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 就形成新 凯恩斯 主义经济学(New—Keynesian Economics)，以与其对立的研究方法， 即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New—Classical Macroeconomics)相并立。以萨缪尔森为首的 新古典综合派 亦称为新凯恩斯主义，它以“neo”表明“新”的意义，因此， 是对旧凯恩斯 宏观经济学 和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标名“新凯恩斯主义的”，英文原文为“new—Keynesian”，此词是 迈克尔·帕金 (Michael Parkin)所创造的，他于1984年出版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始创“新凯恩斯理论”(new—Keynesian theory ）这个术语，而未用“新凯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最先使用“新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 这一称号的， 是劳伦斯·鲍尔 (LawrenceBall)、格雷戈里·曼奎(N.Gregory Mankiw)和戴维·罗默(DavidRomer)。他们于1988年发表了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产出量—通货膨胀交替关系》（载《布鲁金斯经济论文集》1988年第一期）。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主要的还有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 乔治·阿克洛夫 (George Akerlof)、 珍妮特·耶伦 (Janet Yellen)、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本·伯南克 (BenBernank)等。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它的研究方法实质上是真正未应用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数学上的构思。对比而言，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决未想成为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要成为解决起初世界问题的实际政策模式。 凯恩斯 宏观经济学 在理论上是凌乱的，他们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切合于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制度和现实行为。因此，必然发生凯恩斯主义复兴。正如阿兰· 布林德 (Alan Blinder)说道：“宏观经济学已处于另一次革命之中，这次革命等于凯恩斯主义的再现，但是具有更加严密的理论风格。”（注：以上论述， 参见：曼奎和罗默主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第一卷,1991年英文版）第1页。戈登著：《什么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学文献杂志》1990年9月号第1115页。布林德：《凯恩斯主义复兴》《挑战》1992年9—10月号，第18页、51页。）

在市场经济中，内生力量可能经常地增强 外生 冲击的干扰影响。因为在新 凯恩斯 主义模型中，经济波动是不规则的、无法预言的，所以新 凯恩斯主义 者不是政府试图微调宏观经济的支持者。关于对总量波动，政府可以采取 相机抉择 行动的程度，并没有统一的新凯恩斯主义观点。然而，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由于 市场失灵 ，特别是就极度 经济衰退 来说，确实需要政府行动。由于经济将来可能面临诸种问题的不确定性，少数新凯恩斯主义者便赞成均衡理论家们和大多数 货币主义 者所提倡的 固定规则 方法。

从新凯恩斯主义分析中得出的教训是，面临导致持久性的巨大冲击时，政策干预是必要的，因为市场经济的调整过程运转得较缓慢。斯蒂格利茨指出：“新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家也相信，面临迅速变动的经济时，设计恰如其分的规则性政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与货币主义者和 新古典主义 者提倡的“ 微调 ”(Fine—tuning)经济政策相对照，新 凯恩斯 主义者却拥护设计出“粗调”(Coarse—tuning)政策以抵销或避免宏观水平波动问题。

就一直对实际工资粘性展开各种解释的那些新凯恩斯主义者说来，已得出一些政策结论，特别是降低持续高度失业的政策。 林德 贝克、 斯诺 沃认为，为了要降低内部人的权力和使 局外人 对 雇主 更具吸引力，制度改革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说，降低权力的政策包括：

(1 ）工作保障法规的软化以便减低雇佣和解雇劳工的流转成本；

(2 ）工资关系的改良以便减少罢工的可能性。

有助于给局外人以公民权的政策将包括：

(1 ）再培训局外人以便增进他们的人力资本和 边际产量 ；

⑵改善劳工流动性的政策， 例如住房市场；

⑶使工资具有更大灵活性的利润分享安排；

⑷失业补偿制度的再设计以便鼓励寻找工作。

有些新 凯恩斯 主义者（特别是欧洲支派）赞成某种形式的 收入政策 ，以缓和不对等的工资议价制度的不利影响，例如，拉亚德(R.Layard)等在1991年出版的《失业、宏观经济运行和劳动市场》一书中争辩说：“如果失业超过长期‘无加速度 通货膨胀 的 失业率 ’(NAIRU, 或 自然失业率 ）并存在滞后现象，那么暂时收入政策就是有助于失业更快地回到NAIRU的一种极好方法”。但是，这样的政策仍引起激烈争论， 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如曼奎等并不认为收入政策起着有效作用。而且，有一位经济学者金蒂斯(H.Gintis)明确指出，尽管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放弃达到充分就业的义务是较小让步，可是，这种让步（承认自然失业率的存在）却是重要退却。（注：见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第325—328页，以及 《挑战》 1992年9—10月号，第50—51页。）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论文《递增风险：定义》(1970)中，首先对风险的传统定义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新的定义方法。他们认为，人们通常用四种定义来说明一个随机变量(Y)较另一个随机变量(X)具有更大的风险（假定二者均值相同），即：⑴随机变量Y等于随机变量X加干扰项Z（均值为零的噪音）；⑵每一个风险规避者更偏好X,即对一个凹 效用函数 而言,EU(X)≥EU(Y)；⑶与随机变量X相比，随机变量Y的 概率密度函数 在其尾部具有更大的权数；⑷随机变量Y的方差大于X。通过对随机变量的偏序进行检验，他们指出前三种定义是等价的，而第四种定义则与之不同。为了更准确地把握风险的含义，他们还对“更高的风险”给出了一个正规的定义，即如果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是另一个 随机变量 的 密度函数 加上一个“保持均值不变的差”(MeanPreservingSpreads)，则该随机变量具有更高的风险。其中，“保持均值不变的差”是一个均值为零的 分段函数 。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柴尔德的这一定义，成为大多数论述风险问题文献的分析基础。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递增风险：经济影响》(1971)论文中，进一步对递增风险的经济影响及其具体应用进行了论述，分别就 不确定性 对储蓄收益率的影响、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厂商的生产问题和厂商多期计划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其主要结论包括：⑴ 均方差 分析方法一般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相关函数 的凹行或 凸性 条件可以用阿罗- 普拉特 的相对和绝对 风险规避 概念进行表述；⑵厂商在 不确定条件 下的产出总是低于确定性条件下的产出，厂商对递增风险的最优反应是削减产量而非价格（这是新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的基石之一）。

这些发表于70年代早期的论文，奠定了 斯蒂格利茨 的学术地位、并部分地奠定他的研究方向和风格。有人曾经形象地指出：斯蒂格利茨的学术生涯，就是他关于风险和 不完全信息 的基本思想在整个经济学领域不断传播的过程。

二、委托-代理和 道德风险 、 信息甄别 、 不完全竞争 等理论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和 不确定性 的研究，直接导致了他对委托-代理及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是它对前述分析工具和基本思想的理论应用，又构成了他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立足点。

1.委托-代理和道德风险。斯蒂格利茨利用 不完全信息 和 非对称信息 ，对委托-代理及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成果反映在其与阿诺特合着的《对道德风险的基本分析》(1998)、《道德风险与非市场制度》(1991)等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等认为，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会引起委托-代理和 道德风险 问题。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和行为动机可能不一致、且存在非对称信息，因此，代理人的行为可能不符合委托人的利益。他们指出，即使发生这种情况（对委托人而言，代理人的行动并非最优秀的），委托人可能仍然偏好代理人参与其中的结果、而非没代理人参与时的情形。例如在刑事审讯中，杀人嫌疑犯可能更偏爱雇用一个代理人（律师）所产生的结果（定罪为 过失杀人 ）、而不是没有代理人时的结果（判处 死刑 ）。当然，最符合委托人利益的结果（ 无罪释放 ）可能通过代理人的其它行动（例如向法官行贿、做伪证等）取得。由于委托人不能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完全推断代理人的真实行为，因而他对代理人的能力、代理人根据委托人的利益采取行动的程度等无法获得准确的了解。因此，斯蒂格利茨等将委托-代理关系的特征描述为：委托人由于部分 非对称信息 的存在而具有的风险的情形。

将努力函数引入分析模型，使得双方签订的合约对双方的偏好集和机会集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并使得市场活动更趋复杂。据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88)针对 意外保险 指出：“即使预期 效用函数 、努力程度与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的关系等基本函数是相当良好的， 无差异曲线 和 可行集 却也未必：无差异曲线不必是凸的、可行集必定不是凸的；价格-消费线和收入-消费线可能是不连续的；努力程度一般不是保险政策或商品价格等参数的 单调函数 或连续函数”。显然，不连续性将削弱人们对市场机制的自信。此外，他们认为非市场因素会使得 道德风险 问题进一步加剧。为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91)所得出的结论是：“当发生明显的 市场失灵 时，非市场因素至少部分具有克服市场缺陷的强烈动机”。

新凯恩斯主义

2. 信息甄别 模型。阿克洛夫的“ 旧车市场 模型”和 斯彭斯 -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分别对 逆向选择 的机理和 信号传递 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斯蒂格利茨则提出了信息甄别模型和 保险市场 模型，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界对逆向选择和信号理论的研究。

斯蒂格利茨在其所发表的《“信息甄别”理论、教育与收入分配》(1975)论文中，以“受教育水平”作为 市场信号 ，对信息甄别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而在《质量依赖于价格的原因和后果》(1987)论文中，则考察了价格水平充当市场信号、并具有 信息甄别 作用的情形，尤其是对信息甄别问题给出了更一般的分析。斯蒂格利茨认为，价格水平除了传统经济理论通常所描述的作用外、还具有充当市场信号的功能-它传递信息并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在存在 非对称信息 的情况下，价格的变化具有两方面的效应：在信息不变的条件下沿着 需求曲线 的移动以及信息的变化引起的需求曲线本身的移动。例如，在 保险市场 上，愿意支付较高价格的投保者，往往具有更大的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保险公司可根据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将 投保人 甄别开来、并使不同类型的投保人选择不同的 保险合同 。

斯蒂格利茨的这类模型，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⑴许多结论依赖于 规模收益递增 的假定；⑵所有模型均包含某种 信息不对称 ；⑶当存在 信息甄别 时，某一市场价格上的 供给和需求 可能不会相等；⑷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商品，也会出现多种市场价格，即市场价格是一个分布、而非单一值。在信息甄别模型中， 不完全信息 和 非对称信息 可能使得 市场失灵 ，使得 市场均衡 偏离最优水平。它们在劳动市场、 信贷市场 和 保险市场 上的应用，则为新凯恩斯主义对自由放任的质疑态度提供了微观基础。

3. 不完全竞争 。对 不完全竞争 的分析是斯蒂格利茨的另一项重要学术贡献。他在一系列相关论文中均将厂商模型化为面对风险（产出依赖于随机变量）、市场结构（行业中的厂商数量）内生地决定及采用博弈论思想（进入战略和退出战略等）的生产单位。

斯蒂格利茨在其与 迪克西特 合着的《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1977)论文中指出，外部效应、 规模经济 和分配公正，是导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主要原因。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针对规模经济的 垄断竞争 模型，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市场均衡与社会最优的关系进行了对比。他们首先将规模经济问题巧妙地转换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减少产品种类、增加每种产品的产出数量，能够降低企业成本、节省 社会经济资源 ；与此同时，产品种类的减少将使得消费者产品消费种类的减少，从而引起社会福利损失（消费者更偏爱消费的多样性）。由此，他们将 规模经济 问题变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问题，且其社会福利性质依赖于消费者 效用函数 的形式（因为效用函数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种类多样化的偏好状况）。

为了反映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的作用，并体现产品替代对消费者效用、从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迪克西 特和斯蒂格利茨构造了著名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数”（后被人们引申为D-S 生产函数 ，在现代 内生增长理论 、尤其是品种增加型或质量改进型的 经济增长模型 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分别对固定替代弹性、可变替代弹性和非对称情形下的效用函数及其 市场均衡 同社会最优的对比进行了讨论。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固定替代弹性的情形下， 垄断竞争市场 的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完全一致，即具有相同的企业数目、同样多的产品种类和产量；无约束最优拥有比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产品种类，但仍没有企业达到 平均成本 曲线的最低点。因此，社会最优并不是将产出扩大到穷尽全部 规模经济 的情形。此外，他们还在固定 替代弹性 情形下，第一次严密地推导出了人们熟悉的张伯伦dd曲线和DD曲线。

三、 保险市场 、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将上述研究成果运用于保险、金融和劳动力等特定市场分析之中，是斯蒂格利茨对经济理论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在斯蒂格利茨的研究中，这些市场均具有下述显着的特点：⑴每种市场的产出均具有一定的 随机性 ，至少一方的市场交易者面临风险问题；⑵市场面临 非对称信息 ；⑶每种市场均充满了委托- 代理问题 和 道德风险 问题；因此这些市场一般不会出清，其产出往往偏离最优水平。

新 凯恩斯 主义以 不完全竞争 和 不完全信息 为前提 ，分析论证名义的和实际的工资和 价格粘性 的存在，从而得出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的不稳定性（市场始终难以出清）这种论断，以及 资本主义社会 必然产生大量 非自愿失业 这个现象，因此提出政府干预 私营经济 的必要性，否定政策措施的无效性的论调。所有这些都近乎 资本主义 社会经济的现实。

自60—70年代以来， 西方经济学 界各派对如何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相结合的机制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其中受到责难较多的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被认为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对此，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们试图吸取新古典派的理性预期假说，甚或承认 自然失业率 的存在来补充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然而，这样的结合和补充恰是背离了 凯恩斯 革命的重要部分。诚如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 凯恩斯革命 从理论方面来说，就“在于从均衡观向历史观的转变；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到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的决策问题的转变”，而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严格的理性行为是不可能的。经济生活很大部分都是根据公认惯例来处理的。（注： 琼·罗宾逊 ：《凯恩斯革命的结果怎样》，《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 商务印书馆 。1979年，第20、21页。）”可见，新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者企图将“理性预期”，从而用“ 理性经济人 ”来填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质上并非对 凯恩斯经济学 的“发展”，而是向凯恩斯以前的 传统经济学 的让步和复旧。须知，西方 新古典经济学 理论中对“理性经济人”的强调，正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如果仅着眼于对“理性经济人”的强调，那就忽略了最大多数智力正常的人的行为和决策极少决定于经济的考虑，因而无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抹煞集体行为力量，否认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或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冲突。这样，就必然使其经济分析容易形成错误的结论，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

至于 自然失业率 ，它不过是西方传统经济学中的“ 摩擦性失业 ”和“ 自愿失业 ”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它的水平变动是由劳工市场的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自然失业率变动可被视为理所当然地未实现“充分就业”的借口，即不存在 凯恩斯 所指出的“非自愿失业”了。显然，这确是新凯恩斯主义者的重大让步，如有些经济学者所评论的那样。总之，诚如西方有的经济学者所指出的，“虽然 宏观经济学 需要微观基础”，但是“微观经济学也需要宏观基础”，而且“微观经济学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宏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