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莎士比亚在 1585 － 1592 年间的人生轨迹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证据，研究者们将这 7 年称为莎士比亚的“迷失之年”。 2008 年有人发现，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的女王长凳法庭（ Court of Queen’s Bench ）在 1588 － 1589 年间受理了一桩案件，该案的起诉书里有莎士比亚的名字，起诉书的落款日期是 1588 年米迦勒期（ Michaelmas Term ，即秋季）和 1589 年 10 月 9 日。这样终于有了一条书面证据证明，这期间伦敦有一个名叫莎士比亚的人遭遇了一场官司。但是这份起诉书里的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却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它无法证明 1585 年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那个得了一对孪生儿女的莎士比亚和 7 年后伦敦剧坛上出现的莎士比亚是同一个人。 1616 年 4 月 25 日，有记录显示莎士比亚葬于家乡的教堂，墓穴位于妻子安妮的墓旁，墓志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卒于 4 月 23 日，享年 53 岁”。这是有关莎士比亚生平的最后一条直接证据。 斯特拉特福镇上的威廉·莎士比亚，家境还算殷实。父亲约翰·莎士比亚主要经营制革和皮手套生意，做过镇上的治安官，接着又做过一任镇长。威廉小时候很可能在镇上的免费文法学校接受过基础教育，学过一些拉丁文，然而直到 1585 年，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的文学素养和生活阅历，应当都比较有限。可是伦敦的那位戏子兼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剧本，从题材来看，既有古代历史传说，又有近代宫廷秘闻；从场景来看，既有大不列颠的城镇乡村，又有欧洲各国的异域风情，甚至还有新世界的蛮荒海岛；从所塑造的人物来看，上起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下至地痞流氓、奴仆妓女，各色人等，性格迥异，形象饱满，令人难忘；从台词来看，既有阳春白雪的素体诗，又有下里巴人的俚俗语；从剧本结构来看，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往往出人预料，却又合情合理，草蛇灰线，连贯缜密；最重要的是，从剧本所反映的意识形态来看，作者无疑具有广博的人文情怀和超前的思想意识。问题是，这么一大批优秀剧作真的出自斯特拉特福镇那位手套商儿子之笔吗？ 一、莎士比亚在其遗嘱里吩咐“留给我的同事约翰·贺明吉、理查·伯比奇和亨利·康戴尔每人 26 先令 8 便士，让他们用于买丧礼指环”。莎士比亚在世时，这些人都在国王伶人剧团（ King’s Men ）与莎士比亚共事，其中贺明吉和康戴尔 1623 年还主编过第一对开本莎士比亚全集。 中世纪欧洲，武士们（ knights ）都是骑马打仗，于是我们一般把 knight 译成“骑士”。在战场或比武场上，骑士们全都头戴护面头盔。由于无法辨认彼此的身份，于是大家便在各自用的盾牌上画上带有自家特征的图案（见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rm n. 14 ），或在各自穿的甲胄（ armour ）外面套上一件绣有这种图案的丝绸背心，这种外套（ coat ）便称为“甲胄外套（ coat armour ）”（见 OED: armour n. 10 ），盾牌或甲胄外套上的这种图案遂逐渐演变成各家的盾徽（ coat of arms ）。由于可以世袭，盾徽便成为一个人所在家族功绩、地位和谱系的象征。 1415 年亨利王五世设立了“袜带骑士盾徽长（ Garter King of Arms ）”这一职务，其职责是掌管朝廷的礼仪和王公贵族的盾徽（ armory ）事务。 1483 年查理王三世设立盾徽院（ College of Arms ），正院长的头衔是“袜带骑士，主盾徽长（ Garter, Principal King of Arms ）”，副院长的头衔是“省盾徽长（ Provincial Kings of Arms ）”（见 OED: King-of-Arms 条 ），正院长分管盾徽事务，副院长负责贵族的丧葬事务。盾徽院的官员称为“司礼官”（ heralds ），正副院长即“主司礼官”（ chief heralds ），盾徽院又称为“司礼院”（ Heralds’ College ）。包括主司礼官在内的司礼院全体成员都由王室任命，大都是贵族成员。司礼院决定盾徽的等级，负责盾徽的设计、制作、审批、颁发，记录被授予盾徽家族的族谱，有关盾徽的研究称为“司礼学（ heraldry ，一般译作纹章学）”。之所以如此，据说是因为骑士比武大会通常由司礼官担任司仪，他们得熟悉骑士们的盾徽，才能向观众们介绍，于是有关盾徽的事宜，便由他们负责。 莎士比亚家族的盾徽大概是什么样子，我们早已知道，因为长期以来，位于华盛顿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收藏有一部手稿，里面有莎士比亚家盾徽的草图（见图 3 ），草图下方注明“ Shakespeare the Player, by Garter （戏子莎士比亚，袜带骑士绘）” ，由于莎士比亚的墓碑上也刻有与之类似的盾徽，这两处盾徽于是就构成一个证据链，证明伦敦的戏子莎士比亚和生于并葬于斯特拉特福镇的莎士比亚是同一个人，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伦敦当时有两个同叫莎士比亚的戏子，或有一个名叫莎士比亚的戏子和一个同名剧作家。然而倒莎派提出，莎士比亚死于 1616 年，这些盾徽图都制作于 1700 年前后，无法作为莎士比亚身份的有效证据。 2016 年夏天，护莎派和倒莎派之间的论战因一些更早的莎士比亚盾徽草图的发现而一锤定音。两年前，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手稿部主任希啬·沃尔夫（ Heather Wolfe ）与伦敦大学学院史学家奈杰尔·拉慕赛（ Nigel Ramsay ）合作，在福尔杰图书馆举办了一场盾徽展。展后的一天，沃尔夫翻看拉慕赛编的一本书，惊喜地发现一样她从未见过的东西：一幅莎士比亚盾徽草图（即图 1 ），上面写着“戏子莎士比亚”，日期是大约 1600 年。由于这幅草图出自位于伦敦的盾徽院，于是她急忙赶到那里进一步查找资料，终于在一些司礼学参考著作中发现了十余处尘封已久的有关莎士比亚盾徽的资料，全出自 17 世纪，其中一半以上都有“戏子莎士比亚”的字样。她顺藤摸瓜，又在新英格兰历史宗谱学会（ the New England Historic Genealogical Society ）的档案里发现了 1596 年颁发给莎士比亚家族的盾徽图案（见图 4 ）。 这张图与之前发现的盾徽草图大同小异，只不过看起来更像定稿，尽管已经残缺不全，但图案上方框里写的 M W Shakespeare 仍清晰可见， M 是 Master ‘先生；绅士’的缩写， W 是 William 的缩写；图案左上方 L. W. D. 中的 W. D. 应当是司礼院院长威廉·迪瑟克（ William Dethick ）名字的缩写。盾徽上面那只展开双翅的鸟是隼（ falcon ），莎士比亚生前最喜欢这种鸟，其著作中隼字出现的次数高于任何其他鸟名。隼的一只爪抓着一根矛（ spear ）的柄，显然代表 shake+spear ‘摇动 + 矛’；盾徽本身的图案是以一条黑带为背景的一只矛斜贯整个盾徽，矛尖与笔尖相似，矛柄与笔杆相似，这恐怕不是偶然巧合，而是有意为之，暗示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家身份。 2016 年 6 月 30 日，《纽约时报》刊登舒斯勒（ Jennifer Schuessler ）的文章，“莎士比亚：演员、剧作家、社会攀爬者（ Shakespeare: Actor. Playwright. Social Climber ）”，报道了沃尔夫的发现。这些新发现的莎士比亚盾徽图样构成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它不仅证明斯特拉特福镇的莎士比亚与伦敦的莎士比亚是同一个人，而且让我们了解到更多有关莎士比亚在社会阶梯上往上攀爬的情形。在莎士比亚父子时代，一个手套商即使做过镇长，他的儿子即使是一个赫赫有名的戏子，想获得自己的盾徽，跻身于绅士阶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纹章院的资料中，沃尔夫发现， 1602 年，盾徽院的司礼官布鲁克（ Ralph Brooke ）与院长迪瑟克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布鲁克向女王呈交了一份名单，声称名单上的 23 个“卑微的人（ mean persons ）”都错误地被迪瑟克授予了盾徽，“戏子莎士比亚”赫然名列其中。迪瑟克的档案记录中还保存一些获得盾徽者写给他的信件，写信者有的义愤填膺，痛斥诬蔑自己没有资格获得盾徽的人，有的则表明要放弃盾徽。沃尔夫没有找到莎士比亚对此事的反应，很可能因为莎士比亚住在伦敦，可以随时随地面见司礼官进行沟通。迪瑟克最终因此事辞职，不过莎士比亚的盾徽显然是保住了，因为福尔杰图书馆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发现，莎士比亚的外孙女伊丽莎白·巴娜德（ Elizabeth Barnard ）的遗嘱上盖有一枚印章，从这枚印章的图案可以依稀辨认出莎士比亚的盾徽。然而莎士比亚的后人并没有将这份荣誉延续多长时间。他唯一的儿子哈姆尼特·莎士比亚（ Hamnet Shakespeare ）早在 1596 年就去世了，外孙女伊丽莎白·巴娜德也死于 1670 年。由于伊丽莎白是莎士比亚家族的最后一个人，她遗嘱上的这枚印章成为莎士比亚家族荣誉的最后一次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