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世纪，金朝女真人中，出现了一种社会组织，称为“猛安谋克”。猛安为部落单位，谋克为氏族单位。起初，1猛安可包括8至10个谋克，其首领称为“勃极烈”。金朝建立前，定制为每300户为1谋克，10谋克为1猛安。猛安谋克不仅是军事组织，也是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所有组织成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并占有一定的土地。金朝最高统治者通过宗室、将领控制着猛安谋克组织。进入中原后，猛安谋克制度又推广于“归附降人”，包括汉人和契丹人。金熙宗在位期间（1135-1137年）发展为军事、生产和地方行政机构三位一体的封建化组织。按金朝官制：猛安为从四品，掌管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并同诸防御州的防御使一样，负有“防捍不虞，御制盗赋”的任务。谋克为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并负有除不管理常平仓之外县令所有的职权。谋克之下分设村寨，50户以上设寨使1人，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猛安谋克人户平时在训练之余，从事农业生产。有战事则丁壮接受征发，自置鞍马器械出征；其家口仍留家生产。猛安谋克制度，作为女真族创建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在对外战争与对内统治等方面，尤其是在前期，曾起到重要作用：促进了当时分散的女真各部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女真族；在灭辽攻宋战争中，大大增强了女真兵的战斗力；在猛安谋克组织下的大批女真人迅速迁到新占领地区屯驻，巩固了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同时，对于大量新征服地方采用猛安谋克编制，减弱了当地人的反抗。此后，分散各地的女真猛安谋克户往往将所受田土租与汉族佃农耕作，收取地租。猛安谋克不事生产又疏于训练，战斗力逐渐衰弱。它与后金及清代的八旗制度颇有类似之处。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对狩猎组织牛录，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牛录原为女真人氏族制时期的生产和军事组织，行军或出猎时，各依所属族、寨行进，每十人为一个行进单位，设“牛录额真”为首领（牛录是箭，额真是主的意思）。努尔哈赤在此基础上进行统一组织，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由牛录额真（佐领）管理其内部一切事务。每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参领），每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即旗主（后称都统）。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初设黄．红、蓝、白四旗，四十三年（1615年）又增设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合为八旗。有清一代，牛录及人数时有变化，但旗制始终未变。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把众多的蒙古降众和编在八旗满洲下的一部分蒙古人，正式编成“八旗蒙古”。从天聪五年（1631年）到崇德七年（1642年），又逐步编建了八旗汉军。至此，八旗组织的三个部分才最后完成，八旗满洲、蒙古和汉军，统属于同一社会组织——八旗之下。
八旗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合一、兵民合一的组织，对于有效地组织民众进行战争，对清统一全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入关后，八旗组织得到进一步加强。入关时的八旗主力，大半留在北京，将京城的内城，全部作为八旗人口的驻地；留在关外东北地方的八旗人口，称为盛京驻防和宁古塔驻防；以后陆续派往内地各省的八旗，称为直省驻防；康熙至乾隆时期，击败了新疆各部的分裂力量，又陆续建立了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中心的八旗驻防体系，称为新疆驻防。全国各地通都大邑、关津要道均有八旗驻防，并辅之汉族为主体的绿营军队，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八旗武装为基础的对全国的控制体系。
清代满族人民基本都生活在八旗制度之下，满族兵丁参加了有清一代几乎所有战事，他们一方面为自己的先世赫赫战功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他们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清代满族社会生活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八旗兵丁由过去关外时期的旗地制，转变为入关后的旗饷制。八旗是兵民合一的组织，原则上所有成年男丁都是士兵或预备兵，入关前是三丁抽一为兵，随着人口的繁衍，康熙时五丁抽一，以后有八丁抽一，十五丁抽一等，战争紧张时可能会全体披甲上阵，甚至妇女也要承担农耕、战争的后勤保障等事务。而其基本生活来源，是靠八旗分给一定数量的旗地。旗地的产出，不仅要负担旗兵及其家属的生活，还要承担旗兵出征所须的行装甲械。入关后，八旗兵丁按“计口授田”的旧制，也在京畿地区得到一份田地，但战事频发，兵丁们根本无暇耕种，也不愿耕种，同时地少人多的汉族地区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土地分配给他们，于是从入关时，清王朝开始给八旗兵丁发放饷银和月米，兵饷成为八旗人口的基本生活来源。一般兵丁的饷米，表面上看是丰厚的，但在承担战时武器与马匹等开支及家属的生活后，就不宽裕了。整个清代，八旗兵额一直没有增加，而八旗人口大量增长，大量的旗内成丁不能及时挑补当兵，导致一份兵丁的银米要养活一大家人口的情况。而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旗内人口不得从事农、工、商各业以谋生计。而且，旗人也不能随意离开所驻地方，规定京旗人口不能离开驻地四十里，各地驻防旗人不能离开驻地20里。这就是清代社会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的由来。下层旗兵在八旗制度下日趋贫困化，清廷虽然采取多项措施，力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旗制作为不变的根本国策，旗兵的贫困就无法改变。从阶级的角度说，下层旗兵与各族劳动人民一样，也是被统治阶级。
在军事政治上，八旗军队是清政权存在的基石。从民政方面看，八旗制度是清代旗、民分治的有效手段。在清初民族矛盾较为尖锐的情况下，八旗制度将八旗人口与汉族分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清中叶以后，旗与民的分隔，也是防止八旗人口消融于汉族汪洋大海中的手段之一。但是，一个民族，全民皆兵，或预备兵，或兵员家属，不准从事农、工、商各业谋生，对于满族为主体的旗下人口来说，也是严重的束缚，最终成为民族发展的枷锁。清中叶以后，“八旗生计”成为清代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太平天国后，清廷财政危机严重，八旗粮饷不能足额发放，八旗人口生活更加困难。此种情况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人口增加而兵额不增加，物价增长而粮饷反减少。辛亥革命期间，成都驻防旗向新成立的军政府报告旗人情况说：“阖城旗族约一万四千余人，其中能自立者不过十分之一、二，余皆家无恒产”。停饷已久，债台高筑，“旗人束手无策，呼诉无门。”从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说，八旗制度已成为满族发展的严重桎梏。
满族
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满族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当家作主，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1957年，北京市郊区相继成立了一批满族乡：怀柔县喇叭沟门满族乡、转山子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长哨营满族乡，东黄梁满族乡、密云县檀营满、蒙民族乡。1958年满族自治乡改为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1983年檀营满蒙民族乡恢复重建，随后恢复了喇叭沟门和长哨营等满族乡。与此同时，在一些满族散居的地区，满族也与其他少数民族联合成立民族乡，如1982年贵州毕节地区黔西、大方、金沙三县，成立了苗族彝族满族和苗族满族等6个民族乡。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在辽宁、河北、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等省区陆续成立了一批满族自治县：辽宁10个自治县，其中满族有8个，分别是：鞍山市所辖岫岩满族自治县、抚顺市所辖的新宾、
清原满族自治县
、本溪市辖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丹东市辖凤城、宽甸满族自治县、锦州市辖北镇满族自治县。河北省6个自治县：其中满族自治县4个，分别是秦皇岛市所属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辖宽城、丰宁满族自治县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吉林省四平所属伊通满族自治县。其中，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县于1994年3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北镇满族自治县于1995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现在各地还有一批满族（或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联合）自治乡、镇，计辽宁省87个，吉林省11个，黑龙江省11个，河北省81个，北京3个，天津1个，内蒙古自治区3个。
随着党的民族政策落实，满族干部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力。1959年，北京市满族人口为89181人，其中有干部1586人。1978年统计，改革开放之前，辽宁省就有满族干部19287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干部10716人。1978年溥杰先生当选为全国人大会代表，满族书画家启功教授担任了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及全国各地的人大、政协中，都有不少满族的代表。1980年岫岩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在345名人民代表中，经选举产生了176名满族代表，占代表总名额的51%，略高于当时满族在岫岩总人口中的比例。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有17名满族代表。1996年，辽宁全省少数民族干部已达16万多人，占全省干部总数的10%以上，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少数民族干部有了较大的增加。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满族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岫岩满族自治县，是个八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岫岩县的满族人民同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以农业为基础，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京郊密云县檀营的满族农民，在政府帮助下兴修水利，改造过去的旗营住房。檀营的满族，户户有存款，家家有余粮，大家非常高兴地说：“来了共产党，檀营变了样”。在工业战线上，东北是我国老工业基地，也是满族人口最多的聚居区。东北满族工人，主要分布在钢铁、机械、煤炭，纺织和交通运输等部门。广大满族工人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不少技术革新能手，有很多革新和创造。十年动乱中，满族工人和各族工人一起坚持生产，保证了鞍山钢铁生产的正常进行。
改革开放以来，满族各自治地方经济上均有了长足发展。
农业方面，改革开放使满族聚居地区的农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满族占总人口70%的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 党的新经济政策，使农民的劳动同收入真正联系在一起，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经济持续发展。2000年以后，新宾县根据加入世贸组织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调整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形成了以林业、中药材、林蛙养殖业、草食动物喂养、香菇、优质米和山野菜为主的特色农业五大产业为主的特色农业新格局。2004年，新宾成为全国山区综合开发示范县、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县、全国秸杆养牛基地县、中国林蛙之乡、辽宁省林业生产重点县、全省中药材、香菇、木材生产基地县、辽宁省旅游大县。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之一，粮食单产居全省首位。在满族聚居的京郊农村，同其他民族地区一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民族聚居地区的农、林、牧、副、渔业多种经营。
各地满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如1997年，为庆祝青龙、丰宁两个满族自治县建县10周年，河北省直有关部门为两县落实各种扶持资金2863万元。丰宁满族自治县2000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7亿元，直接支持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天津蓟县孙各庄满族自治乡，到1999年止，市政府连续三年拨给财政专项资金150万元，并全部到位，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这个长期落后的山乡跟上了全市农村致富的步伐。
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的满族聚居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工业与交通有了长足进步。2005年辽宁省民族自治地方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10.63亿元，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力度，2005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99.6亿元，比“九五”末期增长262.2%。吉林伊通县到2002年末，全县工业主要有机械加工、冶金、化工、建材、食品、轻纺、医药等七个行业。石油天然气开发及其配套项目、汽车配套工业基地项目等都有了很大发展。以盛产优质玉石著称的辽宁省岫岩县，从事玉石开采、玉器加工和玉器销售人员达10万人，相当于每5个岫岩人里就有一个岫岩人从事“玉业”，增加了各族群众就业机会。年创产值25亿元，年实现利税5亿元。本溪满族自治县，有大中型工业企业38家，形成了以采矿、冶金、化工、机电、建材、轻工等为主导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工业经济以资源开发型为主导，初步建成黄金、白银选冶、铁矿 采选、石材开发以及酿酒、食品饮料、乳制品加工、牛羊肉分割加工、燃气设备制造、木制品加工、砖瓦水泥建筑材料生产等工业经济体系。
交通也有了较大发展。“九五”期间，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加大了对国家级、省级贫困民族自治县交通发展的投入。辽宁、吉林等满族聚居地区民族自治县每县每年增加交通事业补助费30-50万元，对重点项目和交通瓶颈问题拨付专项资金，支持民族地方交通发展。如投资3000万元，打通桓仁满族自治县桦本线大凹岭隧道，彻底解决桓仁满族自治县交通“老大难”问题。1998年前，投资3000万元完成丹东市至宽甸满族自治县二级公路改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县（乡）公路、桥涵、路基、黑色路面改造等项目优先安排。1999年，辽宁省对民族自治地方补助交通事业费460万元，修路资金安排4.2亿多元，仅新宾满族自治县东南公路一项就安排了6000多万元，大大改善了民族自治地方交通落后的状况。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13个乡镇110个村,全由公路相连。岫岩县满族自治县实现了乡乡通柏油路，70%的行政村通柏油路，91%的行政村通公路。伊通满族自治县公路建设实现了超常规发展，高速公路出口至北大桥路桥拓宽改造工程、人民大路建设工程、九开公路一二期工程、伊通镇至西苇镇道路建设工程全部完成，提高了道路等级和通行能力。
满族聚居地区民营经济也得到了较大发展。新宾满族自治县依托和发挥本地资源优势，以木材、林蛙、中药材、食用菌和畜产品等农产品精深加工为重点，形成了一批资源型加工工业。培育了一批为大中城市配套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其中部分集团已成为全国同行业的龙头企业。成都市满族兴办了养鸡场、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或企业集团等，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使满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道走向富裕，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显著提高。1997年天津市孙各庄满族乡社会总产值为7000万元，比上年增长了26.1%，人均纯收入达2266元，比上年增长了28.9%。2001年末，新宾满族自治县农民人均收入实现2466元，比上年增长12%，此后逐年增长。岫岩满族自治县2005年人民生活水平农民人均收入达到3000元，年均增长6.9%，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6亿元。辽宁满族农民收入大幅增加,逐渐缩小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2005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462元,。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2000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3.8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7亿元，财政收入65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09元。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满族文化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各地满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从1984年开始，满族与其他各少数民族一样，享受高等院校、中专、中技学校的优惠录取政策，电大、职大、高校函授部、夜大学等招生也对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照顾，这就使少数民族学生有了更多的升学机会。在民族教育和希望工程的引进，教学设施的改善方面，党各政府都给予了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同样的优惠政策。在满文教育方面，一些科研单位和大学、北京满文书院开设满文班，培训了一批满语人才。
在文学艺术方面，很多有造诣的满族文学家、艺术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焕发革命青春，为祖国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著名满族京剧艺术家程砚秋，艺术上造诣精深，具有独特风格。满族爱国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写出了《龙须沟》、《女店员》、《茶馆》、《正红旗下》等大量文学作品，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老舍先生是人民永远怀念的“人民艺术家”。满族语言学家罗常培，以毕生的精力发展了汉语语法、音韵、方言、词典编写和语音实验等工作，大力提倡和推进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工作，对新中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相声艺术家侯宝林，抗战期间已经是有名的相声艺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侯宝林焕发了艺术青春，对传统相声进行修改、加工，创作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深受国内外观众欢迎，被誉为“相声艺术大师”、“瑰丽国宝”。满族人民在国画方面也有很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关怀帮助下，北京市著名的“面人郎”、“泥人唐”、“花脸金”等许多满族老艺人又发挥了祖传的工艺特长，制作出许多受到国内外欢迎和喜爱的工艺品。满族艺人还擅长玉雕、核雕，他们以精湛的技艺刻画出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在各条战线上出现的崭新面貌。
满族的服饰，男子自头顶后半部留发，束辫垂于脑后，清入关后，强行在全国推广，使之成为清代满、汉、蒙各族的共同发式。女子发式，幼年时期与男孩一样，稍长，在脑后留有一根或两根辫子，结婚时开脸上头，戴钿子。平时，在头顶盘髻，有架子头、两把头等样式。佩戴耳环，有一耳三环的定式。男子的袍褂两侧开叉，腰中束带便于骑射。其中的“箭袖”（满语：哇哈）别具特色，是在窄袖口上接一个半圆形的袖头，形如马蹄，俗称“马蹄袖”，平时挽起，冬季打猎或作战时放下，覆盖手背以御寒，后来成为清朝礼节中的一个规定动作。少妇穿宽大的直筒旗袍，天足，着花鞋，有花盆底和船形底等样式。早期，富人多穿麻布衣服，穷人用狍鹿皮为衣。进入辽沈以后，贵族富人穿绸缎，平民则着布衣，服饰也等级化了。入关以后，满汉服装逐渐趋于一致，男子所服的坎肩等至今仍有沿用，而女子旗袍历经演变，现已成为我国传统女装的代表。
满族
饮食
满族食品也极富特色，历来有“满点汉菜”之说。最能代表满、汉族饮食文化交融的莫过于“满汉全席”。其菜肴选料、制作和吃法上都保持着满族特色，其中山珍如猴头菌、熊掌、人参、鹿茸等大都是来自东北地区。它是满点与汉菜融合的精品，在清乾隆时期就已成型，流传了二百余年，乾隆间《扬州画舫录》所载，扬州地方的“满汉席”，已有菜点100余道了。日常生活中，满族民间还有许多风味小吃和种类繁多的点心。喜欢吃小米、黄米干饭与黄米饽饽（豆包），每逢过节时吃“哎吉格饽”（饺子）。每当阴历除夕，晚饭吃满族独有的风味食品白煮猪肉，炙猪肉及糕点中至今犹存的“萨其玛”等。今天中国北方的饺子、火锅、酸菜、京味糕点等均与满族饮食文化有着渊源关系。
满族
婚姻
满族旧时婚姻重视门第，盛行早婚和娶大龄女。这与旗内男子当兵出征，希望早育子女有关。贵族官宦人家，盛行指婚，多由朝廷指定结婚对象，一般旗人也有由族长指婚的情况。清代宫廷的“选秀”，是为皇帝及亲王选妃，一般限定在八旗三品官内部遴选。八旗内男女年龄到十六、七岁，即可订婚，男子订婚与结婚年龄可能更小一些。婚姻由父母包办，男方请媒人到女方说亲，先后要去三次。每次都携带一瓶酒，到第三次才能知道是否成功。所以有句俗话“成不成，三瓶酒”。如果成了，女方父母向男方要彩礼，猪、酒、柜、衣服、首饰等。男方送的彩礼，全部作为姑娘的财产。旧时满族结婚过程较为繁多，有议婚、小定、大定、过礼、送日子、开锁、送嫁妆、迎娶、坐帐、合卺、分大小，回门和住对月一整套过程。结婚时，新娘要在洞房炕上坐帐一日，称为“坐福”。晚间在地上放一桌子，桌上放两个酒壶和酒盅，新郎新娘手挽手，绕桌子三圈后饮酒。炕上点燃一对蜡烛，通宵不熄，房外一人或数人唱喜歌，名曰“拉空家”，或有人用黑豆往新房窗户上撒，热闹一两个小时后自散。三日后新郎新娘回娘家。
满族
纪念
满族的丧葬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受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满族先民的丧葬仪式比较简约、粗疏，曾经有天葬、土葬、兽葬、树葬、水葬、火葬等形式。入关前，满族以火葬为主，自顺治帝后期起，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满族普遍改成棺材土葬，并结合本民族特点，形成了满族的特色葬俗。乾隆以前，各地驻防旗人由于要将死者及其遗属送回京中故旗，所以仍保持了火葬，而将骨灰装殓回京。乾嘉以后，允许驻防旗人在当地安葬，也改为土葬。早期满族贵族有人殉之俗，后改为剪发代殉和焚烧纸扎的奴仆。在农村地区，不准许在西炕和北炕死人，因为门是活人出入的地方，因此，死人入棺后，只能从窗户抬出。人死后，在院子西边立一杆子，高一丈五尺左右，上挂布幡，幡长九尺，用红布和黑布做成。幡的头和尾是黑布，中间四条是红布。出殡时，亲友要抢幡上的布，给自己孩子做衣服，认为可避邪，不做恶梦等。今天广州满族保持完整的满族坟场，仍能看到满族葬俗的一些特点。
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满族先民形成了富于自己民族特点的岁时文化，如远在渤海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春节、端午节等节庆习俗。这些习俗与其受到汉文化影响有关，但也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如女真人在端午节有采艾蒿、吃艾糕、系长命锁、射柳祭天等习俗。清入关后，满族的岁时文化与汉族文化结合，互相吸收，渐趋一致，其间仍然显示出满族岁时文化的某些特色。如满族春节吃饺子、吃萨其玛，满族的端午节不是祭祀屈原而是为了健身祛病等等。
春节，是满族人民重要的传统节日。节前要做满族传统糕点——萨其玛，张贴对联、窗花、挂笺（按旗属分别贴红、黄、蓝、白色）、挂“福”字。午夜分发“神纸”之后，晚辈男子到族内各家“辞岁”。除夕半夜子时，家家吃饺子，取“更岁饺子”之意。还要把一枚铜钱（富家有的用金钱小保及宝石等），暗放饺子中．谁吃到了则终岁大吉。除夕，家家院内竖灯笼杆，高可达二丈，上扎松枝，高挂红灯，红灯至初六，夜夜不熄。宫廷中则于腊月二十四日悬挂“天灯”，至次年二月初三日出灯止。
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灯节”，满族除挂彩灯外，还制作“冰灯”，元宵节的主要内容不是吃元宵，而是观彩灯。满族聚居的市镇，街道上悬挂起成千上万只巧夺天工的彩灯。农村还有元宵节晚上“蒸面灯”之俗。晚清广州“羊城灯市”中，以旗人所制灯最为璀灿夺目，成为广州一种特产。
满族岁时风俗，多与汉族相近，但又保持着不少满族特色。正月十六，北方各地满族妇女，盛行卧冰与“滚冰”，象征着去除晦气；正月二十五“添仓”，祈求丰年；二月初二“龙抬头”祈求风调雨顺；三月三“开马绊”；清明节“祭墓”，上坟插柳；端午节要外出踏青、击球、赛秋千等。近年来，各地满族多有庆祝“颁金节”的民俗：后金时期，皇太极于1635年农历10月13日，将族称定为“满洲”（或作曼殊、满殊），满族人把这一天作为满族的诞生日，举办满族“命名日”，即“颁金节”的庆祝活动。
满族曾信仰萨满教。“萨满”是通古斯语，意为“疯狂的人”。汉译为巫师。满族的萨满教兼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四重含意，故崇拜的神祗既多又杂。祭记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宫廷与民间之别，富者与贫者之别及地区之别、家族之别。清王朝初期，皇宫里的萨满多由熟悉爱新觉罗氏族方言而又聪明伶俐的女人担任，称萨满太太，专管皇帝举行各种神典，口诵满语祭神，与民间为人治病的萨满不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东北的宁古塔和爱辉等地，满族仍然保有萨满教。民间萨满分两种，一种是跳神的萨满，为人治病、问卜、求神驱鬼，另一种是管理祭祀的家萨满，负责祭祀祖先神。过去满族的农民“信巫不信医”，有病先请萨满跳神，无效才请医生诊治。萨满祈祷跳神时，头戴尖帽，缀五色纸条，下垂蔽面，外悬小镜，身穿长布裙，腰系铜铃，击鼓而舞，口中念念有词。而家萨满在各姓氏中都有一名。在祭祀祖先时跳神唱满语神歌，歌颂一年的丰收，或赞颂祖先的功德。
满族的正屋西墙上，皆置一尺八寸宽、一尺半长的“祖宗板”，满语叫“倭车库”。祭时放着神刀（哈马刀）和箭，表示是祖先使用过的东西。在神板旁吊着黄色布袋叫“妈妈口袋”，也叫“子孙娘娘”，其中放着三、四丈丝绳叫“子孙绳”、“长命绳”。祭祖之前，先将祖宗匣接到西炕，摆三张桌供黄米饽饽。然后家中长者把匣打开，全家按辈分排序叩三个响头后，分别到南北炕或外屋跪下。这时萨满开始上装，穿上裙子，系上腰铃，戴上神帽，手持鼓，在祖先前祈祷，并开始跳神。跳时先转三圈，向后退三步，边念祝词，边走舞步，一般要跳三昼夜。
祭天一般都在祭祖的第二天。满族每家院中都有影壁，影壁后立一丈高杆子，称为“索伦杆”，顶端贯一猪颈骨。祭“索伦杆”用全身无杂毛的黑公猪，宰杀后将肠和膀胱等物放入杆子的斗里，让乌鸦来吃，三天之内吃掉为吉利。另外．将猪肉切碎，放入少许小米煮粥，称为小米肉粥，请亲友、邻居、甚至过路人都来吃肉粥。吃肉粥必须在屋外，而且必须当天吃完。
满族民间祭祀活动，规模上分家祭和族祭，时间上有朝祭和夕祭等，种类则有许多。各地区，甚至不同家族祭祀的内容、方式、程序等亦不尽相同。所谓“一个姓氏一坛香”。
清代，满族也有崇信佛教和关羽的，但祭祀仪式仍袭用萨满祭祀而有别于其他民族。驻防旗人后裔有家中挂祖宗袋的，袋中所装，为从关外带来的家乡的泥土。广州满族祭“落广祖”，所祭为第一代到广州落户的祖先。
满族
教育
满族是一个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的民族。清代以来，在民族关系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满族教育与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满族教育的普及面及办学种类创历史纪录。有隶属于国子监的八旗官学，有隶于宗人府的宗学和觉罗学，专管宗室、觉罗子弟的教育。京畿地区外，在八旗驻防地方和发祥地东北广设官学。普通旗人主要上的是八旗义学。义学隶属于各旗参领，八旗幼童十岁以上入学学习。各驻防地方也多设有义学，以便贫寒旗人子弟也能入学读书。教师一般在本旗佐领下推选，学习满语满文及骑射，学习成绩归档。后期也有由当地汉族儒士充任教师的，学习内容也多转向汉族传统文化。科举方面，清初以降即特设八旗考试，并设满文翻译考试。起初，科举方面还是旗、汉分考，后渐一体考试。教育的普及，对于满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创作红楼梦的曹雪芹
清代举国家之力，编纂了一大批类书，如康熙时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时的《四库全书》等，给中华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满族自身也有相当数量的著作传世。康熙主持编修的《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书，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在科学技术与医疗卫生方面，满族还有相当数量的著作与成果。乾隆的第五子永琪，在几何学上造诣颇深，其算法与今天的几何学大体相同。其孙奕绘在数学领域亦有较高造诣。左都御史拉布敦，“习外国语”，是修洋钟表的能手。满族的外科医学接骨，八旗中称之为“揣搬”。在西医的石膏绷带流行之前，在北京一直占主导地位。乾隆间的伊桑阿就是整骨专家，他培养了许多接骨医师。各地驻防旗人中也有不少的医疗世家。
早期满文著作，如《满文老档》、《太祖实录》和图理琛所著《异域录》等，都是众所周知的著作，学习满文应用之书如《清文启蒙》、《初学必读》、《虚字指南》及《清文典要》等，是以汉文解释满语语法、读法、书法及造句的书。满译的汉文名著极为普遍，汉文名著大多译成满文。官书不计外，民间说部如《三国演义》、《西厢记》、《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等，均有满文译本。扎克丹所译《聊斋志异》，将原书神态毕现地译出，文字表达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人民艺术家老舍
满族文化的发展，还突出表现在满族用汉文著书立说方面。著名词家纳兰性德所著《饮水词集》和《侧帽集》，清新自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正白旗包衣（家奴）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以封建贵族家庭生活为背景，广泛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艺术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占居重要地位。清朝贵族昭梿所著《啸亭杂录》，就其耳闻目睹的清前期的制度、仪礼、事件、人物等，杂记成书，对研究满蒙及清代历史具有参考价值。富察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是北京岁时风土的记录，现有多种外文译本。满族县令和帮额所著《夜谈随录》，反映了满族下层的不满情绪。清代满族还出现了不少女作家，西林太清（顾太清）所著《天游阁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被誉为清代第一女词人。此外还有科德氏著《琴谱》、完颜悦姑著《花堁闲吟》、库里雅令文著《香吟馆小草》等。
清中叶以后，旗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鼓词，只有唱词，没有说白，配合鼓板三弦演唱，名为“清音子弟书”，在北京和沈阳等城市流传很广，为一般市民阶层所喜爱。鹤侣和韩小窗所著子弟书《借靴》、《侍卫叹》等，流传最广。还有一种民间“八角鼓”唱腔和鼓词，直到清末还普遍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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