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cbet,是俄罗斯设计师Gosha Rubchinskiy创造的滑板品牌,其产品很多都带有苏联元素,曾被视作是Supreme和palace的有力竞品。如果不是Gosha Rubchinskiy涉嫌丑闻的话,这个品牌今天应该在市场上拥有更大声量。

以苏联文学为例,你就能明白红色巨人对中国的影响。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就将俄国文学称作是“给起义奴隶偷运的军火”。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执政者便全面以俄为师,当时的流行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苏联文学作品几乎是当时国内读者,唯一一类可以能跟国外同步阅读的外国作品。

而如果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我们身边或新或旧的事物,或多或少都被苏联美学影响着,就拿我的母校北京市十一学校来说,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校区里都有大量苏联援建的校舍。

更不用提人民大会堂、北展、军博……这些苏式建筑以及在全国各地星罗棋布的赫鲁晓夫楼,这些充满实用主义、秩序感、统一感的共产主义美学建筑,形塑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创造了我们最初的美学记忆。

从20世纪初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内成员称谓,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公民彼此间的一般称呼,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多元化,老板、美女这类称呼流行,同志一词的使用率,又兜兜转转都走回了原点。

1989年,同志一词的含义开始模糊。当时,香港艺术家林奕华想办一个小众群体电影节,为了凝聚群体认同,他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话语中摘取“同志”一词来概括这次活动。从此,这个词汇在中国民间,更是从大众称呼变成了小众群体的指代。

面对语义的泛化,很多苏粉在网上开始使用达瓦里氏的叫法,来指代同志,按照他们的说法,达瓦里氏精确、好玩,单拿出来用也不会有歧义。

虽然民间对同志的叫法出现了改变,但同样拥有改造世界的热情。

伦敦塔的幽灵飞不过乌拉尔山,从没学过中文的西方厉鬼也祸害不了大陆另一头的中国人。

之所以一个搞笑驱魔吸血鬼的视频能在中国获得广泛共情,是因为锤子和镰刀的情怀,更是出于现实中对他们口中的“吸血鬼——资本家”的不满。

这几年,攻击资本的话语如同脱缰野马,从“996是福报”导致的马云翻车,到前几天电科加班谣言的大讨论,足以见得目前中国劳资双方的矛盾,已经成了人们在面对住房、就业、婚恋、贫富差距等多方面压力面前,最直观、最具体也最能感受真切的“敌人”。

从“你工人爷爷来了”的辱骂到“路灯缺挂件”的警告,网络上从来不乏对资本的攻讦,在这种描述中,社会变成了一个血腥角斗场,简化成了你死我活的拼杀,这不是左右之争,而是新旧之争。

在这种情绪下,搬出红色巨人的尸体,通过缅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缓解对新自由主义的失望,并寻找未来的解决之道,无疑是最爽快的思维方式。而达瓦里氏称谓的流行,就是这种思潮最外化的表征。

那么,搬出苏联是想表达什么?

只要你认真翻看相关的留言,就会轻松发现:不论学识高低,也不论动机是轻佻的玩梗还是高尚的宣言,高喊达瓦里氏的人,想要的是一个乌托邦——绝对的平等、公平,就是他们最朴实的愿望。

而红色巨人恰恰是这种价值观最原教旨的样貌,虽然今天我们已经从各种信源中了解到它存在时的残酷与血腥,但并不妨碍人们崇敬它精神化后的价值观。

因为无论日后的动作有多走样,但至少在创建之初,苏联创建者的允诺,如今读起来也足够迷人:

“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我们苏维埃政权机构中还有不少的缺点……但是它为全体劳动人民提供了人人平等,当家做主的权力,让一切剥削者必须明白反剥削力量的伟大,提供了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它使受压迫的人能够真正站立起来,能够逐渐地掌握对整个国家、经济和生产的管理……” —— 1918 · 什么是苏维埃政权? · 列宁

相似的事还发生在美国、德国、英国...网络同温层像催化剂一样不断加深着人们的认识,它让愤怒的人更加缺乏等待社会修补的耐心,转而期待通过自己的革命,完成对完美乌托邦的构建。

仔细想来,乌托邦之所以美好,正是因为它在远方,而当人们追逐到它的时候,或许会发现,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这感觉就像爱尔兰诗人Seamus Heaney在《远方》中写的那般:

当我回答说我来自"远方" 关卡那个警察厉声说:"哪个远方?" 他还没完全听清楚我说些什么就以为 那是这个国家北部某地的名字。 而现在它——既是我居住过又是我 离开了的地方——仍然有很长距离要走 像花了很多光年从远方而来 又要花很多光年才抵达的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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