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价：2500元（全15册）

内容简介：

《古文辞类纂笺》是训诂学大师高步瀛（1873-1940）一生倾注心力最大、所用功夫最深、考释最详、卷帙最富之煌煌巨著，是一部对桐城派大师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进行汇校、笺疏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学问之渊海，考据之门径”。高氏的笺注不仅对字词音义进行精确训释，而且参照李善《文选注》的文学注释学原则与方法，举凡各篇文章中之名物制度、学术、政治、地理、职官等等典故皆旁征博引、追本溯源、精心考订。高氏眼光奇高，在历代纷繁芜杂、汗牛充栋的论著中总能化繁为简、找出最关键的文献，于论证结语处加“步瀛按”字样，串讲古今，穷源竟委，洋洋洒洒，其精到处被认为可与《日知录》比肩。高氏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对待文本，既避免考据派末流繁琐细碎的弊病，又兼顾其辞章价值，其在文学、训诂学上的意义远非《类纂》所能局限。

由于该书博大精深，阅读十分不易。罗国威教授领衔予以繁体标点，并配上《古文辞类纂》原文，对其所引用的大量文献，都尽量查核原书，分出引用文献之起讫，同时也校正抄写错误。由于分册较多，还编制了作者篇名索引，以便读者。

主编简介：

罗国威（1944—），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著有《刘孝标集校注》《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六朝文学与六朝文献》《昭明文选丛考》《敦煌本文选旧注疏证》《冤魂志校注》等书，参与整理《全宋文》，独自整理有《咸平集》《大全赋会（永乐大典本）》等古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敦煌本文选音考释》，发表论文数十篇。

预售说明：

2023年是巴蜀书社 建社四十周年 ，为回馈广大读者，本书将以四折优惠进行预售。

预售时间 ：2023年1月19日—2023年2月19日

发货时间 ：2023年3月1日后陆续发货

（摘録，有改動）

清代是傳統學術的總結期，在考據學風的影響下，對四部典籍的整理，無論是規模還是成就，都達到了最高峰。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〇）《孟子正義》、孫詒讓（一八四八—一九〇八）《周禮正義》、王先謙（一八四二—一九一七）《漢書補注》、孫詒讓《墨子閒詁》等書，可以分别作爲經部、史部、子部典籍注解類深度整理的代表之作。因歷史原因，集部文獻，清人還來不及整理。直到民國時期高步瀛撰成《古文辭類篹箋》，才填補上這一缺憾。

《古文辭類篹》的編選者姚鼐（一七三二—一八一五，事蹟見本書原附《姚姬傳先生事蹟攷略》），生活於乾嘉時期，正是考據學籠罩天下、如日中天的時代，不可避免地受到考據學風的影響。姚鼐在赴京趕考遇到考據學派的代表人物戴震（一七二四—一七七七）時，曾一見傾心，欲拜爲師（一七五五年），即使遭到婉拒，仍然從此由辭章折入經史考據之學長達十八九年，且著有《九經説》《春秋三傳補注》等經學著作。不過，姚氏自幼家學淵源，秉性深愛辭章，而又信奉程朱之道，故能看到考據派末流繁瑣細碎、脱離實際，尤其是好持漢宋門户之見等弊病。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方在壯年即辭去四庫館纂修官的職務，乞養歸里。辭官後，姚氏主講於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徽州紫陽書院、南京鍾山書院等處四十餘年，而以在鍾山書院最久，並去世在那裏。《古文辭類篹》即其主講時授徒所用‘課本’。全書將古文辭分爲十三類，按類選録歷代經典之作七百餘篇（各本有所不同，本書共收録七百二十三篇），並精心撰有《序目》以討論自己的古文觀念和分類依據，每篇文章均加以圈點，部分文章還附有點評。該書於歷代選本既有繼承又有發揚，所選文章涉及面廣，而大多確爲不刊之作，在文體學、文學觀念上均有重大價值，故成書後尚未刊刻，就不脛而走，以抄本形式流傳士林，影響所及，遠超桐城派的範圍，成爲清代影響力最大的古文選本之一。

古文辭類篹 康刻本

咸同年間，私淑姚鼐的曾國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於戎馬倥傯之中，仍不忘教導子弟‘欲明古文，須略看《文選》及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二書’。其所編《經史百家雜鈔》亦大爲借鑒《古文辭類篹》的分類和選目觀念（而曾氏的評語及分段亦爲《古文辭類篹箋》所吸收）。曾氏作爲救世名臣，且其本人在理學、考據、古文上都有相當造詣，其影響力無與倫比，使《古文辭類篹》一書更爲風靡。曾氏的弟子吴汝綸（一八四〇—一九〇三），本爲桐城人，被稱爲‘最後一位桐城大師’，其古文和經史之學造詣極高，曾集數十年之功對《古文辭類篹》進行校勘、點評。吴氏思想較爲開明，重視西學，仍然説：‘因思《古文辭類篹》一書，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爲六經後之弟一書。此後必應改習西學，中國浩如煙海之書，行當癈去，獨留此書，可令周孔遺文綿延不絶。’更重要的是，他在蓮池書院，影響了高步瀛。

高步瀛先生像

高步瀛先生（一八七三—一九四〇），字閬仙，河北霸縣（今霸州市）人。綜合各家記載，可將先生一生勾勒如下：高氏生於同治十二年，年少家貧，從其母依新安外家，就學於黄秉鈞，有神童之譽。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四）中舉，教學永清、完諸縣，主講定興書院，猶赴保定蓮池書院試講數月，得以親炙吴汝綸門下。吴汝綸閲其駢文，嘗自歎弗如，然先生從此治學，益攻本源，而爲文遂擅駢散兩家之長。今高氏書中，對姚鼐之言多所批駁，而言及吴氏必稱‘吴先生’，足見其恭敬之情與受影響之巨。二十七年任畿輔大學堂教席、保定優級師範學堂教席。二十九年，作爲首批直隷官費留學生，赴日本東京宏文學院師範速成班（其時周樹人亦在該校），學制一年，期間曾助日本教師松本龜次郎校勘《言文對照漢譯日本文典》。次年歸國後，直隸提學使嚴修署先生爲直隸學務處僉學委員，後改任編纂。未幾，保定兩學堂復請於當道，仍請先生歸保定任教員。三十二年，調學部主事，任編審局事。入民國，任教育部簽事，大約在此時開始箋注《古文辭類篹》，並以之教授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還與友人王紫珊創辦國群鑄一社，著演講録數十篇，出版《吴氏孟子文法讀本箋注》《立國根本談》《俠義國魂》《國文教範》等普及讀物。一九一五年遷任社會教育司司長。一九二七年張作霖就任海陸軍大元帥，代表中華民國行使政權，先生憤而辭職，專任北京師範大學教職，復就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授。一九二九年，受吴闓生之邀，任瀋陽萃升講席，此時《古文辭類篹箋》已完成，並於本年出版了其姊妹篇《古文辭類要箋證》石印本。一九三〇年兼代北京師範大學二部秘書長，攝行院長職。‘九·一八’事變後，退歸北平，專任師大教授，主講‘文選學’，先後兼任中國大學、保定蓮池書院講師。‘七·七’事變後，杜門謝客，堅拒僞職。一九三九年受聘私立輔仁大學教授。長日憂心國事，積鬱成疾，一九四〇年病逝。高氏以博聞强記、融通經史聞名中外，尤其長於箋注之學，著有《文選李注義疏》《先秦文舉要》《兩漢文舉要》《魏晉文舉要》《唐宋文舉要》《唐宋詩舉要》《史記舉要箋證》《古禮制研究》等書，無不聞名當世。當時日本學者把他的考據，與廣東黄節的詩學、桐城吴闓生的古文並稱爲‘中國三絶’。

古文辭類篹 吴刻本

《古文辭類纂箋》（以下簡稱‘《箋》’）是其傾注心力最大、所用功夫最深、考釋最詳、卷軼最富之煌煌巨著，是一部對《古文辭類纂》（以下簡稱‘《篹》’）進行匯校、箋疏的集大成之作。略微對比高氏‘舉要’系列著作即可發現，這些著作或多或少以《箋》爲基礎。其弟子程金造教授《高步瀛傳略及傳略後記》有載：

先生平生著述，以桐城姚氏《古文辭類篹箋證》一書爲最著，姚氏所選古今各體七百余篇文，凡其中名物、制度，及今古文經學之爭論，學術派流之糾葛，疑史之本末，子部諸書之真僞，詞義形體之演變，與夫輿地之名稱改移，類皆窮究源委，有長達萬言者。當時見其書者，謂爲‘學問之淵海，考據之門徑’。蓋其書採摘宏富，剖判入微，辭書遜其搜羅之博，類書無其理論之精且核也。

高《箋》不全録《篹》原文，而是照原書篇第摘句爲訓，首先據康本、吴本、李本、諸家文集及前人校勘成果予以校勘，然後進行箋注。其箋注不僅對字詞音義進行精確訓釋，而且參照李善《文選注》的文學注釋學原則與方法，舉凡各篇文章中之名物制度、學術、政治、地理、職官等等典故皆旁徵博引、追本溯源、精心考訂。高氏眼光奇高，在歷代紛繁蕪雜、汗牛充棟的論著中總能化繁爲簡、找出最關鍵的文獻，於論證結語處加‘步瀛按’字樣，串講古今，窮源竟委，洋洋灑灑，自成宏篇，實可作爲一篇篇獨立論文，其精到處被認爲可與《日知録》比肩。書末附録《諸家事蹟攷略》,相當於《類纂》選文的‘作者簡介’，主要取正史傳記,兼收年譜、碑銘、行狀,另附《姚姬傳事蹟攷略》，有契於知人論世之旨。《箋》之特點和成果，在文學、訓詁學上的意義遠非《纂》所能局限，前人歸納總結已多，兹再嘗試分述之。

古文辭類篹 求要堂李刻本

一、校勘。《篹》主要有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康紹鏞刻本（高氏簡稱‘康本’或‘康’）、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吴啟昌刻本（簡稱‘吴本’或‘吴’）、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李承淵求要堂刻本（簡稱‘李本’或‘李’）。康本所據爲姚鼐中年之本，七十四卷，有圈點，評語放在篇題下，且爲大字。吴本所據爲姚鼐晚年定本，增加了數篇文章，順序亦有所不同，又將康本之卷二二拆爲兩卷，故爲七十五卷；又删去圈點，云是姚鼐之命；評語亦改爲小字夾注，放在篇末；還增加了一些姚鼐的注語。李本據吴本編次，又據各文善本予以重校，尤其是吸收了吴汝綸的校勘成果，最稱善刻；還恢復了康本的圈點。《箋》亦據吴本、李本編次，其文字則不主一本，不僅匯校三本，且據各文原始出處或其他善本，精加校勘，擇善而從，有時甚至完全拋開《篹》而據原本（如《辭賦類》大多數文章）校勘，實爲一新校本。如出自《史記》之文，就使用了集解本、索隱本、正義本以及官本（殿本）、毛本（汲古閣本）、王本（王延喆本）相校；《漢書》使用了王先謙補注本、官本、毛本；《文選》使用了李善注本（包括尤袤刻本、胡克家刻本）、五臣本、六臣本、《文選集注》古鈔本；《昌黎集》使用了五百家本、世綵堂本、方崧卿舉正本、朱熹考異本；《東坡集》使用了七集本、全集本、郎曄注本等等。而《文苑英華》、姚鉉《唐文粹》、吕祖謙《宋文鑑》、真德秀《文章正宗》、唐順之《文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方苞《古文約選》等總集，以及清代各家的校勘成果，也常在參校的範圍。匯聚如此多的善本，以嚴格眼光審視之，然後擇善而從，故本書不僅是《古文辭類篹》最完善的校本，實際上也是《戰國策》《楚辭》《史記》《漢書》《文選》、漢賦、唐宋八大家等文的校勘（同時也是箋注）範例。

當然，匯校衆本只是一個苦功夫，《箋》的高明之處在於超越版本異同，於諸家無疑處，發現正誤。如對《漢書》《文選》的校勘，卷六八楊子雲《羽獵賦》‘靡日月之朱竿’，‘靡’諸家無説，《箋》云：‘靡，疑當作“���”，俗作“麾”。’雖是猜測之詞，卻十分可信。

且《箋》不僅對《篹》文進行校勘，對所引文獻亦復有所校勘。如卷二六《黄歇説秦昭王》‘齊之右壤’引《史記正義》：‘右壤，謂淄州之南北也。’《箋》小字注：‘淄，元誤“渭”，王本作“濟”。然唐無濟州，今依程恩澤引。’此實爲對《史記正義》之校勘。卷三七韓愈《鱷魚文》‘争爲長雄’，引方崧卿注：‘《漢·薛宣傳》：“上黨少豪俊，易長雄。”’高氏案云：‘此《鮑宣傳》也，“薛”字誤。’朱熹《考異》亦引方注，而朱氏刻意與方氏争勝，竟未識其誤。

古文辭類篹箋 影印本

二、箋注。本書稱‘箋’，而實則爲‘注’（箋是一種自謙之稱謂）。《説文》：‘箋，表識書也。’段注：‘鄭《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按注《詩》偁箋，自説甚明。’高氏善於選取舊注以釋《篹》文，舊注不安者，再予以辯析。如出自《文選》之文，就廣引李善注、五臣注、《文選集注》古鈔本之舊説，而清代文選學的重要成果，包括何焯（一六六一—一七二二）《義門讀書記》、許巽行（一七二六—一七九八）《文選筆記》、余蕭客（一七二九—一七七七）《文選紀聞》、孫志祖（一七三七—一八〇一）《文選李注補正》、張雲璈（一七四七—一八二九）《選學膠言》、朱珔（一七六九—一八五〇）《文選集釋》、梁章鉅（一七七五—一八四九）《文選旁證》、胡紹煐（一七九二—一八六〇）《文選箋證》等，都摘取其精要之説。而胡渭（一六三三—一七一四）、戴震（一七二四—一七七七）、錢大昕（一七二八—一八〇四）、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王念孫（一七四四—一八三二）、梁玉繩（一七四五—一八一九）等清代考據名家之説，亦無不在《箋》參考之列，可謂是清代考據學集大成之作。不過，本書並非‘集注’性質，而是精於揀擇，高氏博聞强識而又眼光獨到，所引文獻總能切中肯綮，故能做到詳而有節。

高氏精於小學，常常從文字訓詁以求文意，屢收奇效。如卷十三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莫敢校也’，顔注：‘校，計也。’王先謙《補注》：‘伐罪而弔其民，故莫敢校。顔説未當。’《箋》引《秦策》高誘注曰：‘校，猶亢也。’顯然均優於舊注。

又精於經學，注意明辨家法條例。卷十五劉子政《條災異封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漢書》顔注一一列舉，本足令人信服，《箋》則曰：‘顔氏此注，皆依《左傳》爲説。劉子政治《穀梁春秋》，或參取《公羊》，而必不取《左氏》。’故參取《穀》《公》，增删顔注，以備三十六、五十二之數，令人驚歎。

又精於輿地之學，能發前人所爲發。如卷五四李習之《來南録》，粗看近似流水賬，經過高氏的詳細箋注，此文即成爲考察古今地理變遷、唐人遠行路程及各地名勝的絶佳文獻。

其餘天文、讖緯、醫藥、名物、制度、史實、典故、人物……泰山秋毫，無不旁徵博引，條分縷析，要言不煩，不得不令人生起高氏‘無所不通’之感，又令人感慨在高氏那裏‘道術未裂’。

三、評價。評點，是傳統的文學批評形式，桐城派更是視爲家法，主要用於點明文章筆法精妙之處。高氏評價範圍則更廣，不僅廣引諸家評論（以吴汝綸爲最多），且常常加按語表明己見。

有點評《篹》自身問題者，如卷十一《虞卿議割六城與秦》‘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箋：‘吴本插注未必盡出姬傳先生，李刻因之，非也。今依康本。’

有評論舊注未安者，如卷六八下揚子雲《解難》‘追趨逐耆’，顔注：‘趨，讀曰趣。’《箋》：‘經傳作‘趣’，作趣向解者，正‘趨’之借字，非借‘趨’爲‘趣’也。此等處，師古往往倒置。’

有點明文章主旨者，如卷二十王介甫《上神宗皇帝言事書》題注引吴先生曰：‘王荆公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世以爲詬厲，而余絶重之，以爲非有英奇閎偉非常之識，不能爲此言也。……’又曰：‘此先生評《五代史· 司天考論》之言，雖非爲此文而發，而最足發明荆公偉抱，故特載之。’

高氏精於禮學，凡涉禮學之文，不僅注釋特詳，且評論亦精當出前人之上。如卷十九蘇子瞻《圜丘合祭六議劄子》篇末論曰：‘子瞻此議，攷之古禮，實不能合。然按之宋之時事，殊不易改革，周禮必不可行矣。禮，時爲大，固不得以後世便宜斥之也。秦氏持論雖正，在宋時行之則難。儒者好言復古，不察時事宜不，往往有此。又其所引元祐中黄復之言，謂大臣主合祭者，乃因宣仁之故，比於王莽之尊元后，誣亦甚矣。而秦氏以爲深悉合祭病根，且以其言爲萬世定論，亦迂繆之見也。’

還有一種不明言態度，而在箋注重表達其傾向者。如卷四五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其箋注不厭其煩，將范仲淹一生事迹及其背景文獻詳加徵引，簡直到了巨細靡遺的程度，在全書中都極爲少見，不得不説這是出於對范仲淹高尚人格的景仰。

對傳統學術中聚訟紛紜的難題，《箋》尤其注意。如卷十九蘇子瞻《圜丘合祭六議劄子》‘六宗’注，卷三四歸熙甫《二子字説》‘西山並太湖’注討論‘五湖’，卷五七《雜記類六》蘇子瞻《超然臺記》‘釀秫酒’注辨秫非高粱，卷六六司馬相如《上林賦》‘明堂’注，卷六八揚子雲《甘泉賦》‘秬鬯’注，均洋洋灑灑數千言，不僅進行了學術史上各家之説的詳細文獻梳理，且一一加以評判，可論斷者斷以己意，仍難以確定者寧肯‘多聞闕疑’。這些長篇大論，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正是《箋》之所長。

四、總結條例。《篹》所收文章上下數千年，經史子集無不涉及，《箋》爲之作注，實際上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古典文獻全面梳理，高氏在箋注過程中亦注意總結古書之通例。如卷十五上劉子政《論起昌陵疏》‘殷湯無葬處’注：‘古文引書往往一書引畢，加以“也”字。’持此衡量書中所引文獻，無往不利，實爲閲讀古書、分出層次之法寶。又如：

卷二八司馬子長《報任安書》‘不韋遷蜀，世傳《吕覽》’箋：‘大氐古人引據事實，有時如九方甄相馬，取明己意而已，不屑屑於詳攷細微，後人不達此旨，或指斥其失，或曲附其説，皆非古人之意也。’

卷六十韓退之《好惡箴》‘無善而好’箋：‘此作愛好解，而與道字韵，仍讀呼老切，古書此例甚多，詳《辭賦類》。’

卷七三屈原《九歌·東皇太一》題注步瀛案：‘古書篇目有總名者，其分篇之名，皆題各篇之後，不獨《楚辭》爲然也。’

如此種種，皆爲高氏之真知灼見，非讀書得間，恐難以見到。

從上述可知，本書範圍實際亦大大超出《古文辭類篹》本身，高氏治《戰國策》《楚辭》《史記》《漢書》《文選》、漢賦、唐宋八大家等等諸書之法，儘可於本書求得，本書誠爲校讎之圭臬，考證之淵藪。

如此一部博大精深之作，要對其進行標點整理，洵非易事。由於《箋》原書未全録《篹》文，且又不主一本，僅僅是爲之配備《篹》文，就頗費斟酌。我們按高氏原意擇用善本爲底本，而用《篹》文（主要是李本）參校，若有異文，擇要出校（詳見《凡例》）。兹事體大，點校成於衆手，我和兩位副主編，以及巴蜀書社王群栗等諸位編輯努力統稿、修改完善，雖如此，仍存在不少缺憾，亟待讀者批評指正。

二〇二〇年十月於四川大學思藻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