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毗邻北京的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一场里氏7.8级的大地震。这场地震造成了24万人死亡，16多万人重伤，唐山市几乎被夷为平地。但是，这场灾难之后长达八年时间，中国社会对此保持了令人窒息的沉默。笔者查阅震后1976后8年间唐山的报刊，几乎没有发现有关地震灾害的报道和记录，直到1984年，唐山市政府筹划在市中心修建唐山抗震纪念碑和唐山抗震纪念馆，有关这场灾难的叙事才逐渐浮现。而近年，有关唐山地震的话题又成为热点，2006年、2010年、2013年，三部同样以《唐山大地震》为题目的影视作品问世，而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特别是2010年，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执导的《唐山大地震》，不但在国内票房不菲，而且被翻译成为日语，成为少数能在日本主要院线上映的中国影片。这足以表明，唐山大地震的记忆依然在不断被唤起和重构。

笔者从2003年到2012年之间，一直在调查有关唐山大地震的记忆问题。我曾经在《国家权力、丧葬习俗与公共记忆空间》一文中追溯了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到2006年为止30周年里，灾害记忆的封存、唤起和重构的过程。在本文中，我希望能够进一步考察之后的发展，以及结合中国历史上的灾害记录，探讨中国灾害记忆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脉络。

大卫格罗斯按照历史发展的进程，把记忆的社会图式分为宗教图式、政治图式和大众媒介图式三种，他认为，在欧洲的中世纪，宗教图式占据主导地位，宗教图式的目的是引导集体记忆转向那些过去负载着信仰或者救赎的事件，因此选择出来的事件都是基督生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在基督教义上的重要事件以及具有宗教意义的世俗事件。而到了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政治图式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政治图示的主要特点在于通过国家提倡的节日和纪念日来唤醒爱国心，建立博物馆来界定民族伟大的意义等。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大众传媒图式开始挑战记忆的政治图式。报刊电视、电影等反映市场利益，表达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现代时期的平等主义精神等。在短时间内，大众传媒图式就成为了我们思考过去的最具影响力的图式框架。

使用这三个记忆图式来考察当下的中国，不难看出，我们处在政治和大众传媒的双重记忆图式之下。而1976年前后的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大众传媒，那时中国的公共记忆可以说完全是以政治话语为叙事方式的。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使用这个政治图式来概括当时的中国灾害记忆的话，极有可能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都归因于国家权力的作用，而使得问题平板化。事实上，国家权力固然会在记忆建构和呈现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但是，社会的不同阶层的人群，依然有自身保持记忆的框架(frame)，Judith Bulter曾经使用Erving Goffman的框架分析的概念来开展了“战争框架”的研究，他在《Frames of War：When Is Life Grievable？》一书中，把战争框架定义为“对战争进行认知、正当化、发动、体验、记忆、解释的一个认识框架结构”。

我们认为，和战争一样，人类社会对灾害同样存在一个认知框架，这个框架决定了该人群对灾难的认知、记忆和相关解释。而这个框架通常通过对灾难的记录、仪式的举行、记忆空间的建设来表现出来。

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能够理解当下一切的框架结构（framework）而这个框架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不断地发生变调，甚至会创新。为了了解中国当代的灾害记忆框架，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国王朝时代的灾害记录，从中了解古代中国的灾害认知特征。进而为我们理解唐山大地震的记忆提供一个参照系。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679年9月2日）在今北京平谷、河北三河一带曾经发生过一次大地震，这次地震被推定为里氏八级，地震发生以后，康熙皇帝、大臣、地方官、文人以及帝国的行政系统，都做出了反应，通过这些反应的记录，我们或可对了解这次地震的记忆框架作初步的了解。

灾害发生

康熙十八年的这场地震，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董含有详细的记载。 记载表明，主震之后的余震持续的时间持续了一个月。地震造成的人员和房屋损失相当大。

康熙的反应

皇恩浩荡

党争

灾害发生以后，大臣的反应极为复杂，从“天人”的逻辑关系来说，人的最高责任者是皇帝，而且康熙并无推诿责任之意，“在朕固宜受谴，尔诸臣亦无所辞责。然朕不敢诿过臣下”。但是，大臣之中马上就有人站出来替皇上开脱，山西出身的刑部尚书魏象枢随即上奏言到：

魏的逻辑是，以君臣关系论，君为天，臣为地，地震属于地动，当然是臣子之过造成的，和皇帝无关。因此，只要处罚那些罪臣，上天之怒自然平息。魏象枢还直接提出处罚人选，即索额图和明珠，说只要杀掉这两个“怙权贪纵”之徒，就可平息天怒。

魏象枢密奏速杀重臣，此事发生在康熙十八年地震时期，但是，康熙三十三年，四十五年康熙又两次提起此事，可见在康熙看来此事时非同小可。康熙并不接受魏替自己解脱之词，“凡事皆朕所理，与索额图何关轻重？”还质问他“道学文人果如是挟仇怀恨乎”。康熙多次强调地震是“朕身之过，与伊等何予？”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还据此批评汉代的制度，“如汉朝有灾异见，即重处宰相，此大谬矣。”

魏象枢的所做作为，以宫廷政治的逻辑来看，原本不是非常之事，这些党同伐异、借刀杀人的做法都是宫中常套。他与索额图、明珠等人的是非恩怨，并非是本文讨论的内容，我们关心的是，王朝的文献中的灾害记录，呈现出了什么样的记忆框架。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地震的自然属性所占篇幅很少，叙述的主体是皇帝和大臣的活动，其活动的内容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两个，一个如何平息“天怒”，另一个是如何回复民生。

在平息“天怒”的诸多方法中，祭天、皇帝的罪己、大臣之间的争斗成为主要的内容。

而在回复民生的政策方面，发放赈灾钱粮、减免税租、鼓励民间力量救助等，这些和现代国家的社会政策相当多的类似之处。但是，我们根据这些资料，很少有机会能够了解那些受灾的主体—灾民的状况，包括受害状况、救援经过等。这里的“天人”对峙图式的“人” 不是普通的百姓，而是有资格和“天”对话的“大人”。

除了皇家和精英的记录以外，下层地方官和文人的一些文字倒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一些“民”的活动。 时任三河县令的任塾，为我们留下一片详实的地震报告，我们略其第一段叙述灾情的部分，引用对赈灾活动的总结性描述。

上面的一段文字，相当完整地表现了王朝时代灾害记录的格式，1. 介绍灾害概况，2. 朝廷“施恩拯救”，3. 感恩和感慨。普通灾民的面目，在这里是看不到的。他们没有被呈现为有生命的个体。通常是以“男女大小共二千四百七十四名口”这样的一个集合数字出现，在这里，一切都着落在“钦哉！皇恩浩荡，如海如天”。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篇文章当做灾害记忆“感恩体”的滥觞。

在了解了中国古代的灾害记忆框架的基本格局之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唐山。就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报道是：《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文章全然不提灾民的状况，而重点是国家领导层如何关心灾区。史学家雷颐为我们梳理了唐山大地震前后中国的灾害报道，表明这种灾害的叙事模式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他举例说，“1970 年 1月5日, 云南通海发生7.8级大地震。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消息, 标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 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这则消息只是笼统地说“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 没有地震发生具体地点, 对灾情只字不提。

雷颐还统计了唐山地震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简要如下：

从这些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权力斗争，如四人帮集团与邓小平的对立（“批邓”）成为灾害叙事的主要内容，而下面的报道生动反映出灾民在领袖的关怀下作出的反应。

显然，在这里，权力和对权力的反应始终是最重要的叙事内容，和王朝时代不同的是，信奉唯物主义、相信“人定胜天”的国家政权，已经不需要和“天”发生任何关涉，在这里，“天”即无人格的自然，仅仅是需要战胜的对象。而领袖给灾民带来的，正是战胜自然的精神力量。这里出现的新的天人对峙的构图中，“人”也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而是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主命运之人民”（唐山抗震纪念碑碑文用语）。

上述逻辑直接体现在表明灾害记忆表象的纪念碑上，下面是唐山抗震纪念碑的碑文：

把这个碑文和任塾的文章比较一下，不难看出其中的类似之处，“受灾-救灾-感恩”的基本格局完全相同，我们无需考证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从常理推断，抗震碑文的作者从任塾文章获得灵感的可能性并不高，我们毋宁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灾害记忆框架，决定了两者的相似性。这种记忆框架也决定了1984年建立的纪念碑和纪念馆也是以“抗震”为名，彰显力量与伟大。而不是以“地震”为名，表达丧失与悲伤。

而以唐山抗震纪念碑为代表的灾害叙事的文体，甚至发展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时，还有新作。有位地方文联的副主席，替地震的牺牲者创作了一首“感恩诗”：

这首让中国当代文人斯文扫地、啼笑皆非的感恩诗，并非仅仅是作者的独出心裁之作，我们读康熙年间的“皇恩浩荡，如海如天”“皇仁真浩荡，发币赈颓坏，无主敕官瘞”，以及唐山地震时的那些“感恩体”体验文章，不难找到他们之间的历史连续性。

亡灵的争夺战

唐山大地震的话题，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发酵，开始成为搅动唐山社会的一把钝刀。英国作家大仲马曾说，“精神上的创伤有着这种特征—它可以被掩盖起来，但却不会收口，它是永远痛苦，永远被触及就会流血，永远鲜血淋淋地留在心头。”地震以后，虽然政府修建了抗震纪念碑、纪念馆，也每逢五、十周年的时候举行公祭或纪念仪式，但是，基于权力想象的记忆建构，很难真正满足人性深处对生命个体尊重的心理需求，记者柴静曾经访谈唐山市民，她问一位医生，“每年的纪念碑前的活动你们去么？这些幸存的人去不去？”“不去”，“为什么？”，“上去说话的都是…当年赶到首都送信的人”。“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说，唐山真正的纪念，是每年7月28日，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人们都会烧纸钱，满城飞灰，悼念亡灵”。

收费的“哭墙”

2006年，唐山大地震30周年之际，唐山市南湖塌陷区竖立起了几个巨墙。这就是后来引起唐山社会争议的收费“哭墙”。

这个墙的建设者是一家民营企业，名为华盈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华盈集团和香港企业合资，开始以建造地震科技园为名，建设唐山地震纪念墙，2004年3月22日，香港《文汇报》刊出特刊，登载了一整版的《唐山打造地震科普纪念园》的广告。

首先，广告用黑体字说明，在唐山市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河北华盈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外资方，于2001年5月18日在河北省第十届经贸洽谈会外资项目签约仪式上签约，合资在唐山修建唐山市［七二八］地震纪念园区。

在第一部分，广告说明要利用南湖公园废闲地，经过精心的策划、绿化、美化，运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艺术方法，在为唐山人民建造装饰出一个既能缅怀祭奠亲人，又能进行游览休闲的公共场所的同时，打造规模大、科技含量高、世界一流的地震科普城，使之成为世界地震史料研究基地。

广告特别说明，旅游业是永久的朝阳产业，大地震给唐山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在地震观光方面，唐山有“垄断性”。

园区的计划如下：

仅从上面的计划看起来，至少从１－６的计划都属于公益项目，但是，在最后，广告介绍到，该项目的经济评估结果表明，项目经济效益较好，建设期和回收期短，内部效益较高，能给投资双方带来较满意的回报。

不难看出，这家公司虽然小心翼翼地把盈利的目的混在公益事业之中，但是，因为是招商的广告，还是不得不亮出底牌，告诉对方这个项目是有利可图的。

2006年，一部分纪念墙和钟鼎建成，人们才知道了这个地震科普园的盈利模式。公司建设的地震纪念墙，镌刻死者名字并非免费，购买一个正面区划需要支付1000元人民币，背面800元，虽然规定全家震亡者，外地和人民解放军的震亡者免费。但是，这座“千八百”的“哭墙”还是在唐山激起了巨大的争论。一方面，有不少人接受条件，付钱将自己的亲人的名字镌刻了上去，这些人认为，和市中心的抗震纪念碑相比，这里才是自己亲人亡灵的所在，他们在这里可以献花，抚摸亲人的名字寄托哀思，代表性的意见是，和7月28日在街口烧纸相比，这里毕竟有个“固定的地方”。

交通公司的司机李洁对记者说，她们兄弟就为地震去世的母亲刻了纪念板。“我觉得出钱没什么，我们能寄托一下哀思，不用到街口烧纸了。”

反对者则认为，这堵墙本来就不该收费，而且应该由政府建设。这种商业化运作的方式是“发死人的财”。而且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经济能力支付这笔款项。因此，这座哭墙实际上撕裂了唐山遗族。

开滦集团的李玉林，当年飞车闯入中南海向党中央报告灾情的人，现在已经是72岁的老人。“像我这样的工人唐山多了，会掏钱刻字去？我家地震死了14口人呢！这件事不应当赚钱，应该是件公益的事。”

政府的态度非常微妙，在建设初期，政府的机关报曾经刊登报道，将纪念墙的建设评价为文明的祭祀活动，表明了支持的态度。但是，时隔不久，政府突然宣布这个纪念墙属于违章建筑，要求予以拆除。

对政府态度的转变，华盈公司先是采取抗争的手段，“王立祥很自信，他不相信墙真的会被拆掉：“上面已经刻了不少地震死难者的名字，如果真拆除，得有多少个家庭阻止？”

免费的“哭墙”

但是，政府的对策似乎完全出乎这家公司的之外，哭墙风波开始的第二年，政府决定出资修建免费的哭墙。有关这个决策的过程的报道如下：

从上述报道看来，市委书记赵勇的个人感受在这个决策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其中甚至有些“偶然”的因素。但是，我们很难相信他和唐山规划局对那个收费的“哭墙”毫不知情，而且，在他们的下决心修建政府“哭墙”的背后，那座民间“哭墙”没有任何影响。

2009年，政府的纪念墙已经完工，对民间“哭墙”的死刑判决也下达了。唐山市政府以正在筹建中的唐山市南湖生态城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公告，指出这个民间“哭墙”属于“非法”建设，而且“严重影响南湖公园的景观形象”要将其拆除。

公开的拆除理由是影响景观，但是，按照华盈实业公司方的说法，政治的原因更大，华盈董事长告诉记者说：“市规划局的处罚决定是缘于市里一些领导对该项目不太满意。他们怕我们搞这个纪念墙闹出事来。”“去年7月28日，数万名祭奠死难者的群众，自发聚集在正在建设的纪念墙周围。而在此前，他就收到了市里的通知，希望把这里的纪念活动的规模压缩得小一些，不要把动静搞得过大。”

要判断政府决策的真正理由并不简单，后任领导否决前任领导签署的协议或做出的决定，甚至修改已经确定的城市建设规划，在那个时代，都是屡见不鲜的事。不过，我们仅仅就政府决修建免费“哭墙”的结果来判断，便可以清楚地知晓，政府已经开始逐步认识到权力记忆框架在处理公共死亡事件时的局限，并行动起来收复被商业资本侵蚀的公共价值的领地。

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社会，逐步开始进入大众传媒时代，大卫·格罗斯认为，媒体“不仅是当代观念和价值的供应者，而且还是我们思考过去最具影响力的图式框架，宗教图式和政治图式虽然并没有消失，但其影响力显然已经走向边缘了，甚至被迫在媒介图示下进行解释”。

特别是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使得原本被尘封的灾害记忆大量浮现出来，其中有两种记忆框架的呈现，最值得我们瞩目。

民间传说记忆框架

这类记忆框架通常以灵异故事的形式出现，这些流传在民间的叙事，其内容按照当下的主流文化来判断，属于“迷信”之属。知识精英们当然不屑一顾，就算一般民众，只要受过现代教育，真正相信的恐怕也寥寥无几。但是，如果我们从灾害记忆保持和传承角度来看，其存在的意义并非不值得重视，因为和政治图式下的感恩叙事相比，这类叙事通常更有生命力。而且民间叙事的特点之一是其不断生成，因时间地点而变化。因此，例如阴兵借道的故事，便有故宫、汶川等多个版本。下面一例是流传最广的唐山地震时的阴兵借道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体验者是军人，而军人是理性化程度最高的人群，因此，由他们出来讲述，可信度和普通的农民或民间宗教的信徒的讲述相比显然会高很多，这个传说被广泛传播以后，阴兵的人数从10万人变成了唐山死亡总数24万人。

阴兵故事，在中国的传说中非常普遍，通常是发生过大战，战死者大量产生的地区，当地的住民往往会说，在刮风下雨的时候，能听到刀枪剑戟和喊杀、嚎哭之声。阴兵的存在，至少到清末，在中国民间有非常普遍的心理基础，有研究表明，在宣统年间中国的人口普查是，发生了如下事件。

吴县香山调查员到各户调查时, 询问户口、年龄等, 乡民在答复时, 连生日时辰一起告知。在调查工作将要结束时, 谣言忽然在该地乡民中散播。“谓调查各户人口系因造铁路需用数万人八字压入之故。迨后又有一女巫造言惑众, 云某老爷上身告述某日有阴兵过境, 是以本地调查各户人名八字, 将来入册各人均去当阴兵云云。”

乡民听后惊惶万分,急欲将调查户口底册追回, 于是在4 月9 日聚集数百人到自治分所吵闹, 捣毁自治分所, 并打毁俞培元家很多器具, 之后四处逃散。

民间传说实际上是一个记忆的生产装置，它提供一个近似于模版的故事程式，人物，时间，空间可以因时因地而变，但是，故事的脉络和主要情节大体相同。比如常见的因果报应故事、动物报恩故事，在唐山地震的传说亦有翻版。

这类故事的格式非常简单，基本类型是1、人对动物施恩，2、动物报恩，3、因果报应的教训。动物的种类经常变换，比如在另一个类似的动物报恩故事中，狐狸变成了老鼠，也因为偷吃主家粮食，险些被打死，而后来得到原谅，和主人家和睦相处，到了地震前夜，该老鼠咬伤主人家孩子和妻子后逃出门外，但当主人全家追出家门后，地震发生，主人全家因此获救。而在这之前，老鼠被主人家儿子一棍打死。

在政治图式为主导的社会，以传说故事甚至谣言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灾害记忆，通常很难有机会进入正式的灾害叙事体系，比如教科书，报刊杂志，电视等，他们仅仅依靠民间的口耳相传，其流传范围有限，但是，互联网使得这些故事能够很快为所有人共享，并且可以参与创造。在这些灵异故事的记忆框架中，灾害本身往往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叙事逻辑则以原有的格式展开，其内容多和民间信仰相关，在民间具有稳定的心理基础。在民间信仰逐渐复兴的今天，这种民间传说记忆框架的生命力或许将进一步增长。

人性叙事记忆框架

作为对权力记忆框架的反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媒体中出现了反映普通人性的灾难叙事，2010年上映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就是其中之代表作。这个电影描写1976年7月27日夜，唐山大地震发生后，面对即将坍塌的危楼，丈夫方大强和妻子李元妮都要去救被困的儿女方登、方达。危急时刻，方大强拦住了妻子自己冲了进去，此时余震发生，大强再也没有出来。李元妮发现，一双儿女被困在一块水泥板两端，而只能救一个，她做出了艰难选择——救弟弟。此事成为姐姐方登一生的隐痛。后来，她被军人王德清夫妇收养。32年以后，方登回到原来的家，元妮对她说，西红柿洗干净了，妈没骗你。(地震前，李元妮向女儿承诺，第二天给她买西红柿。32年之后重逢，元妮洗了一盆子的西红柿，等着女儿。)

“倒塌的房子都盖起来了，可我妈心里的房子再也没盖起来，三十二年守着废墟过日子。”

“我是唐山人。我是从拉尸体的车里爬出来的。我边上躺着的是我的爸爸。”

“我也不是没人要。我的命是你爸救的，这个世界上哪还会有用生命爱我的男人？”

“没了，才知道什么叫没了。”

电影以这个普通家庭在灾害中的生死故事贯穿始终，这些催人泪下的台词，表达的是夫妻、亲子之爱。国家权力话语则最大限度地被简约化处理了。

同样，2006年出版的受灾者的口述记录《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也摆脱了“感恩体”的叙事模式，呈现出不同人物在灾难中多样的境遇，书中的体验谈既有有劫后余生的感念，也有对救援人员的感激，还有对坎坷命运的慨叹，也有对生命无常的感悟。人性的多样性终于在灾害记忆中得以呈现。

在网络中，还出现了对灾害中人性的丑恶之处的谴责和诅咒，这些负面的内容，通常很少在正式媒体报道，而过去出版的一些书籍虽然有所涉猎，但都粗略带过，而下面的这段在网络被广泛转载的文字，则呈现了灾害面前人性的丑恶的一面。

人性叙事记忆框架下的灾害记忆，呈现出人性的多样性视角，特别是在生死关头的极端状态下人的本性，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文章开头，我们使用大卫格罗斯的记忆图式概念，来分析了中国灾害记忆的变迁。我们注意到，即使在政治图式的时代，依然存在多种记忆的框架（frame），权力中心的记忆构架，自王朝时代起就成为中国灾难叙事的中心。它的基本特征是和灾难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比，围绕灾害权力的态度和受灾者的反应是叙事的重点。在王朝时代，皇帝、大臣以及帝国的行政系统的态度和措施，构成了灾难叙事的主要篇章。而作为叙事的主要媒介之—“诗文”，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文体，本文称它为“感恩体”，这个文体在当代也有其存在的形态，以唐山抗震纪念碑碑文为代表的当代“感恩体”，在今天依然强大的生命力，笔者在汶川地震调查中看到的小学生的命题作文，虽然受难经历各自不同，但是文体套路惊人的一致，都是“受灾——获救——感恩”。

围绕唐山两座“哭墙”的攻防，反映出当代中国围绕亡灵的争夺战，近代民族国家通过丧-葬-祭过程的全面掌控，比如制定火葬、骨灰保存、追悼仪式等制度规范，实现了对死亡的行政化管理。另一方面，也允许民间保留了部分丧葬传统如烧纸等。长期以来，这个官民互补的框架基本上满足了双方的需求。但是，由于唐山大地震所造成的大规模死亡使得这个框架失效，尸体无法火葬而集中掩埋，个人的祭祀无处举行。政府虽然通过建立公共纪念设施、举行公共纪念仪式，部分消解了受灾者的心理创伤，但是，其政治图式下的记忆框架，无法包容或取代对生命的另一个本质的特征——个体性的关照。无孔不入的商业资本在此时介入，修建“千八百”的收费“哭墙”，希望通过市场的逻辑，满足人们的这方面的心理需求。但是，当收费“哭墙”和高耸入云的“抗震纪念碑”形成对峙时，产生了对权力记忆框架的挑战。

面对商业资本的攻势，权力一方的反击无疑是有效而且是有力的。免费的“哭墙”毫不费力地取代了“千八百”哭墙的全部功能。政府还以行政管理的方式宣判了收费“哭墙”的死刑。由于缺少足够的内证，我们无法判断这场官民纠纷到底谁是谁非，但至少从民意而言，政府是得分的一方。而扮演了悲剧性角色的这家民营公司，则从一个反面的角度，印证了国家权力对死亡管理的逐渐“人性化”的进程。

大众传媒图式逐渐成为社会记忆的主体模式，作为权力记忆框架的补充和反动，民间传承框架和人性叙事记忆框架逐渐壮大，预示着灾害记忆建构的多样性、立体性格局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