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玛·伯格曼(1918年7月--2007年7月),是瑞典国宝级编导,20世纪电影大师之一。上世纪50年代登上影坛,以简约的影像风格、沉郁的理性精神和对生与死、灵与肉、精神与存在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成为世界影坛为数不多的将电影纳入严肃哲学话题的人物之一。他一生创作过50多部作品,其中《处女泉》《杯中黑影》《芬妮与亚历山大》先后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第七封印》《女人的期待》《野草莓》等则让他在柏林、戛纳和威尼斯等各大电影节上屡有斩获。
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丰富的视觉意象、闪回和极端特写等方式,以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展现心灵深处的憧憧幽影,挖掘人性的本真以及崇高的精神,伯格曼做到极致,常常给世人以悠久的启迪。
围绕人的孤独与痛苦、上帝与人的关系、生与死、善与恶等问题,电影大师伯格曼开辟了电影表现的新领域,为电影语言刷新做出重要贡献,他是现代电影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拍摄的《野草莓》,可以领略到伯格曼有别于其他导演所采用的拍摄手法:片头的梦境在影片中不停地穿插;回忆与现实相互纠缠,难辩真假。
影片通过人物的回忆、幻觉、梦境等,淋漓尽致地表现一个老人对死亡的恐惧、对孤独根源的探索和对生命再生的渴望。七十八岁的伊萨克教授,一生行将走到终点。行医五十年后,伊萨克教授将接受荣誉授勋。临行前夜,他梦见自己被棺木中的另一个伊萨克紧紧抓住。醒来后焦虑不安,他决定驾车去首府,顺路探访故居,寻找内心起伏不定的答案。一路上,他与儿媳玛丽安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重访了一些故地,使伊萨克教授不断地进入到往事的回忆和梦幻中,对自己一生进行反思。最终,他开始有些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自私和冷漠,希望能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互爱的关系……伯格曼以一种宗教死亡审判的方式让伊萨克教授在生命的末尾惊醒:他抚摩着自己走过的岁月唏嘘不已,面对现世的荣耀,曾经的执著,已然不再有任何的激动。
影片开头是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伊萨克教授在街头迷路,街上空无一人,到处是残损景象。挂钟没有指针,钟下两个眼镜的图案,有一个被砸碎了;冷色的墙砖,迷宫似的岔路。伊萨克教授转身后看见,一个僵硬的尸体,面目全非,站在路旁。黑色的马车运着一口棺材经过,马车撞坏了路灯,车轮脱落、散架。一只轮子的马车继续前行,棺材掉了下来。伊萨克教授走近一看,棺木里的人正是他自己。那人突然睁眼醒来,紧紧地拖住他的手。一死一活相会,暗示了伊萨克教授的存活如同行尸走肉,心理死亡的阴影正追赶着生命的残余。而酿就死亡阴影的正是对待家人朋友的冷酷、自私与漠视。生命的活力消失殆尽,如一潭死水。伯格曼将心理对立的两部份化解为对象之外一生一死两个人。以死对生的逼切,让活人触动、惊醒、挣扎,直到转变为最后的忏悔。
梦里有一个坏了的钟,而在伊萨克教授看望母亲时,也出现了一个损坏的钟,一虚一实,触目惊心。钟的不正常缺损,正是象征着人生的缺憾、不完整。没有指针,钟轴仍然可以转,但是已经没有了方向和目的。钟是让人捉摸不透的钟,是与时间隔离的钟,是一个没有任何存在意义的钟。梦里的钟,突然在现实中出现,让伊萨克教授感到震惊。钟对于他而言,是一种潜意识的存在物,那是童年的玩具钟表,在成长过程中曾相伴左右,却因年龄的增长而遗忘。此外,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对时间要求严格的医学实验者,总有一个时间的概念,钟的印象是隐性存在的。但是由于冷酷无情、自私又过于自我的情结,形成压力--生活疲累,生命没有活力,折断了生命时钟的指针。伯格曼用破损钟的形象,恰到好处地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运用到片中的细微之处,为影片增色不少。
在空间造型处理上,伯格曼亦打破时空界限,将现实与过去融汇一体,形成多维空间。比如,伊萨克教授来到野草莓生长的地方,在一棵苹果树旁坐下。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年轻时的恋人莎拉,又目睹他的兄弟如何追求莎拉。姑母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伊萨克在哪里?",在兄弟回答的同时,伊萨克教授慢慢走进了那所房子。接着,他目睹了餐厅中发生的一切,看着莎拉从餐厅出来,与他擦肩而过,伏在楼梯哭泣。当想起莎拉说他的好话时,伊萨克教授在一边欣然地笑了。往昔与现世,出现在同一组镜头之中,没有任何技巧上的过渡与划分。坐在弥漫草莓芬芳与青春气息的草地上,睹物思人而人事终已随波而逝,迟暮老人内心的无奈与悔恨,了无痕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一个场景是途中下雨,玛丽安驾驶着车,伊萨克教授在一边渐入梦境。林子里,年轻的莎拉拿镜子照着年老的伊萨克,两个时空面对面的对话。接着,莎拉走进屋子,伊萨克也尾随过去,他透过玻璃窗,又看到莎拉和他兄弟在一起。他过去敲门,这时光线起了变化,夜景转为白天,开门的却是另一个人。他跟着这个名叫阿尔曼的教授进入房间。这是考场,伊萨克被判为"无能"。在逐渐疏远了亲情之后,伊萨克教授的医学成就被无情否认,他曾经奋力追逐、自以为高尚的生活,毫无存在的意义。伯格曼通过对伊萨克教授的彻底否定,再一次对人生的意义提出最原始的质疑:到底人是为什么而存在于世界,即我是谁,我为什么存在,我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
始于噩梦,结束于温馨。在受衔仪式上,伊萨克教授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启迪。当晚,他与儿子、儿媳和解,随后在安卧中再次进入幻梦,又回到年轻时代,找到了父母。伊萨克教授一天以及一生的经历表现,对导演伯格曼来说,也完成了自己的一次心理历程。1918年7月14日,恩斯特·英格玛·伯格曼诞生在瑞典的乌普莎拉。父亲埃里克是一名牧师,对他的管教极为严苛,这使他的童年生活弥漫着大多数儿童不曾有过的孤独和压抑。小伯格曼几乎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想要的温暖。伯格曼在回忆中,一再流露他童年时对父爱的渴求和得不到这种爱的怨恨。影片的最后,伊萨克在梦中与父母和解,也表现出伯格曼本人的内心渴望:"在《野草莓》的最后,莎拉挽起伊萨克的手,领他走向林间一处阳光灿烂的空地。在另一侧,他见到他的父母,他们正向他招手。故事中有一条线出现多重形式:缺陷、贫乏、空虚和不获宽恕。不论当时或现在,我都不知道在整部《野草莓》中,我一直在向双亲哀求:看看我,了解我,可能的话,原谅我吧!"
伯格曼曾这样说:"我认为一旦艺术和信仰分离,它就失去了根本的创作动力。"他用胶片探求自己无法解释的宗教问题和人生的哲学命题,苦苦思索,终其一生。《野草莓》表现了对人生依恋,对死亡恐惧,以及人不能主宰自己的复杂心理,从而进一步对人生的意义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索。在短暂的生命旅程中,我们追求奋斗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最想要的究竟是什么?表面的浮华喧闹,是否能够掩盖内心的孤独与彷徨?当尘埃落定,即将寿终正寝时,能否安然平和地回顾自己的一生而没有悔恨。或许只有在夜深人静、在卸去伪装半梦半醒之间,才有勇气,面对心灵深处的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