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传：柏林时期的大卫·鲍伊之一，深陷泥潭
大卫·鲍伊（David Bowie）是谁，我想是个摇滚乐迷都知道，中国乐迷戏称其为宝爷，我听过不少和他有关的故事，但大多发生在华丽摇滚时期，或者近些年。而柏林时期的鲍伊却很少进入中国乐迷的视线。
大卫·鲍伊有一个外号：变色龙。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因为其千变万化的性格，或者说他展现给世人的性格，从Major Tom到Ziggy Stardust，再从Plastic Soul到Thin White Duke，让乐迷们摸不清到底哪个形象最接近鲍伊的本心。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子到瘦白公爵，鲍伊一跃成为1976年美国最炙手可热的巨星，那一年鲍伊发行了专辑 Station to Station ，上映了一部他主演的电影 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 ，以及一张电影同名专辑。而就在前一年，鲍伊凭借其出色并且大卖的专辑 Young Americans 获得plastic soul的称号，专辑中他和约翰·列侬合作而成的歌曲“Fame”成为了鲍伊在美国的第一支No.1单曲。那一时期的他从外部来看，可谓意气风发。
但实际上，和他名气齐头并进的还有其混乱的私生活：身陷各种法律纠纷、和经纪人不和、婚姻出现问题、沉溺于毒品和玄学，甚至还成为了FBI眼中的法西斯份子，他曾一度想放弃自己的生命。也许你会说，明星的生活不都这样吗？
可就在一年后，离开洛杉矶远走柏林的鲍伊发布了新专辑 Low ，拉开了“柏林三部曲”的大幕。所谓柏林三部曲乃三张专辑: Low （1977）, “Hero” （1978）和 Lodger （1979）。这三张专辑被普遍认为是鲍伊音乐水准的一个高峰，影响了诸多后世音乐人，例如 Low 中的一首歌“Warszawa”曾被Joy Division用作乐队名。在许多人印象中阴冷而暗淡的柏林，不仅仅让鲍伊戒掉了毒瘾，还让他在音乐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之前读过一篇传记性质的文章：
David Bowie remembers Berlin: “I can’t express the feeling of freedom I felt there”
这篇文章应该原载于2001年的某期Uncut杂志，它详细的描述了1976年至1979年间，鲍伊的转变。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鲍伊的生平，更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柏林三部曲”的创作背景，更能体会专辑所传达的情感，同时会让一些人明白，毒品对于摇滚音乐人的创作究竟是有帮助呢，还是有所损害。
我简单地翻译了这篇文章，它有点长，我可能会分为四部分发布在这个专栏里。英语还不错的朋友可以去阅读原文，除了上面的地址外，还有Uncut官网上的一个： 原文 。
希望这几篇文章能帮助一些朋友加深对大卫·鲍伊的了解。
从1975年至1978年鲍伊形象的变化，也可以一窥他生活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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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柏林，1976年。嗑药后神志恍惚中的大卫·鲍伊脑子里充满了强烈的妄想，他坚信自己被一个可乐供应商的一笔交易给死死地套住了。他开着一辆老旧而破烂的敞篷奔驰车在柏林城里的主干道——库达姆大街上游荡，寻找着臆想中的目标。那辆车是他忠实的小伙伴伊基·吉米·波普（Iggy "Jimmy" Pop）和科琳恩·可可·施瓦布（Corinne "Coco" Schwab）为他买下的。就在这时他瞅见了那个坐在另一辆车上的商人，怒火中烧的鲍伊失去了理智，用自己的车狠狠地不顾一切地撞向猎物的车，然后又撞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地撞着。
“他在车里慌张地四顾求助，我能看到他在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感到极度地担忧。”鲍伊在自己2000年的演唱会Bowie At The Beeb现场，对着体育场中的观众这样回忆道，“我狠狠地撞了他有那么五到十分钟。也没有人来阻止我，没有人采取任何行动。”
终于，鲍伊回过神来，在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之前停止了他的冲动行为，可就在那天晚上，他又陷入了“某种精神上的绝境”。他发现自己在酒店的车库里，脚死死地踩住油门，车正以发疯般的速度绕着圈。这位疲惫到极点的明星做出决定“此时此刻就是电影里科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松开方向盘的时候”。于是，他放开了握住方向盘的手。但恰好这时，梅赛德斯没油了，骤然间停了下来。“天哪，”鲍伊在车里哭着，“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他错了。因为与他所想像的余生将会碌碌无为不同，他马上就会写出一首痛苦忏悔的歌，“Always Crashing In The Same Car”；他也不会在巅峰之时陨落，因为他将重整旗鼓，在其支离破碎的思绪里寻找出灵感，并把它们塑造为三张专辑，这张三张专辑将会是他生涯里情感最为澎湃和最具挑战力的三张，也是最有影响力和最具魅力的三张；他也不会仅仅成为一个普通的七十年代摇滚明星，他将会融合朋克（punk）与电子乐（electronica），黑魔法（black magic）和白噪音（white noise），安非他命精神病（amphetamine psychosis）和灵魂治愈术（spiritual healing），并且他将利用这个过程所产生的副产品，偶然地创造出摇滚的未来。
但就此时而言，在柏林的一个停车场，俯身趴在方向盘上哭泣的鲍伊，正处在这一人生低潮的最失落的时候。“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他会在后来坦诚地说道，“事情终将好转。”
如他所言。
- 一
鲍伊向欧洲大陆的急速转变，其实最初开始于1975年年初的好莱坞。从纽约搬到洛杉矶的鲍伊，住在贝沙湾的北多黑尼大道（North Doheny Drive in Bel Air），这次搬家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这个以前叫做大卫·琼斯（David Jones）的摇滚艺术家的生活陷入了一个疯狂的恶性循环。在和管理公司MainMan不愉快的分道扬镳后，鲍伊置身于各种细碎的琐事中，他的婚姻也开始走到尽头，同时身边又聚集了一大群闻风赶来的毒贩和溜须拍马之人，一个日渐脆弱的鲍伊即将崩坏破裂。
因为缺乏睡眠和剧烈服用毒品（他的妻子安吉描述“一大袋一大袋的片状上等秘鲁可卡因”），那时的鲍伊沉迷于卡巴拉（Kaballah）学派和巫术。也许是被雪白的可卡因亮瞎了双眼，他坚信有两个女粉丝想要在一年一度的女巫狂欢会上利用他的精液来让自己受孕，好让恶魔撒旦降临世界。他后来解释说，“那时洛杉矶有一种诡异恐怖的气氛弥漫在空气里。那是曼森家族谋杀莎朗·塔特（ Sharon Tate ）的阴森气息…”
那段时间，他整天就在墙上胡乱画着五角星，或者把自己的尿液收集起来，存在冰箱里，以免自己被人施咒，或者在电视机前的巨石上雕刻着什么，再或者就在滚石乐队的专辑封套上寻找隐藏着的密码。最惊悚的莫过于他给自己泳池除魔的场景：泳池里的水被猛烈地搅拌、煮沸，直到一个恶魔的影像被烧焦在泳池底部。“我画了几个通向其他维度的入口，”鲍伊曾解释说，“我很确信，就我一个人，我真的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并看到了那边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自暴自弃的明星的食谱中，除了可卡因，便只剩辣椒和牛奶。他拉上窗帘，为的是“不想让阳光破坏这此刻永恒的氛围”。他是一具行走的骨架，像小孩子一样被喂食冰淇淋，只是为了让他保持体重。大卫·鲍伊还活着，也就仅仅是活着，病态地活着。
“有一天我擦鼻涕，半个脑子都出来了。”他后来这样描述。
约翰·列侬（John Lennon）和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来看过他，都觉得他将不久于人世。他告诉朋友们他的电话被窃听，自己被跟踪。在格莱美颁奖典礼上艾瑞莎·富兰克林（Aretha Franklin）拒绝和他握手，并在得奖后的感言里打趣说：“我真高兴，高兴得我都愿意亲大卫·鲍伊一下。”在接下来的专辑 Station To Station 录制过程中，鲍伊甚至点上了黑色的蜡烛来驱散从另一个世界过来的“不速之客”。雪上加霜的是，就在几个月之后，他和现任经纪人迈克尔·利普曼（Michael Lippman）大吵一架，然后分道扬镳。
万分讽刺的是，鲍伊正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享受着绝大多数英国摇滚音乐人都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功。 Young Americans 凭借一支No.1单曲“Fame”在美国销量惊人。他那张吸血鬼般的脸出现在了每一份娱乐周报里，他也成为了在ABC电视台颇有声望的节目Soul Train中露脸的第一批白人艺术家。同时，他即将参与那部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电影的录制，Nicolas Roeg导演的超现实主义科幻电影： 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 。而后发行的 Station To Station 又将会是一张名声大噪的专辑，并最终排到了美国专辑排行榜的第三位。只不过届时，鲍伊早已身影无踪，对销量已毫不在乎。
- 二
在1975年年末的 Station To Station 录制过程中，鲍伊的神志是如此的恍惚，以至于他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我知道它是在洛杉矶录制的，因为报纸上有写。”他后来回忆说。但正是在这张专辑里，他开始探索一个美丽的新世界，这个新生事物会将他引向柏林，并彻底让他恢复理智。思念家乡以及对大众流行乐的厌倦，让鲍伊远离 Young Americans 阶段的自己，他逐渐着迷于日耳曼风格的电子音乐，比如Kraftwerk和Neu!。
“It's not the side-effects of the cocaine（这并非可卡因的副作用），”鲍伊在 Station To Station 的同名曲中唱到。尽管仍然充满美式R&B的味道，但这首令人惊惧的歌曲显而易见地指明了他的新方向：“The European canon is here（欧洲加农炮在此），”伴随着鲍伊这声惊叫的是德国泡菜摇滚中才会出现的机器般的节奏。但任何与Kraftwerk在1977年发布的经典专辑 Trans-Europe Express 有相似的地方，都是巧合。“ Station To Station 的发行要比 Trans-Europe Express 早不少。”鲍伊在2001年一月特意告诉 Uncut 杂志，指出他将R&B和电子乐融合，与Kraftwerk所创作的机器交响曲是完全不同的事物。但他的确在向Kraftwerk致敬，致敬他们“要同老套的美式和弦音型脱离的决心，以及其音乐所展示出来的对欧洲审美的全身心拥抱”。
鲍伊明确地表现出了他对Kraftwerk的喜爱，在他1976年的White Light巡演期间，他用Kraftwerk的音乐来为自己的演出暖场。伊基·波普是那场巡演的固定人员，那时他刚把自己从UCLA的神经心理研究所解放出来，并和鲍伊有一个约定，要帮助鲍伊戒毒。两位乃患难兄弟，都深陷美利坚毒品滥用的泥潭，想要一头扎进欧洲的怀抱。可讽刺的是，两人在巡演至东海岸时都因持有大麻制品被捕。“请放心，那些东西不是我的，”鲍伊在几个月后辩解称，“我不能透露更多，但那东西的确是属于我们被捕的房间里某个人的。那些该死的瘾君子。我想要抽那些草？真是笑话。那东西让我觉得恶心。我有十年没碰过那东西了。”
和之前让人眼花缭乱的舞台布景不同，这一次White Light巡演是一种欧式的华丽，鲍伊沐浴在一束束白光之中，背靠着粗粝的黑色幕布。受德国表现派电影艺术（German Expressionist cinema）、布莱希特戏剧（Brechtian theatre）以及曼雷（Man Ray）摄影的影响，鲍伊这一系列的现场演出塑造了其最后一个、也是最为冷峻的一个角色：瘦白公爵（The Thin White Duke）。他身着黑色的褶皱裤，白衬衣外穿着一件西装背心，火焰般的金发向后梳着，鲍伊把这个形象称之为公爵，“一个极为雅利安和法西斯的形象，他有着冷漠无情的浪漫”。
这个描述的准确性让人不寒而栗，痴迷于玄学和德国文化的鲍伊，正一步步陷入对第三帝国的病态幻想之中，开始着魔于亚瑟王圣杯的传说，以及对希特勒本人的迷恋。他在采访中毫无征兆地警告法西斯主义的回潮，并讥讽说“人民并不聪明，大家都知道。他们说想要自由，但只要他们一有机会，就会选择希特勒，因为希特勒知道如何大步踏进一个房间，然后发表演讲，并伴随有在绝佳的时间出现的灯光与音乐。简直就像一场摇滚音乐会。”
就在英国媒体为鲍伊的法西斯倾向争论不休之时，White Light巡演正向着欧洲大陆轰轰烈烈地前进着。鲍伊花三天时间清空了自己位于好莱坞的住宅，他的妻子打包了东西，把家搬到了位于瑞士布洛奈的蓝山雀庄园（Clos des Mésanges）。在洛杉矶的那场演出，鲍伊透露了一点未来的方向：“我挺喜欢伊诺（Eno）。我想邀请他加入伊基的乐队。不，实际上我打算为伊基找一个由前篮球运动员组成的纯黑人乐队…”
四月，White Light巡演在柏林有了一个额外的暂停。鲍伊和伊基两人突然迷上了那座城市的俱乐部和异装酒吧。巡演摄影师安德鲁·肯特（Andrew Kent）回忆：“我们穿过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开着鲍伊的礼宾车在东柏林四处转悠。那辆车是塞拉利昂总统（President of Sierra Leone）的老梅赛德斯600，它上面有一个窗户，你可以站起来向外面的人群挥手。他有一个很不错的司机，Tony Mascia，我们晚上便坐着他的车去兜风，开得飞快。大卫和伊基很喜欢这样玩，整天都出去浪。”
下一场演出定在苏黎世，时间是四月十七日，但就在巡演重启前一周，几张车票被安排下来。鲍伊和他的好伙伴们：可可·施瓦布、伊基、安德鲁·肯特，以及其他几个人，将从赫尔辛基出发，途径华沙，前往莫斯科。这会一次意义重大的旅行。
- 三
在波兰和俄罗斯的边境，布雷斯特（Brest），他们被扣留下来，戈培尔和阿尔伯特·施佩尔（译者注：两人都是纳粹德国重要官员）所著的一些书被没收。鲍伊称这些书是“研究资料”，他正打算为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拍一部电影。
“唉，出发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肯特回忆说，“火车停下来后，一个患白化病的克格勃特工走进来，让我们下车。接着，我们被带进一个很大的俄式检查站，一个翻译官过来说：‘我们不欢迎你们。’我们都被分开搜查，伊基和大卫被要求脱衣检查。我觉得他们只带走了几本书，没别的。我不知道他们没收了大卫什么东西，反正我的花花公子（ Playboy ）被拿走了。”
更复杂的情况还在后面。“原本说会有人在莫斯科接待我们。”安排了这次车票和过境签证的肯特说，“可到了那儿才发现没人。我们下车后，只得雇了一辆军用卡车载我们去大都会酒店（Metropole hotel）。我们去参观了红场，逛了国营百货商场（GUM department store），回到大都会酒店吃鱼子酱，最后前往另外一个车站搭乘下一班车离开了。我们在莫斯科待了七个小时，拍了一些照片。因为列车的时刻表出了问题，赫尔辛基的人以为我们迷路了。甚至有新闻头条说我们在莫斯科失踪了。”
这次事故的小道消息很快就传回了英国，加之在瑞典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传出来的鲍伊发表的和希特勒有关的煽动性言论，关于其政治倾向的问题让英国音乐媒体一片哗然。就在这样的舆论风暴里，鲍伊最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1976年五月鲍伊坐在他的梅赛德斯上抵达维多利亚车站（Victoria Station）。让鲍伊声名狼藉的“维多利亚车站事件”便发生于此，或者叫它“heil and farewell（万岁与再会）”事件。放在当下，谁也不会把一次胳膊显得有些僵硬的挥手当做是在行纳粹礼。可在随后的报道中，鲍伊的姿势被赋予了邪恶的含义。“根本不是那样的。”鲍伊过后十分生气地说，“我只是在挥手。相信我。以我孩子的命发誓，我是在挥手。那该死的混蛋在我挥手到一半的时候，抓拍到了。我怎么会傻到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看到照片我都气死了。”
NME杂志刊载的图片，所谓的“纳粹礼”
然而，根据一个传记作者的描述，鲍伊在得到摄影师安德鲁·肯特的承诺后，在柏林拍下过一张真正的纳粹礼照片，肯特答应绝不外露。“对此我不想说太多，”肯特说，“我从不觉得大卫是个纳粹的支持者。我是犹太人，所以如果说有谁对纳粹比较敏感，或者说觉得不好…只是在我看来，大卫的行为就像是我说的青春期的懵懂憧憬。”
不论他是否摆过那个造型，显而易见的，鲍伊对法西斯的兴趣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他也为自己在1975年和1976年期间所做的“肤浅而戏剧般夸张的观点”，道了二十五年的歉（译者注：这篇文章发布于2001年）。他那时乐队里的成员大多是黑人和波多黎各裔的纽约人，他们也从未把鲍伊的话当真。如今伊诺把那些话说成是纯粹的装腔作势。只有国民阵线（NF）里的傻瓜们才会当真，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里赞扬过鲍伊“雅利安”般的嗓音；还有蠢蛋般的FBI，他们在报告里将鲍伊列为“显而易见的纳粹支持者”，却忽略了鲍伊的公开声明里的不和逻辑的反语。
我们能确定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鲍伊，精神状态是如此的混乱不堪，狼藉一片。那年五月，在温布利White Light演出开始之前，他向来自Fleet Street的记者吉恩·鲁克（Jean Rook）抗议说，瘦白公爵并非摇滚界的希特勒，更不如说他是“纯粹逗人笑的小丑…被放置于1976年沉痛悲伤气息之上的永恒小丑。”鲁克注意到鲍伊“看起来十分虚弱，瘦得跟竹节虫一样，周身苍白，就好像他的血液全都涌进了他那火焰般的头发里”。
布莱恩·伊诺参加了温布利系列演出的其中一场，回到鲍伊在梅达维尔（Maida Vale）租住的住处之后，两人开始认真地讨论起合作来。接着，鲍伊前往荷兰与法国继续他的巡演，最后在儿子乔（Joe）的生日之前结束了巡演，回到瑞士的家中。
1976年春，鲍伊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可以返回美国，坐享他在那儿的巨大声誉，最后成为一个娇贵而庸俗的巨星，像洛·史都华（ Rod Stewart ）。那也就意味着他将回到洛杉矶，那里“宛如人性阴暗面的一颗让人反胃的毒瘤…那地方就应该从地球上消失。”在1977年的时候，鲍伊这样告诉Melody Maker杂志。不然，他可以定居在怡人的瑞士，享受着家庭的天伦之乐，成为菲尔·柯林斯（ Phil Collins ）。这听起来很不错。
但，鲍伊还有另外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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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