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反思新时期以来我国翻译学研究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当前翻译学研究中对建立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某些质疑，在学术上作出回应，对这一理论命题的内涵与外延作了系统、深入的阐述，并从中西对话语境的视角出发重申建立这一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 ：翻译学；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差异性；民族性与世界性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文化转型期，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转机。随后，在改革、开放的思想引导下，翻译界大规模地介绍了外国翻译理论，引进了近百年来的各种西方翻译思想。短短十来年间，许多人兴致勃勃地译介、模仿、实验，几乎把百年来的各种欧美翻译思潮都操演了一遍，翻译思想空前活跃。

在这种外来翻译思想如潮水般涌来的情况下，人们要保持心态的完全平衡是不大可能的，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无不受到触动。看到外国翻译理论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翻译理论难以为继的状态，人们自然会产生求新求变的渴望。这时也有人或把外国翻译理论看作现代翻译理论的范式、我国翻译理论的出路所在。因为隔阂既久，所以难免眼花缭乱，心态浮躁，也往往会浅尝辄止，囫囵吞枣，或抱着拒斥的态度，把外国翻译理论视为资产阶级理论思潮的泛滥，内心惶惶，实有朝不保夕之感，其实这也是大变动时期的正常现象。在翻译理论问题的争论之中，各种思想竞相展现，几乎人人都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要找个地方，一吐为快，或登高一呼，竖立新的旗号，翻译理论似乎处于严重的失序状态。实际上，这正是逐渐酝酿着一种在失序中不断完善的新型的有序状态，或者说一种新的理论格局。

翻译理论研究主张杂语化、多样化的时代来到了。一旦旧有的禁锢被打破，人们就觉得翻译理论中的问题是如此众多，以至于任何问题都成了问题，必须进行重新阐释；而翻译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也常常使理论与批评无法对翻译实践再发表恳切、精当之论，不能不陷入尴尬境地。一些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专业学者，事实上早就思考着、协调着翻译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希冀建立一种多样化的新的翻译理论，这就是中国特色翻 译理论 ^[1]-[5] 。在所有有关翻译学的讨论中，这一问题应当说是最具挑战性和理论思辨性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一问题涉及到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是否科学和科学有无国籍与国界的问题，涉及到是否要强调汉语与外语的翻译特点，涉及到翻译学科的人文性（民族性、特殊性）与科学性（普遍性、必然性）之间的平衡和倾斜的认识，涉及到理论形态与话语权等等重大的原则问题。

所谓“中国特色”，第一，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目光、观点与理解，而非外国人的目光、观点与理解，来阐释中外翻译现象，尤其是文学翻译现象。近百年来，中国人几乎总是跟随在外国人的理论创新之后，翻译介绍，来往奔走，疲于奔命。而这种跟随与模仿，又往往变为一种时髦与招摇。第二，就是必须连接被忽视甚至中断了的古代翻译理论传统，从古代译论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摄取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并未死去的东西，使之成为新的译论的血肉。第三，要与当代的中外翻译实践相结合，用以阐释我国与外国的新的翻译现象，形成我国新的翻译理论。第四，有着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又是多种多样的，对精神现象的大一统、单一化的理解一旦破除，翻译理论就显出其自身的多姿多彩，加上各种学派的理论竞相争妍，就会显得更加绚丽斑斓。

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建设，正在进行之中。建成这一翻译理论的标志是，在吸收中外古今译论的基础之上，我们在阐释本国翻译与外国翻译现象时，在理论上有自己的一套不断确立着的规范、术语与观念系统，具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独创之处；在世界译论中，不是总是跟着人说，而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语表述，并在世界多元化的译论格局中，有着我们译论的一定地位，使中外译论处于真正的交往、对话之中。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至今天的翻译理论的反思，大体是按照这种认识进行的。

回顾翻译理论的进展与更新，可以说，这十多年的光阴并未虚度浪掷。不少学者广泛涉猎中外翻译论著，借鉴各种流派的研究方法，探讨着翻译的不同问题；都曾清理、整合过自己的学术思想，从不同侧面来阐明种种文学翻译现象，以适应新的翻译实践与新的翻译潮流的需要。

对于30年来的翻译理论研究成绩，我们自然不能盲目乐观，但也不宜妄自菲薄。新时期的翻译理论是个很有成绩的学科，只是未加集中、未曾展示而已。翻译理论中出现了不少好书和优秀著作，这是事实。一是它们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意识就是能够抓住理论中的关键问题或是新问题，从新的视角对它们进行合乎实际的理论阐述，提出新见解、新观点，使理论问题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说明，从而使理论有所丰富、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只有创新，才能使翻译理论研究具有活力，获得生命。新时期的翻译理论改变了原有的翻译理论的面貌，它的理论探索的锋芒射向翻译领域的各个方面，它所讨论的不少问题，是过去的翻译理论研究未曾涉及的，因此不时引起思想的火花而新见迭出。自然，作为新的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整体形态还不够成熟，但是就单本著作水平而言，一些学者是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的。

二是这些著作初步实现了理论观念的多元化。翻译本身的问题是可以分为多种层次的， 每一层次的问题探讨的角度又是多种多样的。二十多年来，有关翻译审美、翻译性质和特征、文本、文体、结构、意象、意境、境界、作者、读者、阅读、修辞，以及翻译心理、翻译与社会、翻译阐释学、翻译与接受理论、比较译论与文化诗学等问题的探讨，都有专著问世，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其中也不乏精品。

三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翻译理论学派进入多元化之后，研究方法自然出现了多样化趋势，而一些学科本身就要求新的方法，如翻译心理学、翻译社会学、翻译话语研究等，方法的多样化更加促进了理论的多元化。这种景象是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梦寐以求的。理论的多元化、方法的多样化，可以使理性的智慧获得解放，从而排除人类思维的独语现象，可以使学术个性得到彰显、得到尊重，使他们成长，获得生机。多样而巨大的学术个性的出现，是一个时代学术成就的标志。一个没有学术个性的时代，必然是平庸的时代。有了学术个性的出现，才谈得上学派的形成，进而漫向四面八方，推动学术的更新与发展。可以这样说，今天翻译理论中的学术个性正在探索与形成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翻译理论与方法多元化的原因。

一个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不过任何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的建立与发展，都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基础。新时期的译论，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们无疑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前期成果；而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

我们认为，要在全球话语下建立中国译学理论的现代体系，“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译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读’，从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中，迸发出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此外，要对极其丰富复杂的翻译现象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考订和理论把握，即‘现象统观’。它可以比较充分地吸收和转化中国传统的翻译学的学问，从而以比较深厚的功力, 在本色的意义上展示与西方译学发展不同的中国译学历史过程, 进而在宏观上建立中国翻译学” ^[6] 。“在形象思维的发展史上，我国文艺领域以神制形, 突出神韵，表现为一种形简神远的思维方式特点。这一特点对我国传统译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比西方译学理论思维，中国译学理论思维是感悟性强于思辨性，生命体验力强于逻辑分析力。” ^[7] 因此，我们进而提出“在全球性跨文化对话中，中国译学理论要把握住自己的身份标志，有必要利用自身智慧优势，建立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译哲学’。进而以感悟翻译哲学来破解中国思维方式的核心秘密，融合中国翻译文化的基本特征，在西方译论走向形式科学的同时，促使中国译论走向生命科学，创立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的‘文化——生命翻译诗学’。” ^[8] 我们之所以这样呼吁，主要是出于下面几个基本事实。

第一，“中国特色”表示有关的理论和方法是扎根于汉语语言和包括文、艺、哲、美等在内的文化事实的基础之上的。我国的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主要从印欧语总结出来的翻译理论的指导，而汉语是一种跟印欧语言很不相同的语言，用这种西方翻译理论来指导汉语翻译理论研究时，往往感到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有时候命名十分清楚明显的道理，用国外某些理论来解释，反而搞得一头雾水。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世界上不存在适用于各语系、各种类型的语言的语际转换的翻译理论模式” ^[9] ，但中国“目前存在的倾向是将印欧语系翻译理论研究的进展或模式看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10] 。因此，历年来，有识之士不断地希望在汉语原始的基础上总结出某些理论和方法来，冠之以“中国特色”，就是希望它明显地区别于建立在印欧语研究基础上的西方翻译学理论。

第二，“中国特色”意味着正确处理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在个性研究的基础上来研究共性。我们从来也不反对加强对“普遍翻译学”的研究，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现在所谓的“普遍翻译理论”实际上并不“普遍”，那只是在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普遍性”实在是应该受到怀疑的。霍尔姆斯曾提醒人们，“有些理论号称普遍理论，实际上只讨论西方文化区域。西方翻译理论大多来源于西方文化之间的翻译实践，我国有些学者把西方译论与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纯翻译理论之间划了等号，这是错误的。纯翻译理论既包括西方译论，也包括非西方国家在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实践中高度概括和总结出来的纯理论。这是翻译学的辩证法。要使它的“普遍性”真正具有代表性，惟一的办法就是用汉藏语系的研究，特别是汉语的研究成果去修正、补充、丰富它。

第三，“中国特色”将宣告我们参加国际大循环将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要能够跟国际翻译理论界对话，就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特色产品，如果只是跟在外国人后面跑，人家研究什么，我们也研究什么，别人不研究，我们也不敢研究，甚至反对研究，那么，我们还会有什么出路呢？特别要警惕那种在“强调研究翻译的共性”的幌子下，实际上漠视对汉语或汉藏语“个性”研究的危险倾向。

有的学者认为，“翻译学就是翻译学。如果还要提倡‘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在21世纪就会落后于别人。”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还不旗帜鲜明地提出尽快“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那么在 21世纪我们必将永远落后于别人。

这些先生的论据之一是，“翻译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并不存在国界。”他们认为：“科学是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 ^[11] ，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的口号，可能令中国译学研究“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 ^[12] 。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科学的定义是什么？“科学无国界”的内涵是什么？其实，问题是非常清楚的，这里所谓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包括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然而语言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吗？英国语言学家R. R. K.哈特曼和 F. C.斯托克合著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指出：“语言学己经从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中脱离出来变成‘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之间的一门独立学科。”那么，翻译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吗？“翻译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 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这既是事实性的（实然）, 也是表达性的（应然）。” ^[13] 显然, 翻译学既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也不同于自然科学，或者说，既有跟人文社会科学相一致的地方，也有跟自然科学相一致的地方。与其说它接近于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更接近于人文社会科学。翻译离开了人，就不成为其翻译，所以翻译学必然深深地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这是翻译学的基本常识。大前提都不能构成了，所谓“无国界”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事实上，翻译是语言的艺术，除了自然属性之外，社会文化属性是更为重要的，任何人忽视了这一点，都会犯无可挽回的错误。

这些先生的论据之二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要建立“有英国特色的翻译学”、“有美国特色的翻译学”，我们为什么要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 ^{[14] [15]} 呢？

英国人不提“英国特色的翻译学”，美国人不提“美国特色的翻译学”，那道理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么? 处于强势的文化，国家或民族，总是倾向于提倡“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这里当然包含了强者的自傲。现在的所谓翻译学理论框架, 主要是从英语语言事实的分析和印欧语之间转换中归纳出来的，他们当然没有必要再这么提，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就不能够提。说“具有中国特色”，也不是否认普遍翻译学的存在，只是我们要确立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在国际翻译学界中应有的地位。“中国特色翻译学”，也还是翻译学，并没有成为别的什么样子。

这些学者的论据之三是：我们应该把“处理人类翻译的共性当作自己的任务”，并且说“一些所谓中国的特点在更高层次上看实际是属于翻译的共性” ^[16] 。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提倡“中国特色”，从来也没有说不要研究翻译的共性，其实“特色”的提法恰恰说明“共性”还是主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与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纯理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中国翻译学与纯翻译学这一对矛盾中，前者是特殊性（或曰差异性），后者是普遍性，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不可偏向某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重视译论的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同样，对纯理论的偏重也不应该以特殊性的牺牲为代价价。” ^[17]

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 事实上我们只有通过深入地研究具体翻译的个性才有可能挖掘出翻译普遍的共性。这个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是清楚的，但是一碰到实际问题,就往往会发生偏离的情况。过分强调“共性”研究，或者过分强调“个性”研究，都是不合适的。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的提法，恰恰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世界性与民族性是事物的一体两面，表面对立，实则统一。有鲜明的民族性，才有真正的世界性。没有各个民族深入挖掘，慷慨奉献本民族的优质元素，就无法打造出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色彩斑斓的世界性。

世界翻译学也在期待着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的新流派，也在呼唤导源于中国学术传统和文化语言土壤的新思想。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要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可靠的论证体系，明确的研究目标，一组清晰的并得到初步验证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就客观条件而言，中国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形成学派的几个重要的基础和前提：第一，有着丰富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大量翻译理论研究材料，其中的汉藏等语言还有着举世闻名的译学历史典籍；第二，中国人对语言与翻译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源远流长，又有悠久独立的学术传统和求真务实的朴实学风，并取得过巨大的成就；第三，随着国家开放政策的有效实施，中外翻译学交流愈加频繁和顺畅；第四，跟翻译学相关的周边学科如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和电脑科学业已在我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对于多学科的交叉促进，对于激发学术灵感，对于提升学术水准极为有利；第五，已经大体上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梯队层次分明，知识结构合理的高素质研究群体。总之，中国特色翻译学己经具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和学派的条件和基础。所欠缺的是，理论方法的眼力，提炼升华的能力，假设演绎的魄力。

面对汹涌而至的国际学术一体化浪潮，中国翻译学的建设工作任重道远。就翻译研究而 言，应该根据不同的目的，创新、掌握和运用不同的理论观念。这样，中国特色翻译学才有助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多元全面的世界翻译学健康发展，中国翻译学者才能真正地以尊严和自信面对世界，同别人双向交流，平等对话。因此，我们提倡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正是坚持各国、各民族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原则，去共同营造一个多元、平等、对话的世界翻译理论格局。这样，才能从东西方翻译理论中抽象出真正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翻译理论，从而最终完成对世界翻译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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