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筑学中，对建造技术的讨论往往与建造技术史和建造理论的研究紧密关联，尤其是两者之间的关联牵扯着众多文化层面的议题。建造历史不仅是技术史的组成部分，并且映射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态。这种建造文化的丰富性使得技术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渗透在建筑学中，形成差异性的物质空间形式。那么，在当代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该如何反思建造中的技术与文化关系？东西方的技术观念与建造文化在此会发生如何发生碰撞？数字化语境下建造的文化本质又应该如何与人建立关联？本期杂志将邀请历史理论学者、建筑技术学者、建筑师从不同视角对这一系列议题展开讨论。

闫超、袁烽的文章以20世纪末建筑的数字化与建构性的对立关系作为切入点，提出了将建构视为一种动态变化体而非一种静态形式语言的认知方式，并对数字化与建构性的对立本质展开发问。安托万·皮孔的文章指出建造史作为一种连接，为今天重新思考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劳伦特·斯塔德提出了一种永久的、本质的双重性：技术始终具有并将继续具有文化价值，文化也包含着技术价值。李海清基于开设技术史与技术观课程的契机，从学科自主的立场出发，梳理与检讨了有关建筑技术史研究的理论问题。柳亦春通过有选择地对结构问题进行历史性回顾，引出潜藏且贯穿其中的即物性概念，并从一个侧面概要地论述了结构隐匿或显现的即物体现——一种具体化的物的风景。阿里桑德罗认为，当代建筑的复杂性已经无法由建构以及现象学分析来描述，需要我们从根本上重构建筑技术理论，而建筑外围护则刚好是承载这一探索的最佳领域。陈镌、孟刚、颜宏亮针对本科生教育，回顾了同济大学建筑系技术教学体系近十年的改革，分析了建造技术和设计团队为弥合课程脱节从深度和广度上所进行的建筑设计和建造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王祥、李可可、姚佳伟总结了国外一流院校建筑技术教学体系改革的主要策略，为中国的建筑技术教学改革提供借鉴。金倩对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以室外实验房为载体的建筑围护结构性能研究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室外实验房的设计建造和使用维护。

后人文建构

论数字建造中的技术与文化映射

A Post-humanist Tectonics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Reflections in Digital Fabrication

闫超 袁烽（通讯作者） YAN Chao, Philip F. YUAN

Abstract

文章以20世纪末建筑的数字化与建构性的对立为切入点，剖析了早期数字建构研究在尝试消解两者隔阂时“重形式生成过程、轻形式体验分析”的问题，进而针对数字建造催生出的建构形式本体展开具体研究。文章首先基于对建构文化中身体媒介的分析，讨论后人文主义身体认知对传统建构形式的挑战；然后进一步通过剖析人机共生下的后人文主义技术观，对后人类生产和后人类栖居语境下的建构形式意义展开思辨。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最终提出了将建构视为一种动态变化体而非一种静态形式语言的认知方式，并对数字化与建构性的对立本质展开发问。

1 数字化与建构性的对立

在20世纪的建筑学中，“建构”作为一个关键的概念，尽管呈现出差异性的解读，但是本质上共享着一种对建造形式的真实性（authenticity）的诉求。从根源上看，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在20世纪80年代的建构研究是对不断侵蚀建筑学的消费文化的抵抗，其在20世纪后期图像文化趋势下引导着一种向建造和体验（embodied perception）的回归。受其现象学的背景影响，建构一方面是对后现代主义符号化形式的抵抗，另一方面也呈现与20世纪建筑学中以柯林·罗（Colin Rowe）和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为核心的“形式分析”脉络的对立。与这些“图像沉浸”文化或图像生产范式不同，建构在操作层面关注材料属性、结构逻辑和建造工艺 [1] ，以及它们在被人类体验的过程中所“表达”的意义。

威廉姆·米切尔（William J. Mitchell）在1995年对数字辅助设备构建的虚拟空间的讨论，与向物质回归的建构概念几乎并存于同一时期但又完全对立，揭示了建筑在虚拟维度的“表达” [2] 。之后，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安托万·皮孔（Antoine Picon）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这种虚拟性对空间中重力和质量的消解，进而形成的新物质性以及新的身体感知 [3-4] 。显然，这些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对空间本质和感知本质的探索对建构研究的意义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建构研究“学派”并没有在这场认知论战争中坐以待毙。虽然20世纪末的建筑理论研究已经超前地拨开了虚拟空间的面纱，但是这种虚拟性在建筑实践中的实现随着近年来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发展才得以初见。在20世纪末的数字建筑发展初期，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最为普遍的影响仅仅是对曲面的物质化实现，如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 Bilbao）中的定制化嵌板系统（见图1）。这种单纯对曲面建构的关注在众多项目中呈现出表皮与结构的失衡。以弗兰姆普敦的《建构文化研究》一书为代表的众多建构文化研究抓住了这一“薄弱环节”，将这种数字时代的建筑表皮化趋势视为对图像文化的一种回归，并展开猛烈的抨击。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嵌板表皮建构

然而，建构性与数字化之间的论争，并不一定代表了前者的本质是反进步（counterprogressive）。在对表皮化数字建筑的批判中，建构研究“学派”在对待新技术的态度上本就存在着分野。正如王骏阳在为《建构文化研究》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提到的，虽然戈沃克·哈图尼安（Gevork Hartoonian）这位与弗兰姆普敦有着密切联系的建构研究学者，同样对数字技术所培育出的表皮化转向批判态度，但是哈图尼安的理论同样也暗示着对于建构文化在新语境中再生的诉求 [5-6] 。如果说建构关注物质材料的结构逻辑和建造工艺，如今，以数字模拟生形软件和数控机器人为平台，建筑的结构与建造都已经发生了本质的迭代。通过当今数字技术所创造的建筑不再局限于表皮，而是愈发呈现出内与外、结构与空间的一体化。那么，这些涌现出的新技术和新范式是否已经消解了数字化与建构性的矛盾？

2 数字建构：技术驱动与文化映射

在数字设计与建造技术不断迭代的背景下，“数字建构”（Digital Tectonics）是试图融合数字化与建构性的关键概念，并且分化出了多重的探索路线。如在菲利普·比斯利（Philip Beesley）基于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CAD）的建构研究中，建构被视为是将物质建造单元组合在一起的特定方式。因此，数字建构被用作一种设计方法，旨在通过计算机软件将传统的建构抽象为建造单元的组合语法，并通过迭代式地控制单元之间的拼接，自下而上地生成建构形式 [7] 。尼尔·里奇（Neil Leach）等人在2004年编著的《数字建构》（ Digital Tectonics ）一书里，从建筑与结构的关联角度，试图消解数字化与建构性之间的边界（见图2，图3）。该书重点讨论了数字化形式生成与物质化形式生成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投射出的结构形式 [8] 。例如，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从材料的内在性出发，认为结构并非附加在物质上的属性，而是物质本身所天然持有的并且会驱动物质自我组织与生形的能力 [9] 。这一论断从基础层面挑战了设计过程中结构原理与建构形式的关系——建构形式并非是以某种特定的结构需求或结构表达为目的而设计的材料拼接方式，而是在材料自我搜索最佳结构状态过程中所生成的物质形态。总体来说，《数字建构》一书对数字建筑发展中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urn）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

左图：《数字建构》封面

右图：《数字建构》内容目录

然而，《数字建构》的缺陷也显而易见。一方面，相关研究没有同时涉及结构、建构与建造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未能揭示数字建构对于新建造技术的映射机制。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仅仅从生成机制的角度探讨了建筑与结构的整合，却没有涉及建构形式本体的问题——数字技术催生出怎样的新建构，以及这种新建构在感知层面有什么文化意义。正如当代部分学者在对《数字建构》的批判中指出的，如果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完全栖居到虚拟空间中，那么目前数字建筑发展中更关键的问题则应该是其带来的新物质形式 [10] 。

尽管数字技术为建筑学带来的内在逻辑比外在呈现更加重要，但是正如格雷戈·林恩（Greg Lynn）所明确的，我们从来都无法否认建筑数字转型时期的实践共享着一种相似的外在形式感知——曲率和连续 [11] 。在《数字建构》提出的建筑与结构一体化模式中，建筑师应该关注每一个曲率变化上的结构可能性，而不是用传统的梁柱体系去迎合自由形式。而面对复杂的曲率变化和连续的曲面形式，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建筑师需要一种怎样的新建构逻辑和新建构形式去解决材料的连接问题以及力的传递问题 [12] 。斯坦·艾伦（Stan Allen）和豪·福斯特（Hal Foster）在2003年对弗兰姆普敦的访谈中也聊到了数字建筑“风格”与建构的关系。弗兰姆普敦认为雕塑式的自由曲面形式与建构（结构与建造真实表达）在本质上并无矛盾，并对比了盖里与恩里克·米拉莱斯（Enric Miralles）的作品——在前者中，建筑师仿佛只关注可塑形式本身，用常规的结构形式将自由曲面支撑起来；而后者则证明了建构与自由曲面形式之间是可以紧密关联的 [13] 。

如果说数字技术为建筑学带来了新的空间形式，数字技术下的建筑与结构融合又带来了新的建构形式，那么这些新的建构形式映射出怎样的文化含义？为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重新梳理建构中文化映射的原理，其中身体是一个关键的研究维度。

3 数字建构对文化的映射机制：人文主义与后人文主义的视角

建构作为一种对建造形式的真实性的诉求，本质上会受到结构技术与建造技术的制约，同时也反映着这些技术的特征。因此，建构形式对于技术的映射显而易见。然而，建构对文化的映射却复杂得多。从本质层面，建构对文化的映射可以通过技术与文化的关联性而间接实现。另一方面，在与空间形式更加相关的感知层面，建构对文化的直接体现源于它与结构和建造之间的非对等关系。弗兰姆普敦基于爱德华·塞克勒（Eduard F. Sekler）关于建构、结构、建造三者关系的讨论，从建构与非建构（atectonic）的辩证关系视角，揭示了建构源于结构和建造，却又超越于结构和建造的状态 [14] 。并且，正是这种建构、结构和建造之间“恰如其分的张力”构成了建构文化的核心，也成为了建筑品质的重要来源 [15] 。因此，建构在表达结构与建造技术时，超越了技术的那部分“内容”便可以被认为是文化映射的直接载体。因此，在建构对技术与文化的映射机制中，建构如何表达结构与建造成为了关键。

“表达”作为一个动词，描述了信息传递的双向过程。“表达”的内容既由表达者所决定，同时又受到“接收者”对该内容的理解的影响。同理，建构对结构与建造的表达也便会受到观者体验的影响。而在西方现代性启蒙以来的众多学者眼中，观者对建筑形式的感知基础在于身体媒介及其通感作用（empathy）。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便是其中之一。哈里·弗朗西斯·马尔格雷夫（Harry Francis Mallgrave）在为森佩尔的《风格》（ Style ）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花大量笔墨论述了“通感”一词在建构学中的脉络，以及森佩尔在其中的贡献。“通感”概念的萌芽来自于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并通过卡尔·波提切（Karl Boetticher）被引入到建筑中，指涉一种对建筑中内力作用的阅读；森佩尔在这个基础上，将建筑内力与生命联系在一起——建筑元素通过形式表现出对相互间力的作用，进而展现出其内在的生命；之后，森佩尔关于通感的观念间接影响了弗里德里希·西奥多·费肖尔（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关于“建筑作为符号艺术”的讨论——费肖尔不再认为建筑形式对内在力学作用和物质生命的表现来自于其符号意义，而是基于一种普世的、直觉化的人类美学体验，通过身体感受从建筑形式中“读取”力和生命；最终，费肖尔的儿子罗伯特·费肖尔（Robert Vischer）在其于187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将这种从建筑形式中“读取”力和生命的过程定义为通感（Einfuhlung）——投射“自己的身体形式以及身体形式中的灵魂到物体的形式中”，并为19世纪末德国的艺术美学理论建立了基础语境，影响了包括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在内的后续学者 [16] 。塞克勒在《结构、建造、建构》（ Structure, Construction, Tectonics ）一文中对建构表达中的通感问题做了进一步讨论。如果说波提切和森佩尔等人仍是在讨论建造原型的感知问题的话，塞克勒认为沃尔夫林在1886年完成的毕业论文开始将建构视为主动构建或强化通感的重要途径；进而，透过威尔海姆·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和康拉德·菲德勒（Conrad Fiedler）等人所影响的20世纪艺术理论，塞克勒又将建构表达与艺术表达进行了类比，认为建筑师通过创造某种建构形式可以强化对现实的体验——强化对建筑形式中力和生命的通感体验 [17] 。这里，正如同塞克勒引述的皮埃尔·鲁基·奈尔维（Pier Luigi Nervi）的都灵展厅（Torino Esposizioni）案例（见图4），建构形式成为了强化观者体验结构中内力作用的途径，并通过其构建的通感激发出对结构形式中的物质生命的感受。奈尔维将这种感受称为稳定性感知（static sensibility）。并且，奈尔维曾进一步讨论过建构形式的“基础”和“演化”两个层面。一方面，如同飞行器的形式可以很自然地被公众所接受，任何建构形式的基础都是具有技术正确性的（technical correctness）——对恰当技术的真实表达；另一方面，建构形式作为一种强化稳定性感知的途径，会在人为的美学修正（aesthetic refinement）过程中逐渐演化 [18] 。换句话说，建构形式在对技术映射的基础上，同时会收到人类对于构建通感的美学习惯的影响，进而也便可能与文化背景相关联。那么，这种美学习惯又具体指涉什么？

皮埃尔 · 鲁基 · 奈尔维设计的都灵展厅内部

马尔格雷夫作为近年来神经科学与建筑学交叉研究的代表人物，基于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19世纪到20世纪美学体验中的通感机制。马尔格雷夫强调了通感并非仅仅是视觉层面的情感投射，而是涉及到具身化的模拟体验——观者以自己的肌体为媒介，通过将自己的身体投射到建筑上，并模拟所感知到的建筑形式中内力作用，来形成通感感受 [19] 。因此，基于结构、建造与建构三者之间的交融关系，建构形式的表达也便是通过将身体投射到建造出的结构形式中而实现的。尽管基于身体媒介的通感在弗兰姆普敦的建构文化研究中未被重点讨论，但是弗兰姆普敦在书中呈现出的对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知觉现象学的兴趣，从侧面佐证了身体在其建构文化研究中的关键位置。正如王骏阳在《建构文化研究》一书的译后记中讨论的，弗兰姆普敦对于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设计的芬兰赛奈察洛市政厅（Säynätsalo Town Hall）“给身体的某种不稳定感”的描述，本质上可被看作是通感的另一种形式 [20] 。另外，弗兰姆普敦在对路易·康（Louis Kahn）和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的建筑节点拟人化（anthropomorphic conception of the joint）的讨论，同样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建立在身体基础上的建造有机论 [21] 。同时，建构文化研究在中国建筑理论语境的发展中，同样也体现出了向身体的回归——建构形式在结构理性的基础上成为了连接建筑与身体的媒介 [22] 。周榕教授也曾在对物质化的建构观念和身体性的建构观念的讨论中，以柳亦春的花草亭为例，探讨了通过理性视觉的消解所带来的向基于身体体验的建构诗学的回归，并从东西方哲学中找到了建构诗学中身、心、物相互统一的佐证 [23] 。

当身体成为了建构感知的核心基础，那么建构对文化的映射（美学习惯）是否也与身体紧密关联？皮孔曾通过引述爱德华·托罗哈（Eduardo Torroja）在1957年的《结构类型何为》（ The Reason of Structural Types ）一书中关于结构-身体关系的阐述，进一步讨论了基于身体的建构文化映射问题。基于托罗哈的“对身体系统中力学平衡的认知是设计结构的基础”这一论断，皮孔进一步认为对身体的认知并非是稳定不变的，而是在历史建构中不断演化。因此，透过历史建构的身体认知，以及这种认知下的通感体验，建构形式的表达也便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并且，皮孔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历史建构的身体认知与建构形式表达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20世纪末的赛博格文化所构建的身体认知是否与表皮-结构相互脱离的数字建筑趋势之间存在潜在联系 [24] ？这个在皮孔的文章中未被展开讨论的问题，揭示了从人文主义向后人文主义转变中的身体认知与数字建构的文化映射之间的关系——在人文主义视角下看似毫无建构逻辑可言的表皮化数字建造，在后人文主义的身体认知下却可能被重新理解。

人文主义自古希腊开始萌芽，一直延续到欧洲早期现代启蒙时期，其本质上在强调人类主体的天然完整性和稳定性。与之相反，后人文主义以更加开放的观点认为人类主体始终处于不断重构的过程中。当然，后人文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更多地在于认识论层面，而不是本体论层面。即，后人文主义所要挑战的是人在面对环境时对于“自我”的认知，其中身体作为构建自我认知的重要基础，也便成为了后人文理论思辨的核心。后人文主义身体观在20世纪40年代左右的控制论研究中呈现出萌芽，自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 [25] 以及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 [26] 哲学开始，“身体”的概念不再局限于生物学定义，而是在与环境的对话融合中不断地被重构，促成了对身体结构和身心“边界”的重新定义。在随之衍生的后人文主义文化中，受到新技术的刺激，“赛博格”这一术语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包括哲学、艺术、电影、文学在内的各个语境下。例如电影中频繁出现的靠机械装置维持生命的半机器人，哲学领域中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所探讨的性别建构议题等 [27] 。那么，当人类身体认知不再局限于其生物性组织，而是更加开放地将任何外在附属物归为身体的天然组成部分（见图5），这种文化趋势自然也便给了表皮与结构相互剥离的建构形式以文化正当性。无论是表皮作为结构“身体”的附属物，或是结构作为表皮“身体”的支撑物，这种看似“生硬”的拼接都可能被解读为是对赛博格文化的一种映射而已。

史提拉克的“第三只手图解”所指涉的身体与外在附属物的结合

当然，皮孔提出的问题仅仅暗示了我们重新解读数字建构文化的一种表面途径。即，后人文主义的身体认知作为一种文化，直接影响了建筑师的建构设计意图，进而直接地在建构形式中被映射出来。然而，从一种本体论的视角，正如前文中奈尔维的论述，建构形式的演化往往超越于建筑师决定论，而是在更广泛的文化语境中逐渐被“修正”。因此，作为观者的公众如何体验某种建构形式也将间接地驱动着建构形式的演化。这其中便涉及到人文主义与后人文主义身体观下的通感问题。受其现象学本质的影响，建构表达（体验）所持有的人文主义身体感知指涉的是一种通过生物性身体的投射所形成的通感体验。而在后人文主义背景下，身体可以认知为一种动态的、非物质的甚至信息化的存在，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对话中不断被重构。从控制论的视角看，外在附属物与生物性身体在组合过程中的信息交换会直接影响体验的建构 [28] 。同时，根据前文中提到的格罗兹和皮孔等人的研究，外在附属物也会通过从根本上否定基于生物性身体的自我认知，进而在自我主体的不断重建过程中改变着向建构形式所投射的“身体”，以及基于该“身体”的通感体验，进而改变着建构表达的文化内涵。

当然，建构在本质上作为对技术与文化的真实映射，也会同时受到两者的影响。如果说，“身体”作为后人文主义背景下历史建构的产物，从文化映射的角度挑战着传统建构形式的表达，那么，后人文主义观念下的数字技术应用又将如何决定建构形式的意义？

4 后人文主义技术观下的建构与反建构

建构在身体层面的意义不仅局限于表面感知，建造本身也是一种身体性行为，只不过在工业化或半工业化的生产过程中，通过生产过程对社会性身体的构建不再充足 [29] 。当大部分手工被批量生产与装配所替代，建筑结构构件的形制和尺度也便不再需要以人的身体作为参照，进而消解了生产中“身体-建构关系”与感知中“建构-身体关系”的镜像映射。然而，从手工艺到工业生产，再到当代数字化建造，数控建造流程和快速建造实验（prototyping）重新将建筑师与建造行为关联起来。这种数字时代一体化的设计建造方式重构了工匠的概念，并在后人文主义的视角下形成了对人机协作的数字工匠的认知 [30] 。其中，建造机器作为建筑师生物性身体的延伸，带来了对于身体能力和物质属性的全新理解 [31] （见图6），并在社会性数字建造生产过程中逐渐形成稳定的认知习惯 [32] 。这时，建造技术对建构形式的决定作用也不再仅仅以人作为基准，而是将人机协作的共生体作为参照。数字时代的建造机器不再是惰性的工具，而是智能的机体（agency），建筑创作主体也不再局限于人类本身，而是呈现出一种人与机器协作的复合模式。正如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所论述的，当多重维度下的机器与云硬件被融合成一种共通的协作平台时，我们对人机协作下的创作主体的定义也将变得模糊——全自动、半自动和人脑主导的智能之间的差异不再清晰 [33] 。这时，建构形式本身不再必然由建筑师独立决定，同时还可能受到机器逻辑的影响。

数字建造工具作为身体的延伸

在“MIT/ETH/Tongji”三校联合工作营中，由人与数控机器人共同完成的弯曲壳体装置便呈现出一种与传统砖石壳体的材料拼接方式不同的建构形式。这种由两个单曲面沿边缘拼接的建构方式正是与机器人平面打印过程和计算机“展开面”（unfolding surface）模拟有着紧密的联系 [34] ，从而超越了我们对于壳体建构的常规理解范畴（见图7，图8）。另外，在结构设计领域，新的模拟软件工具也使得结构本身脱离了传统中基于人体稳定性感知的设计模式。例如，阿希姆·门格斯（Achim Menges）通过对自然中生形过程（formation）的分析和参照，建构出的特殊结构形式——连续变化的复杂结构体被层级化地组织在一起，表现出高适应性的结构性能 [35] （见图9）。并且，在新的数字建造工具下，这种基于自然生形过程的结构形式可以无缝地链接到建造过程中，生产出高度复杂的物质建构形式 [36] 。相较于传统的模式化结构形式（这种结构形式往往基于人类的稳定性感知，通过直觉创造出来，并通过理性结构计算被优化），由数字化生成的结构形式与人体之间可以不再具有映射关系，与之相应的物质建构形式也便有可能超越我们对于其中内力作用的感知能力。正如帕特里克·舒马赫（Patrik Schumacher）的建构主义（Tectonism）理论所揭示的，结构模拟和生形软件允许建筑师对连续的内在结构变化进行操作，进而形成流动的、差异性的结构变化，这时，构造方式（tectonic articulation）承担着一项新的任务——将这种人类不可感知的内在力学变化呈现给观者 [37] 。

“MIT/ETH/Tongji”三校工作营中弯曲壳体装置的砖石曲面建构方式

砖石曲面建构方式在乌镇互联网大会红亭项目中的应用

2011年ICD/ITKE实验装置中连续变化的结构单元拼接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与通讯的科学》（ Cybernetics: Or Control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一书中，将信息与物质和能量区分为三种平行的存在形式——“信息的本质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Information is information, not matter or energy）” [38] 。在人机协作的数字建造或结构生形中，正是来自于建造工具和设计工具的信息赋予物质以新的形式，并呈现出相应的能量（力）流动。法比奥·格拉马齐奥（Fabio Gramazio）和马蒂亚斯·科勒（Matthias Kohler）曾用数字物质性（digital materiality）描述这种建构形式在数控机器的信息介入下的转型。这种转型发生在设计建造的数字化过程与物质化过程的信息交互中——通过精确的信息传递，数字化工具的过程逻辑可以被直接投射到物质形式中，使得砖石等传统材料可以呈现出新的建构形式（见图10）。其中，物质不再仅仅包含重力或材料属性，而是同时拥有了数字信息的特征：大量精确控制的构件、复杂的细节、连续变化尺度的共存等等 [39] 。

数字建造砖墙的建构形式

通过信息的介入，数字工具的过程逻辑在建构形式中得到再现，然而这种新的建构形式的意义仍需要被质疑。例如，林恩曾探索数控铣床机器在加工过程中留在曲面表面的建构纹理——这些纹理承载着计算机中从网格面转化成加工路径的信息逻辑，并以施工痕迹的形式在曲面中再现出来 [40] 。然而，戴维·莱瑟巴罗（David Leatherbarrow）在对《建构文化研究》的评述中指出，尽管每一个建筑都会留下施工痕迹，但并非所有的施工痕迹都是有意义的 [41] 。从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些由机器逻辑所留下的施工痕迹与人类主体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因此在人类感知中也便不具有任何含义，进而甚至可能被认为仅仅是表面装饰。当然，如舒马赫的建构主义等理论所指涉的，这些施工痕迹或建构形式可以被认为是将复杂的机器建构逻辑或结构力学变化呈现到人类感知和认知的范畴中，但是当人类身体与这些建造痕迹或结构形式之间不再具有任何关联性时，单纯的物质化再现也将仅仅沦为一种语义层面的表达，而缺失了人文主义意义上的通感体验。那么，在后人文主义的视域下又如何呢？这些看似无意义的施工痕迹或建构形式所对应的，是否可能是一种当诸如虚拟现实技术（VR）等工具作为身体外延感知媒介时所形成的新的通感体验 [42] ？亦或是这些数字工具逻辑的物质化再现本就不需要一种以人类作为参照的解读（见图11）？

机器人金属打印过程留下的施工痕迹

在当代自然环境问题不断恶化、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不断参与社会建构的背景下，后人文主义同时还影射着一个存在论层面的问题——人类是否应该或仍然是世界运转的唯一核心。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在《生态思想》（ The Ecological Thought ）一书中引入的“超物体”（Hyper object）便是对这一后人文主义存在论问题的思辨。“超物体”指的是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尺度极大的事物，其存在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且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但同时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所生存的世界，例如生物圈、太阳系、核废料、经济体系等 [43] 。借用“超物体”的概念，彼得·特鲁默（Peter Trummer）认为建筑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被视为是超越于人类存在意义的超物体。例如某些“绿色建筑”实际上不完全是为人类栖居而建的，其服务对象还包含了整个生态系统。同时，建筑本身也不再必须遵循从人类抽象思维到真实物质建造的过程，而是可以绕过人类的存在，通过物与物或物与机器的对话而创造出来 [44] 。在后人文主义存在论的背景下，建筑不但可能不再为人类而设计，甚至也可能不再由人类设计。对于前者，我们可以在当代社会中找到更多的实例，例如新的经济运转模式下出于对数据传输和储存速度的迫切需求，纽约曼哈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专门用来储存服务器的建筑物。对于后者，人工智能设计工具以及机器人建造工具的发展已经越发清晰地投射出无人环境下自动化设计建造建筑物的未来可能性。这些趋势或可能性都在本质上挑战着人文主义背景下的建构意义。建构形式的表达由两组主客体关系组成——建筑师主体对某种建构形式客体的设计与建造；物质化的建构形式客体被栖居者主体感知与解读 [45] 。后人文主义背景下，建筑师主体或栖居者主体，亦或两者都可能不再是人类本身。这时，从建构形式为人类提供文化映射的本质作用来看，建构一词也许本就不再具有继续存在的价值。然而另一方面，建构类比于超物体，也可能演化成一种超越于人类感知与认知，却又与人类栖居息息相关的形式。这种建构形式由复合的人机协作主体所创造，因此也可能同样在复合的人机协作主体下产生身体体验与栖居意义。

5 作为物体与机体的后人文主义建构

无论是完全否定建构在数字技术与后人文主义下的存在价值，还是将后人文数字建构形式作为一种针对人机复合主体的文化映射媒介，其关键都在于建构本身需要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外在关联性的机体（agency），而非一种孤立的物体（object）形式语言。

如果仅仅被作为物体形式语言来看待，数字建构中跨越尺度的连续变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模糊，均与现代主义的模型中自上而下的层级化建构关系相矛盾 [46] 。但是，以工业时代（甚至手工艺）的技术与文化背景探讨数字建构问题是否合理？正如朱涛在早期的一篇关于中国建筑语境下建构观念发展的文章中所批判的，抛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设计语境，单纯地将西方现代主义以来衍生的形式构成技法“在文化意义上被无限的泛化，成为空间和建构文化体系中先驱性的、终极的价值信条和极具排他性的审美教条”，最终将成为探索真正的建构本质的障碍 [47] 。

建构作为一种机体，始终与其创造者和栖居者的身体体验和生存意义相互关联，并始终受到技术和文化语境的影响，因此也必然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以数字技术为驱动，为人类主体创造出一种更高性能或更适合栖居的空间建构形式固然是一条探索路径，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在后人文形式本体论中和后人类感知媒介下的建构诗意。尽管，这种“建构诗意”时常并不能被我们所理解。

（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Guggenheim_Museum_Bilbao#/media/File:GuggenheimBilbao.jpg；Neil Leach, David Turnbull, Chris Williams. Digital Tectonics[M]. Wiley Academy Press, 2004；Pier Luigi Nervi. Aesthetics and Technology in Building[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http://stelarc.org/?catID=20290；ICD/ITKE Stuttgart Universit；Gramazio Kohler Research, ETH Zurich；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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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20年第3期 建造：技术与文化 闫超、袁烽 《 后人文建构：论数字建造中的技术与文化映射 》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作者简介：闫超，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后研究员； 袁烽（通讯作者），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德科学中心国际合作项目（GZ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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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杂志责任编辑：彭怒 ，尹 珅

标题请写明前缀【建造：技术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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