抗拒同化；而移民指责“主流”缺乏包容，没有给予平等的机会。

作为“迁居者”中的代表族裔，意大利裔长期遭受指责，同时也长期抗议美国社会的不公正待遇。 在20世纪初，意大利裔以普遍贫困，犯罪率高闻名；然而到20世纪末，随着二战后几十年的社会发展，意大利裔的社会经济地位已经达到了欧洲裔中的较高水准，而且涌现出了许多各界名人。 美国意大利裔用行动证明，“迁居者”和“定居者”是流动的身份，移民的地位表现是由社会现实，而非由其文化背景决定的。

从趋势来看，意大利裔在美国社会当中的地位是不断提高的，因此在未来几十年中涌现出更多精英（或者总统）也并不奇怪。不过，美国社会更应该反思的问题是，这种“先来后到”的格局是否合理，印第安裔和非裔作为当之无愧的“定居者”又为何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或者说，依照“族裔”划分人群的传统，从根本上来说或许就是压迫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