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停笔十年重新写作,作家格非收获了茅盾文学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先锋文学浪潮中,文学家格非一跃成为代表性人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先锋文学垮掉,他又在犹豫间停笔十年。十年间,他重新思考了自己与文学间的关系,终于涅槃重生,凭借《江南三部曲》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他是如何重新开始写作的?“人文清华”对著名作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格非进行独家专访,倾听他与文学的故事。
记者:
在您写作停顿的这个时间段里,文学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地位下降,另外的主战场已经开辟了,也有很多作家或者是围绕文学工作的人,就转到另外一个战场去了,您当时没有考虑过转换的可能?
格非:
我跟我爱人从骨子里,都是现代主义者,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看不上大众化的东西,绝不可能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写那种畅销书,通过噱头去增加它的销量,我宁可中止自己的创作生命。现在感觉停下来,对我来说很重要,停顿的这些年,其实也在思考,中间也调到了清华,所以到了2003年突然想写时,我觉得随时可以拿起来,那个时候,我觉得创作跟我的关系变成一种很正常的关系——我可以写,也可以不写。80年代大家的口号是“不写作就跳楼”,关系太紧张了。其实
文学跟我们的关系应该是一个正常、自然的关系,你想写的时候你就写,没东西那就放一放。
可是80年代,因为我们的文学观念本身就有问题,把文学看得过于重大,比生命还重要,跟文学的关系特别紧张,使得作品写得也特别紧张。
经过十年,我把它放下了,忘了自己是个作家以后,反而跟文学建立了一个正常的关系。
记者:
那您近十年不写作,没有感受到压力吗?
格非:
会有压力,但时间长了以后,大家也可能慢慢地把你忘却了,所以《人面桃花》刚出来时,好几个出版社直接拒了,后来是朋友把这个书介绍给东北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印了三万套,这么出来的。
江南三部曲1:人面桃花
记者:
停顿了将近10年,2003年重新开始写作,有什么契机呢?
格非:
当时我的作品已经有译成法文的,法国邀请我去,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交界的一所修道院写作6个月。
记者:
您去的时候有一个成熟的想法了吗?
格非:
有。那个地方志,1995年开始构思,没有写下去,到了2003年,又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干脆把地方志放弃,把一本书变成三本书,从1900年一直写到2000年,分成三个时间段来写。
记者:
这时候你是做了一个决定吗,要改变一种写作方式?
格非:
中国社会的变化那么巨大,我已经认为自己是个新作家,这个时候,我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方法毫无压力,因为我和先锋文学运动已经没有什么关系,我是一个自由身。
记者: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格非:
对,已经被赎出来了。我现在非常怀念写《人面桃花》的那一年,那一年过得真是太愉快了,很大的自由度,也可以不紧不慢,没有任何人催你。现在写东西,后面还有人在顶着:“赶快把这个写完,写另外一个。”
记者:
那就是《江南三部曲》的第一部?
格非:
对,就是《人面桃花》,我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实际上后面两部都有了。我在写第一部的时候没有牵扯,写第二部就没那么自由,第二部得跟着第一部来。所以写《人面桃花》时,无忧无虑。但当时在法国不习惯,学校又把我派到韩国,说你在那儿待一年,一年足够把这个作品写出来。所以大部分是在韩国写的。
记者:
在写《江南三部曲》时,可能选择了一种跟读者更接近的方式,是吗?
格非:
一部作品,要愉悦别人,首先要愉悦自己。《江南三部曲》,我自己读时比较带劲。其实也没多少读者,《人面桃花》很长一段时间内,卖得也不多。慢慢地不断获奖,好多人就认可了。
《
江南三部曲》
记者:
后来是获茅盾文学奖?
格非:
茅盾文学奖是很多年以后了。通过《人面桃花》我就觉得已经开始有了一个新方式跟读者建立联系。
读者,其实分两部分,一部分通过销量体现出来,这部分读者对我来说不是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周围的人,我的那些朋友,那些对我有期望的人,这部分读者对我而言极为特别。
格非获茅盾文学奖(左4)
记者:
《人面桃花》的第一个读者是谁?
格非:
我的作品一直是我爱人当第一读者,读完之后她说可以了,我就拿出去,她说不行,我就再改。她是我中文系的师妹,平时不写作,但是读书很多。
记者:
品位很高?
格非:
也许吧。我们很多朋友作品写出来不给我看,给她看,说她看了才算数,认为她的评价很要紧,所以我爱人这方面帮了我很多忙。
记者:
《人面桃花》写出来她的第一评语是什么?
格非:
她觉得还不错。我的作品讨论最多的就是我妻子。一个故事她看完以后,会对整个故事有个看法。原来她特别喜欢看阿加莎 · 克里斯蒂、爱伦坡的小说,所以她特别讲究情节要合乎逻辑。有好多地方,我实际上也用过她给我提供的一些方案,比如《隐身衣》里边最重要的方案是她提供的。
记者:
您这个风格的变化,她有没有觉得很惊奇?
格非:
她也在变化。实际上是时代把我们两个人都变成了写《人面桃花》的那个起点。
这个社会,有的时候即便你在抗拒变化,实际上你也在被调整,只不过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比如时间,你感觉自己没变,但是十年了,实际上你已经变了很多。《人面桃花》第一句话写出来就是 “父亲从楼上下来了”,这句话对我来说特别地重要,就这么一个句子一出来,我觉得整个小说就没问题了。
记者:
一种语感?
格非:
一个语调,基调建立了。你不能调整到完全是写通俗小说那样的语言,那不对。但是如果你像先锋小说那样,像《褐色鸟群》那样的开头,那也不能想象。所以《人面桃花》是一个新起点。
记者:
《人面桃花》出来,也得到了文坛的认可,这时候的热度、你跟读者的关系,跟环境之间的关系,与早年相比是什么样的?
格非:
完全不一样。写先锋小说的那个年代,不见得说书能卖多少,那不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大家出书不是为了挣钱,从交流层面上来说,大家更关注作品被圈内人认可。所以现代主义有一句口号叫做“蔑视普通读者”——普通读者是需要被抛弃的,其实是持有一种精英立场。
《人面桃花》写的时候,我们已经面对一个相对成熟、相对世故的文化市场。从一个地方慢慢往下掉,已经掉到一个地方,我觉得托住了,也没那么可怕。
我觉得很多人精神状况出问题,不是因为他掉到谷底,是因为他吊在半空,那个非常危险。但是如果掉到底的话,反而很安全。
记者:
踏实了。
格非:
很踏实。所以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声誉,所谓认可度,已经不像当年那么敏感,当年别人要骂我一句话,三天忘不掉。《人面桃花》刚出的时候,一开始也有人骂,但是我觉得自己已经在底部了,你骂就骂吧,你骂,或许有道理,或许也没道理,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专家,对不对?我老婆说好,我很多朋友都觉得很好,大家都还说的是实话,我觉得可以了。这样慢慢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把自己跟文学那种关系调整得比较正常,不会患得患失。
记者:
自己觉得好还不行,还得有这些朋友来确认?
格非:
写作,你周围得有一些铁面无私的人,要保证这些人跟你说实话。我老婆很严格,我的小说写了开头,我老婆说:“不行,你最好放弃。”她判了死刑,我痛苦得不得了,但还是放弃。周围得有这样的人,真的为你着想。
记者:
还得有判断力。
格非:
还得有判断力,你能信赖。对我来说,我学会了一种比较好的工作节奏,也跟文学之间有了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有一个底在那儿。这个底是什么?——你们骂我不要紧,大不了大家觉得这个人不行了,才华枯竭,那我就不写,我也没犯法,我十年不写我也没少什么,我着什么急?如果不写作,不做研究,我还可以教学生,混口饭吃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慢慢就开始建立了一个自信,这个自我开始变得比较稳定。
一个作家听不得批评,或者在表扬当中忘乎所以,其实都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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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微信公号“人文清华讲坛”
【2020—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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