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生成述论

内容提要： 明清时期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的编者有官员，有寒士，也有书坊主。他们主要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桐城地区，其他地区则较为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区域化的中心。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生成起步早，主要发生在雍正之前，而其他地区起步晚，主要发生在乾隆以后，其盛衰消长之势与其相应的文学生态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的编选目的既有举业趋同性，也存在着复杂的差异性。即使为举业而设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也没有完全为“举业”二字所缚，而是逐渐与“明道”“经济”“文学”等要素取得了兼容，因而呈现出丰富而多彩的特征。

关 键 词： 明清 / 唐宋八大家 / 散文选本 / 编者群 / 编选目的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4ZDB06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5BZW051) 。

作者简介： 付琼，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诗文。

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抄》①初刊于万历七年 (1579) ，是现存最早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此后以迄晚清数百年间，出现了大量赓续之作，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选本群，笔者近年知见者已有 56 种，为 55 个编者所编。这些选本系何人所编，因何而编，或者说其生成的主体及动因如何，是一个尚未得到回答的重大学术问题。

一、编者群概况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的编者群属于知识群体，与中国古代的官本位相联系，这个知识群体是以科名高下作为其身份的主要标志的。本文将编者的身份分为进士、举人、贡生 ( 监生 ) 、生员、布衣五阶；身份不明者注明“不详”。每个编者的科阶依其曾经取得的最高功名为据。“举人”不包括“副榜”，被副榜录取者例为贡生，列入“贡生”。多次中乡试副榜者，其科年以第一次为据，例如刘大櫆曾于雍正七年 (1729) 和雍正十年 (1732) 两次考中顺天乡试副榜，援例出贡，但并不是举人，没有参加会试的资格，其身份为“贡生”，而且其取得该身份的科年定为雍正七年 (1729) ，而不是雍正十年 (1732) 。

确定每一位编者的籍贯，是考察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群地理分布的基础。佚书编者的籍贯没有版本实物可据，本文以方志为主要依据对他们的籍贯一一加以考证。籍贯问题并不简单。一则行政区划的变动会带来同地异名、同地异属等现象，很难统一。变化最大的是省级政区，例如，现在的安徽和江苏两省所在地区在晚明为南直隶，顺治初年改为江南省，康熙初年江南省又析为江苏、安徽二省。同是苏州府的编者，在晚明者省籍为南直隶，在清初者为江南省，康熙中期以后者为江苏省。相对来说，在本研究所涉及的历史时段内，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所在的府县级政区的名称和辖区变化较小，只有太仓州于雍正二年 (1724) 从苏州府析出，成为直隶州。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府级政区为坐标，以县级和省级政区为参照，以自然地理位置为着眼点，尽量避开省级政区的命名更易带来的不便。例如，不论属于何期、何省，苏州府的名称及其自然地理位置没有变化。这样就可以直接考察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者在此地的数量，而不必将其分为三个不同时期。

确定籍贯的另一个难点是有“祖籍”与“占籍”之分。占籍多指在祖籍以外的地区上报户口，如清代规定，“人户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者，准入籍出仕”②。本文以“祖籍”为据。以叶亮为例，其籍贯有浙江慈溪和仁和两说。乾隆《杭州府志》和光绪《定陶县志》皆作仁和人，而据清人伊元炜所说，叶亮实为浙江慈溪县鸣鹤场人，以仁和籍中式。③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十八著录其著作，与伊氏说相合。其实慈溪为其祖籍，而仁和为占籍，本文将其定为浙江慈溪人。另有几位编者的籍贯情况较为复杂，需要一辨。王昊和张叙皆为太仓人，但太仓州原隶苏州府，雍正二年 (1724) 升为直隶州。王昊卒于康熙十八年 (1679) ，当时太仓州仍隶苏州府。张叙为雍正十年 (1732) 举人，生活在太仓州从苏州析出前后。为避免繁碎，二人一并系于苏州府。朱璘常自称“古虞朱璘”，对“古虞”的解读不一，其籍贯遂有江苏常熟和浙江上虞两说。江曦对此辨之甚确，当以上虞为是。④这样，主要编者的籍贯都可以确定下来。

确定编者所属的时代，并依据某一时间节点将其排序，更是一件繁难的事。大部分编者经历过不止一个时期，有的还不止一个朝代，例如蔡方炳出生于明天启六年 (1626) ，卒于清康熙四十八年 (1709) ，跨越两代，历经明之天启、崇祯和清之顺治、康熙四朝，很难将他归入某个时代。根据生年或卒年确定编者时代也有难处。一是不少编者的生卒年无考，难以为据；二是本文为编者确定时代先后的目的在于考察其所选编的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生成先后，与一般的作家研究不完全相同，而生卒年与选本的成书之间往往相隔较远。为了达到通过编者编年呈现选本编年的目的，本文拟以各选本成书时间为中心，以卒年等其他信息为辅助，在现有条件下大致确定其选本系年，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以比较，由此寻绎出唐宋八大家选本生成的疏密升降之轨迹。为此制定以下四条选本系年规则：

第一，以序年作为系年的主要依据。本文系年的目的在于弄清每一个八大家选本的成书时间，然后加以汇总，从而探讨八大家选本群生成的阶段性特征。在一般情况下，编者序跋所署的日期 ( 序年 ) 就是成书时间，而刊年总是要晚一些。在序年和刊年都有据可考的情况下，本文以序年作为首要的系年依据。例如，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的序年为康熙三十八年己卯 (1699) ，其《唐宋八大家类选》的编定正在此年，而其最早刻本完成于雍正元年 (1723) ，此时储欣去世已经 17 年，若以刊年为据，就不能准确反映其实际的成书年代。序年无考，而有刊年者，以刊年为据。

第二，序年、刊年均无据可考者，以编者卒年为据。有些编者的生卒年可以确定，但其选本的成书年代和刊刻年代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以卒年为据，至少可以确定其成书的下限。一个人从出生到拥有编书的能力，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以生年为据，虽然可以确定其成书的上限，但往往与成书时代更为迂远，而卒年则较为切近。

第三，成书时间、刊刻时间和编者卒年皆无据可考者，以已知的编者生平事迹发生的最晚年代为据。例如，关于唐达，成书时间及其卒年等皆不详，已知唐达为南明弘光元年 (1644) 贡生。又据张履祥顺治十二年乙未 (1655) 写给唐达的书信，⑤可知是年唐达尚在人世。据此将唐达选本的系年定为 1655 年，而不是更早的 1644 年。

第四，对于成书时间、编者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发生的年代均无可依据，但可以确定其为某个朝代者，系于相应朝代的末年。不过，刘肇庆选本有些例外。刘肇庆卒于康熙十三年 (1674) ，其选本成书年代无考，但从现存的发祥堂刻本来看，全书讳“校”字，而不讳“玄”字，可见刻于明代或顺治时期的可能性很大，不大可能刻于避讳渐严的康熙时期，故系于明代末年 (1644) ，而不以卒年为据。

本书只对没有争议的编者信息予以统计。例如，晚明有不少选本托名钟惺，而揆诸实际，杂凑之迹甚明，不可能出于钟惺之手。万历初年，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刊刻不久，同在翰林院的黄辉、陶望龄和董其昌皆有《八大家文集序》，三人是否为同一书作序，目前尚无实据，亦暂不予考察。进入考察范围的共有 55 位编者。

二、何人所编

上述 55 位编者的身份、籍贯和时代如何，或者说他们是由何种人、何地人、何时人构成的一个跨阶层、跨地域、跨时代的同仁呢 ?

第一，从表 1 看， 55 位编者中，身份为生员以上的编者占 86 ％，其余仅占 14 ％，可见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者主要由科举中人构成。其中进士、举人、贡生 ( 监生 ) 、生员等各占一定比例，没有缺项，比例也不很悬殊。这说明，各种科阶的知识群体都参与了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评，其中有朝中大员如孙慎行、张伯行、沈德潜、陈兆仑，有地方小官如朱璘、叶亮、王应鲸、吴炜、高嵣、程岩，也有名士如陈贞慧、卢元昌、郑旦复。从另一角度看，有郑邠、孙琮、储欣这样的塾师，有汪应魁、刘肇庆这样的坊主，也有王昊、吕留良、戴名世这样的“罪人”。由此可见，在明清时期，广大的知识群体和一些出版机构积极参与了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评，推动了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生成。

第二，从表 1 来看，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的籍贯主要分布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桐城地区，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突出。

按照《辞海》的定义，长江三角洲是指“由长江及钱塘江带来泥沙冲积而成”的“江苏省镇江以东、通扬运河以南、浙江省杭州湾以北”地区。据此，表 1 中的苏州府、常州府、松江府、镇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和杭州府，可归于长江三角洲。籍贯在上述 7 府的编者共有 30 人，占全部编者总数的 54.5 ％，占江浙两省编者总数 (35 人 ) 的 85.7 ％。由此可以看出，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者主要来自江浙地区，而江浙地区的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绝大部分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从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者在长江三角洲各府中的分布来看， 90 ％分布于苏州 (9) 、常州 (6) 、杭州 (5) 、嘉兴 (4) 和湖州 (3) 五府。此外，松江府 2 人，镇江府 1 人。

再说桐城地区。江浙而外，安徽籍编者最多。从表 1 可以看出，江苏籍编者 21 人，浙江籍 14 人，安徽籍 7 人。安徽的编者在安庆，而安庆的编者在桐城。桐城籍编者共 5 人，占安徽一省的 71.4 ％。作为一个县级政区，桐城籍编者数量超过了苏州、常州、杭州以外的所有府级政区。如果仅与县级政区相比，其遥遥领先之势更为突出

江西籍和两湖籍编者分别为 4 人和 5 人，但分布比较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区域化的中心。江浙、皖赣、两湖以外，其他省籍的编者仅有 7 人，不及苏州一府的人数。如果从南北来分析，则北方籍编者只有直隶 2 人，河南、陕西各 1 人，不及桐城一县的人数。

第三，籍贯分布可以说是一个空间问题，另外它还有一个时间维度。也就是说，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者不仅隶属于某一地区，也隶属于某一时代，而且在不同的地区，其出现的时代先后也会有所不同。

从总体来看，江浙籍的八大家选本编者大都出现在雍正 ( 含 ) 以前，其他地区的编者大都出现在乾隆 ( 含 ) 之后。从表 1 的“选本系年”来看，江浙籍编者共 35 人，其中 27 人系于雍正 ( 含 ) 以前，占该地区编者总数的 77 ％；乾隆时期 6 人，嘉庆 ( 含 ) 以后只有 2 人。其前盛后衰之迹甚明。乾隆 ( 含 ) 以后出现的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者共有 19 人，其中江浙籍以外的编者就有 11 人，占本时期编者总人数的 58 ％，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江浙以外编者在全部编者总数中的平均比 (36 ％ ) 。这说明，在江浙以外的其他省份，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者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出现得较晚。也就是说，其他省份唐宋八大家选本生成的兴奋点大致出现在江浙地区兴奋点消退之后。

另一方面，江浙籍编者在不同时期的消长之势也有所不同。浙江是唐宋八大家选本的发源地，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生成起步早，衰退也早，其极盛期出现在康熙时期，此后没有出现过第二个高峰，呈“∧”形态势。江苏起步稍晚，但后来居上，一盛再盛，呈“ W ”形态势。顺治、雍正构成了两个最低点，崇祯、康熙、乾隆构成了三个最高点，其编者生成的持久之势为各省所不及。详见图 2 。

总之，浙江籍编者主要出现在康熙时期，而江苏籍编者在崇祯、康熙、乾隆时期层出不穷。值得关注的是，康熙时期既是浙江籍编者生成的高峰期，也是江苏籍编者生成的高峰期，这就使得康熙时期成为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出现最多的一个时期。此期共有八大家选本编者 18 人，其中江浙两省 13 人，贡献率为 72 ％。

将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在长江三角洲和桐城地区的时代分布态势相对照，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唐宋八大家选本在两个中心生成的时代差异，进而更深入地理解唐宋八大家选本在江浙以外地区生成的滞后特征。

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在长江三角洲的生成趋势是江浙两地生成趋势的中和物，分别在崇祯、康熙、乾隆时期达于兴盛，尤以康熙时期为最。桐城地区起步晚。第一个选本是戴名世的《唐宋八大家文选》，据《戴先生年谱》 (13) ，此书成于康熙四十三年 (1704) ，比长三角出现的第一个八大家选本——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晚 126 年。乾隆以后，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者在长江三角洲的生成急剧下降，而桐城地区却处于上升阶段。

总之，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编者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桐城地区，其他地区则较为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区域化的中心。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生成起步早，主要发生在雍正之前；而其他地区起步晚，主要发生在乾隆以后。不仅如此，明代影响最大的选本《唐宋八大家文抄》的编者和清代影响最大的两个选本的编者——《唐宋八大家类选》的编者储欣和《唐宋八家文读本》的编者沈德潜——皆出自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桐城在内的其他地区的编者，无论数量，还是影响，都不能与长江三角洲相提并论。

上面对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的时代解析结合了空间维度，如果不考虑空间因素，单从时间维度来看，还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如图 3 所示，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在各时期的生成数量是不均衡的。

研究编者的籍贯分布和时代分布，其目的在于研究唐宋八大家选本的时空分布。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就唐宋八大家选本群生成的历史分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布规律做以下总结：

第一，从图 2 和图 3 所反映的综合信息来看，唐宋八大家选本群的生成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发生期 ( 万历 ) 、兴盛期 ( 崇祯 ) 、中衰期 ( 顺治 ) 、再盛期 ( 康乾 ) 和没落期 ( 嘉庆至清末 ) 。

第二，万历七年 (1579)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初刊于杭州，标志着唐宋八大家选本的诞生。但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它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三，崇祯时期距茅《抄》的初刊，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不仅茅《抄》的重刊和书坊的翻刻达于极盛， (14) 而且八大家选本的赓续之作层出不穷。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岁月，短短 17 年间竟有 9 种新的八大家选本相继问世。八大家选本在此期的生成密度之高为任何时代所不及。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批评茅《抄》的声音，从而引发了此后数百年间不断对八大家散文加以再选的巨大热情。此期还出现了以体类和事类为体例的类选本， (15) 改变了茅《抄》以各家为结构单位的松散体例。另一方面，此期还出现了卷帙简便、定位明确的自学和初学读本， (16) 弥补了茅《抄》卷帙繁重、宗旨庞杂的不足。总之，唐宋八大家选本在崇祯时期的兴盛，不仅表现在其生成密度之高，也表现在其对清代八大家选本的生成具有多方面的示范作用。清代唐宋八大家选本在数量上虽然远远超过明代，但从价值取向、编纂体例等更为本质的方面来讲，并没逸出明人选本之外。其所以如此，崇祯时期出现的选本功不可没。

第四，顺治时期天下初定，民生凋敝，易代之际的残酷现实给人们的心头带来巨大阴影，八大家选本的生成由此进入中衰期。不过，由于科举制度的迅速恢复，也由于晚明八大家选本生成的历史惯性，到顺治后期，八大家选本的再生产已经出现了复苏的势头。就此而言，顺治时期是两个兴盛期之外八大家选本生成最为活跃的时期。

第五，康、雍、乾三朝是唐宋八大家选本生成的再盛期。此期历时 134 年，生成选本 35 种，占整个选本群的 59.3 ％。清代影响最大的 2 个选本——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和沈德潜的《唐宋八家文读本》——均生成于此期。此期的选本从不同侧面对茅《抄》编纂的得失做了系统的总结，质疑问难之声成为主流，同时各选本之间也展开了批评，这就进一步为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生成提供了新的动力。

第六，嘉庆以后，八大家选本的生成进入没落期。早在雍、乾时期就已经潜伏着这一消息。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日益酷烈，在雍、乾之际发生的曾静案中，吕留良因为在时文和古文评点中寄寓故国之思和反清思想而受到牵连，全家罹祸，引述吕留良评点的著作也被列为禁书。例如，《唐宋八家文选》的编者孔毓琼就因为“最爱吕晚村评文”，其《孔伯子文集》被列为禁书。 (17) 这就在当时的选坛上引起了很大的恐慌。为了左右文章选坛，进而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就编了《御选唐宋文醇》，对当时两个最为著名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抄》和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加以讥评，颇有凭高视下、一锤定音之意。从图 1 可以看出，在乾隆朝前十余年，并没有新的八大家选本出现，这种现象的发生即与此有关。另一方面，雍、乾时期，桐城派代表作家的散文和古文选本逐渐成为新的权威。嘉庆以后，随着阳湖派的兴起，以李兆洛《骈体文钞》为代表的骈文选本一度流行，这就进一步挤占了唐宋八大家选本的阅读市场。

唐宋八大家选本生成趋势的没落还可以从更为宏大的视角加以分析。唐宋八大家选本是作为明代秦汉派的反动而出现的，不过其所反对的是对于秦汉文的过度模拟，而不是秦汉文本身。随着唐宋八大家经典化的进一步加深，出现了过度模拟唐宋文的流弊。在这种背景下，唐宋八大家选本成为学人攻击的对象，秦汉文成为更受人尊重的光辉经典。因而清代的古文选坛经历了一个由偏重唐宋到秦汉、唐宋并重的曲折过程，吴楚材的《古文观止》、方苞的《古文约选》、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就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出现的著名选本。这种理性的回归在嘉庆以后成为共识，进一步削弱了八大家选本的独尊地位。再加上嘉庆以后干戈四起，国事日蹙，到光绪末年废科举、兴新学之时，为举业而读八大家选本的读者群彻底瓦解，八大家选本生成的动力进一步削弱。就此而言，嘉庆以后八大家选本生成的没落，是内因和外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在动力不足，与顺治时期八大家选本生成的热情为时势所压迫同时又为科举所鼓荡的情况完全不同。

总之，唐宋八大家选本群的生成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其盛衰消长之势与其相应的文学生态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这正是对唐宋八大家选本群的生成进行“五期分”的内在依据。

三、为何而编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编者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选编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 从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的实际情况来看，其编选目的可以概括为举业、明道、经世、学术、文学五个方面，其中“举业”最有代表性。

传统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明清时期，科举是做官的必由之路，不要说知县以上的官员，就是训导、教谕之类，至少也要取得举人、贡生或者监生的资格，例如王应鲸由举人做到知县，刘大櫆由副榜贡生做过教谕。在科举中取得功名是做官的前提，因而官本位必然带来科举本位。唐宋八大家散文之所以在明清时期受人追捧，就是因为它与秦汉文相比有法可循，能为科举考试中第一场八股文和第二、三场论策文的写作提供有益的帮助。正如储欣评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所论，正是因为其“为举业而设”，“所以之书一出，天下向风，历二百年，至于梨枣腐败，而学者犹购读不已”。 (18) 作为编者，只有为举业而编评唐宋八大家选本，他的书才可能受到更大关注。作为出版者，其唐宋八大家选本只有“为举业而设”，才会带来可观的销量和丰厚的利润。除此之外，为“明道”“经世”“学术”这样的宏大目的也罢，为“文学”这样的高雅目的也罢，都不会成为十分流行的八大家选本，不管其所编选本的质量如何，也不管编者的名声有多大。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的许多八大家选本都不约而同地以“举业”作为其编选动机，表现出鲜明的趋同性。

举业一般被视作“钓利之饵，希禄之媒” (19) ，为举业而编的选本往往讳言举业，或者拿出一个高尚的名头来打掩护。在本文所涉及的 56 种唐宋八大家选本之中， 20 余种已成为佚书，其是否为举业而设，已经无从考证。另外 30 余种，其书尚存，而且由本人经眼，但部分选本对其编选目的语焉不详，有的甚至对“举业”二字讳莫如深，例如书坊主汪应魁和刘肇庆假托钟惺等名流而自编的选本，就是如此。这些选本为射利而编，大都将读者定位于举业群体，但我们无法从中找到内证，因而不拟列入举业选本。

总之，在本文所涉及的唐宋八大家选本中，编选目的可考者共 29 种，其中公开承认“为举业而设”者共 19 种，编者分别为茅坤、吴正鹍、王志坚、卢元昌、储欣、吕留良、江承诗、张伯行、朱璘、唐琯、璩绍杰、程岩、沈德潜、秦跃龙、吴炜、王应鲸、陈兆仑、高嵣、卢文成。这 19 种自称为举业而设的唐宋八大家选本，在编选目的可考的 29 种选本中所占的比例为 66 ％。即使不考虑举业选本而讳言举业，或者未必为举业而设但实际上被用作举业选本的情况，这个数字也可以说明，明清时期的大多数唐宋八大家选本是以“有资举业”为编选目的的。具体地说，就是至少有六成以上的八大家选本并不是为古文而选古文，而是为时文而选古文，其在目标设定方面，具有鲜明的趋同性特征。

这只是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如果将明清时期的唐宋八大家选本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还可以看出，这个规模不小的选本群既有趋同性，也有差异性。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选本都为举业而设，即使自称为举业而设的选本，也存在着复杂的差异性。关于此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方面，茅坤之后的唐宋八大家选本是在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顺应与反动的链条上衍生的，就“举业”宗旨而言，顺应者虽然是主流，但反动者也不乏其人。在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选坛上，批评茅《抄》“为举业而设”甚至成为常见的话头，立意与茅《抄》相反，讳言举业或不屑为举业而设，在举业而外另标宗旨者，也可以略举数例，如孙慎行选本重在推扬唐宋八大家散文“奇高”的审美特征，陈贞慧选本反对当时举业读本唯法是求的功利倾向，力主发掘唐宋八大家散文中的“神明之所寄”，姚靖选本以给读者带来阅读乐趣自期，华希闵的选本既看重词彩，又看重情感。凡此皆说明，这四种选本旨在给人们带来情感触动和审美愉悦，而这正是“文学”的基本功能，可以说其编选目的的定位在于“文学”，而不是“举业”。郑邠、蔡方炳和李辀的选本，或意在明道，或意在经济与实学，试图从唐宋八大家散文中寻找经邦济世的良方，显然溢出文学之外追求实用，也与举业关系不大。汪份选本旨在以唐宋八大家散文为例阐发其文体理论，李元春自言以“古文”倡后进，如果他的话可信，则可以认为其选本比举业有更高的追求。

另一方面，即使自称为举业而设的选本，也千差万别，不可一概而论。首先，为举业而设的唐宋八大家选本，是为第一场的八股文而设，还是为二、三场的论策文而设，其具体目标不同，则其面目也各不相同。如果只为第一场的八股文写作而设，其选文往往侧重起承转合之迹甚明而且无中生有、思路活脱的文章，以便给八股文的写作提供基本的文体训练和思维训练。这类选本的选文，就作家而言，以欧苏 ( 轼 ) 为主；就文体而言，以议论文为主；就风格而言，以“波澜壮阔、机神遒逸”为主。“波澜”和“机神”较为逊色的曾巩文，与举业不切的记叙文 ( 如墓志铭 ) 和韵文，皆不为此类选本所热衷。如果只为第二、三场的论策文而选，则往往选入那些具有“明道”和“经世”功能的文章，以便举业者在临场发挥时从中渔猎，而对于文法则不太关心，例如茅坤和吴正鹍的选本皆侧重后场，因而多兵马、钱粮、吏治等内容。由此可见，举业读本与明道、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为后场而设的举业读本往往拿出明道或经济的大派头自我标榜，这是一种值得玩味的现象。

其次，为举业而设的唐宋八大家选本，是为初学而设，还是为成学而设，其读者定位不同，面目也各不相同。为成学而选者，大都是义理闳深的长篇大论；为初学而选者，大都是浅显易懂的短篇小论。卢文成的选本是为初学而选的，其评苏轼《既醉备五福论》说：“此首鹿门、伯敬皆不录，予以其俊逸清新，可为初学之助，存之。”又评欧阳修《秋声赋》说：“中有见理句，然不及宋玉、潘岳，录之为童子游艺可也。”由于将读者定位于“初学”“童子”，其选篇多书、序、记、传等篇幅不大而又颇有情趣的脍炙人口之作。明清时期的唐宋八大家选本大都为初学而设，而且为初学而设的定位越来越明确，所以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举业选本。

再次，什么样的文章才有益于“举业”，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同，举业选本的面目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在明清时期的历史语境中，很多编者认为骈文与举业不切，因而对柳宗元贬谪之前的骈文多弃而不取，茅坤等许多编者都是这种态度，而秦跃龙对骈文的态度则与此相反。

总之，应以新的视角来看待为举业而设的唐宋八大家选本，明清时期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的编选目的既有举业趋同性，也存在着复杂的差异性。也就是说，为举业而设的唐宋八大家选本并没有完全为“举业”二字所缚，而是在顺应与反动的衍生链条上逐渐与“明道”“经济”“文学”等要素取得了兼容，因而呈现出丰富而多彩的特征。

①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的明代版本，特别是万历七年 (1579) 茅一桂初刻本，目录及正文皆作“抄”字，只有《总叙》、各家小引等处作“钞”字。清雍正间华希闵《增订唐宋八大家文钞》始在目录和正文中易“抄”为“钞”，《四库全书》本因之，乃相沿至今，人以为常。书名当以初刻本正文为准，应以“抄”字为是。

②赵尔巽：《清史稿》卷 125 ，载《续修四库全书》第 29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420 页。

③伊元炜：《溪上遗闻集录》卷 8 ，载《丛书集成三编》第 84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6 年，第 563 页。

④江曦：《 清人别集总目 > 订误》，《当代图书馆》 2009 年第 3 期。

⑤张履祥：《与唐灏儒》，《杨园先生诗文》卷 4 ，载《续修四库全书》第 1399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45 页。

⑥指对应的各项系年结果依据上述四条原则中的哪一条得来。“第一”表示此编年结果依据第一条 ( 即序年 ) ，以此类推。

⑦刘肇庆，字开侯，号刚堂，为福建建阳书坊主，其发祥堂所刊《唐宋八大家文钞选》凡例后署“发祥堂主人漫识”。此书大略集茅坤、钟惺、孙矿、陈仁锡诸名人评点，复以自评厕其间。所选篇目多茅《抄》所不选者，复杂以诗歌。全书错别字不少，粗制滥造之迹甚明，当系刘肇庆杂凑射利之书，故本文将编者归于刘肇庆。

⑧据戴名世《南山集》附录《戴先生年谱》 ( 《续修四库全书》第 1419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13 页 ) ，此序作于康熙四十三年 (1704) 。

⑨雍正十一年 (1733) ，程乡县改属直隶嘉应州。

⑩现存杨仲兴《唐宋八大家文钞序》收于其《四余偶录文集》，而《四余偶录文集自序》署期为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1762) ，可知其《唐宋八大家文钞》的成书必在乾隆二十七年 (1762) 之前，姑系此年。

(11) 太仓州升为直隶州后，张叙为镇洋县人。

(12) 本图所列为有 2 种 ( 含 ) 以上选本的县级政区。

(13) 戴名世：《南山集》附录，载《续修四库全书》第 1419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13 页。

(14) 此期的茅《抄》重刻本，有崇祯元年 (1628) 方应祥刻本和崇祯四年 (1631) 茅著刻本；至于其坊本，仅苏州一地就有吴绍陵、龚太初挖改重印本，还有不少署名钟惺、孙矿等名家的刻本，虽然鱼龙混杂，真伪难辨，亦可见其流行之盛。

(15) 例如，孙慎行《精选唐宋八大家文钞》 ( 崇祯二年刻本 ) 以文体分类结构全书，将八大家文分散隶于各体类之下；吴正鹍《唐宋八大家文悬》 ( 崇祯五年刻本 ) 分为人君、人臣、吏治、士类、民生、财赋、兵戎、夷虏、盗贼、政要十类，每类分为一卷，各家之文分散隶于各类之中。

(16) 例如，郑邠《八大家文钞自怡集》 ( 崇祯五年稿本 ) 收文仅 93 篇。

(17) 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第 106 页。

(18)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卷首《总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404 册，济南：齐鲁书社， 1997 年，第 236 页。

(19) 邹守益：《新刻续选批评文章轨范序》，载王守仁选、邹守益评：《新刻续选批评文章轨范》卷首，万历四十三年 (1615) 余完初怡庆堂刻本。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作者：付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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