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录》

插图本是中国古籍一个重要图书类别，且数量众多，这使得古代版画绝大多数都和书有关，因此研究古代版画必须研究书籍出版史。如果从古代版画的形态和绘画表现语言来看，书籍插图最为丰富多样。首先是书籍外观形制和装订方式的变化，从最初的卷轴装，到后来的经折装、龙鳞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使书籍内的插图形制呈现出多样性，有“书页式”“月光型”，有扉页画，有长卷画，有一折画、二折画、三折画、四折画等。其次是以页为单位的插图版式丰富多样，从上文下图或上图下文到半页、整页、对页等，应有尽有。

与书有关联的古代版画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图画为主、文字为辅的画谱和图谱。雕版单色印刷的有《梅花喜神谱》《宣和图谱》《高松画谱》《顾氏画谱》《程氏墨苑》等，彩色饾版镌刻刊印的有《箩轩变古笺谱》《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芥子园画谱》等。此类版画绘、刻、印皆精美，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和人文情怀，艺术特色也最为鲜明，尤以《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为代表而被郑振铎先生推为“群书之冠”。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 元至大 1308—1311 年刻本

另一类是以文字内容为主、图画为辅的各类书籍插图。在古代版画中，此类作品数量最多，涉及的知识领域范围最广，汇集起来真可谓一部中国百科图画全书。其中有佛经插图、上图下文“纂图互注”本的儒经插图、科学技术著作《天工开物》的插图、专论建筑设计和施工规范的《营造法式》、专论天文学的《新仪像法要》、医药书籍《铜人针灸经》、药物词典《经史证类本草》等；有戏曲、唱本“全相”插图本，如《新刊全相武王伐纣平话》等；有“绣像”或“全图”通俗文学书籍插图本，其他如占卜书、历书等也都附有大量木刻插图。在这些形制多样的书籍、图谱、画册、典籍里，那些西方净土、极乐世界、菩萨神仙、山川林木、云气草叶、高髻长髯的儒士、持刀鼓目的侠客等皆静静深嵌在其插图中。

《少林棍法阐宗》，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

《养正图解》

《养正图解》不分卷

明焦竑撰，丁云鹏绘图，黄鏻镌。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新安吴怀让刊本。是书为一部蒙学读本。明万历年间，焦竑任皇子讲 官时，为劝导皇长子朱常洛而编撰此书。《图解》引用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上至西周、下迄唐宋，人物多为圣贤明君；摘录 了六十个可作为治国借鉴的故事，涉及二十多位古代帝王的言行，将这些名人故事编纂成生动易懂的短篇，每则故事配以形象的 图画，用以文解图的形式达到谕教太子的目的，指导太子需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君之道，并且通过历史典故、名人 事迹来宣讲儒家伦理道德及行为规范。版画绘图者为当时著名画家丁云鹏，字南羽，号圣华居士，休宁人，擅画白描佛像、山水、 人物。镌工黄鏻刊刻，其充分理解了原画神意，不同于戏曲题材版画，刀法轻盈剔透，线条流畅灵动，风格清新淡雅，人物庄重 且不失细节，一经出版就受到重视，《野获编》载其“梨枣既精工”“京师珍为奇货”。清代康熙、乾隆、光绪年间多有刊刻， 但多以宫廷中流传。是书在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以如何治理国家、处理政务、培养贤君为目的的主张贯穿全书，是中国古代 治国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为研究中国古代教育状况提供了丰富资料。（文 / 及章伟）

插图必须依附于书籍载体而存在，因此插图的形状受制于书页，并随着书籍装订形式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书籍装订形式，其页面开本的大小和版式要求不同，印版的镌刻方式也不相同。先秦至汉魏时期是简册与帛书流行的时代，以竹木与缣帛制作的书籍，主要采用卷轴装的形式；魏晋以后直至今天，是纸书通行的时代，纸书出现以后，书籍装帧由卷轴向册（页）形式逐步过渡，其间经历了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四个发展阶段。

总体看来，书籍形制发展的趋势是由圆筒形向扁平形发展，既便于装订又便于阅读、携带和存放。蝴蝶装是书籍装订由圆筒形向扁平形发展的分水岭。

最早的书籍装订形式是卷轴装，也称“卷子”，流行于南北朝至唐代。唐代的雕版书多为此装订样式，20世纪初敦煌千佛洞发现数以万计的北宋以前的古写本，其形制多为卷轴装形式。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卷轴装大约来源于可以舒卷的简册和帛书。卷轴的装订是将写好的散页纸按文字内容的次序首尾相连粘接在一起，成一长幅完整的长卷，卷的末梢粘在一个圆形木棍上，从左向右卷起来，文字内容面朝里，卷成束状，是谓卷轴装。卷轴形式的书，高度一般为一尺，长度不一，随文字内容而定，纸面画有“栏线”，黑色称“乌丝栏”，朱色称“朱丝栏”。如张彦远《书法要录》卷一所说：“装治卷帖……随纸长短，参差不同……卷小者数纸，大者十纸，巨细差悬，不相匹类。”但是卷轴装的书，卷起和打开都不是很方便，特别是要阅读卷尾的文章，就必须将全卷打开，如读到后面，想重读前面已阅读过的文字，则又要倒卷回来，前前后后、来来回回很不方便，这就要加以改进。于是大约在9世纪中叶出现了经折装。

卷轴装书籍

经折装书籍

经折装和卷轴装在书的基本形式上没有变化，只是将过去的卷子不用卷的方法而改为按一定宽度（约10cm宽）反复折叠，最后形成重叠的长方形书。折子的最前页和最后页，就是书的封面和封底，再糊以尺寸相等的硬纸板或木板。这种形式和卷轴装相比，检索方便，因此在唐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普遍使用，至今许多广告折页还在用这种形式。经折装的形制有可能受印度传入中国的贝叶经形制影响，或当时从印度翻译过来的佛经大多以这种方式装订，所以人们也称这种折子为“经折”，僧侣们还给这种折子另起了一个特别的名称，叫“梵夹装”。宋福州开元寺刻本《毗庐大藏》（1112—1172）、福州东禅寺刻本《崇宁万寿大藏》（1116—1117）以及平江1231—1321年所刻《碛砂藏》等及元明以来的刻本，多取此种装订方式。经折装是为了克服卷轴装在阅读时来回卷的不便而发展的装订形式，但其最大的缺点就是纸的正反面均有折缝裸露在外，易于断裂，书的寿命不如卷轴装的长。为了使书页既便于翻阅，又防止其断裂，又一种改进的装订方式很快出现，即所谓的“旋风装”。

旋风装书籍

旋风装是从卷轴装演变而来的，外观具有卷轴装的形式，书页却如经折装简洁。旋风装是把一页一页写好（或印好）字的纸，按照文字内容的顺序龙鳞相叠地从右向左粘贴在事先准备好的空卷子上。这样在翻阅时，一页接一页，从头至尾，旋风吹之不乱，是谓“旋风装”，因其相叠的书页颇似龙鳞，又名“龙鳞装”。旋风装虽然兼有卷轴装和经折装的优点，但由于纸页较厚，每张纸均呈卷曲状态，常用时纸边易折曲，阅读时要用手或镇纸压平卷曲的书页，仍觉不便。于是10世纪时便产生了一种新的装订形式“蝴蝶装”。

蝴蝶装就是将大型的印张在中线处反折，使有文字的面相对，并按文字顺序叠放在一起，然后以折叠的中线处为书脊，用硬纸粘贴其上。这种装订方法使中线成为里口。书本打开时，书页纷起，犹如蝴蝶展翅，故曰“蝴蝶装”。

蝴蝶装书籍

蝴蝶装和后来的线装在外形上已无二致，只是文字相面而装，背面无字，阅读时，常常要翻两个无字页，方能阅读到正文。在此基础上，13世纪一种改良的装订方式出现了，它的装订形式和蝴蝶装完全相同，最大的不同是书页的文字向外，背面相对而折叠，以书页开放的两个直边贴到书脊上，以折叠的中线为书口，称为“包背装”。包背装成功地解决了蝴蝶装在阅读时的弊端，只是以糨糊装订的书脊易损。16世纪，在包背装的基础上逐渐将糨糊粘贴书皮于书脊的方法改为线装，这种装订方法比蝴蝶装与包背装更为持久耐用。至此，书籍装订的演化过程基本结束。

书籍插图最初是从卷轴装的卷首附图发展而来的，书籍装帧形式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版画插图的开本尺寸以及构图方式。如刊行于868年的《金刚经》，全长十七尺半，由七张白纸粘接而成，卷首扉页有一幅精彩插图。由于通篇经文被连接在一张纸上，因此绝大多数经卷的插图多印在卷首扉页或卷尾。这很容易理解，若在经文中间印画则会将经文从中间断开，不仅削弱了阅读的流畅性，似乎也有点不敬。尽管只能在卷首刊印一幅扉页插图，但并没有宽度局限，可以横向展开以表现宏大的说法场景。这种卷轴装的图像表现优势后来继续延展到经折装。

版画插图在蝴蝶装出现之前，其形制除高度尺寸有所规定之外，横长可根据画面需要展开而没有尺寸的局限。即便是在书籍的装订形式转变为经折装后，扉页画插图仍然保留着卷轴装时的特点，随着内容的需要而延伸，并没有为“折”而局限，所以扉页画插图有单折的，也有多折的，甚至五折、六折的。美国哈佛大学佛格美术馆藏有南宋刻本《妙法莲花经》，其卷首扉页插图长达七折。还有一些经折装的佛经采用上图下文形式，上半部是贯通的佛教说法故事，下半部分是与图画内容相对应的经文部分，在吟咏经文的同时，仿佛置身于佛法场景。

明代永乐年间，北藏刻本《传法正宗定祖图》是一册经折装佛经，上图下文，通景式构图，绘三十三祖传法故事。此经插图每五折一版，左右可见版宽。始祖释迦牟尼为一整幅版，第一祖摩柯迦叶起，至三十三祖慧能，每两页经折一祖师，最后附有牌记和韦驮像。整个经折画面连贯，图下配以文字，画风高古庄严，人物刻绘生动自然。上栏线条密集的图像与下栏疏朗的文字，形成绝妙的视觉平衡，相得益彰。这种上图下文的版式在五代宗教印刷品中就已经出现，后在宋、元、明之际的戏曲唱本和小说插图中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汉刘向所撰，宋嘉佑八年（1063）建安余氏勤有堂原刊的《古列女传》就是上图下文、绘刻俱佳的书籍经典。徐康《前尘梦影录》称：“绣像书籍以来，以宋刊《烈女传》为最精。”评价之高，无以复加。明万历至崇祯间，建本上图下文的小说风行天下，当即此本之滥觞。它不仅是后世建本上图下文式的《直解孝经》的先奏，也是小说版图的开山，在中国古代版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传法正宗定祖图》

《传法正宗定祖图》 一卷
宋镡津东山沙门臣僧契嵩撰，明永乐北藏刻本。明成祖永乐八年 (1410) 敕令雕印。始刻于明成祖永乐十七年 (1419)，完成于英宗 正统五年 (1440)。是书经折装一册，上图下文，通景式构图，绘三十三祖传法故事。在历代刊刻大藏经中，多见扉页的释迦摩尼 说法图与卷末的韦驮像，而《定祖图》版式在佛经中较为特殊。是书其版画每五折一版，左右可见版框；始祖释迦摩尼为一整幅 版，第一祖摩诃迦叶起，至第三十三祖慧能，每两页经折一祖师，最后附有牌记和韦驮像。画面连贯，图下配以文字。版画风格 庄严肃穆、绘刻古朴大方、人物细致生动、背景饱满连贯，为明早期版画精品之作，传世罕见。清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三年内府修 汉文大藏经（即《龙藏》），就是以明永乐北藏为底本，经校勘后刊雕的。其中《定祖图》下面的文字内容基本一致，版画部分 在绘刻风格上有很大不同，但形式相同。作为龙藏的底本，永乐北藏本《传法正宗定祖图》在《中国佛教版画全集》亦未收录， 此次现世实属首次，弥足珍贵、世所罕有。（文 / 及章伟）

书籍装帧方式从宋代的蝴蝶装到元代的包背装，最后归至明清两代的线装，产生了以版为单位“页”，这使得装帧形式必须以页为基数，无论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或线装，本质上都只是页的组合形式变化。

包背装和线装书籍开本有长方形和方形，长方形多以文字书籍为主，尺寸基本为21cm×29cm，方型多以画册为主，尺寸基本在30cm内。

《琵琶记》明万历起凤馆刻本，浙江图书馆藏

以“页”为单位的书籍装订形式规定了插图的基本形态，它不能像经折本那样横向展开，而必须建立以“页”为基本单位的概念来进行画面构思。和卷轴相比，书籍插图的运用更为灵活多变。因为书籍不像卷轴那样必须从头打开，而是可以随意翻页，插图不再局限于卷首或卷尾，除了内封画、扉页画，也可大量分散到书中相应的正文中。插图的篇幅既可单面式，也可双面连环式，在同一个页面中，既有上图下文或上文下图，也可文字中嵌图等。

正是基于不同文字内容需要，画师在以页为单位的版面空间精心布局，巧思妙构，尽可能多地去补充文字所不能及的视觉图景，这使得书籍插图因“图说”的功能一开始便与审美为目的的绘画拉开了距离。因此源于先秦的神话、传说寓言，魏晋的志怪，唐宋传奇以及到了宋元时期出现的平话和元明以来盛行的章回体叙述性小说和戏曲唱本插图，特别注重画面的故事情节性表现，读者需要丰富的画面视觉形象来对文字中的人物和情节展开丰富的联想，从而达到沉浸式的阅读体验与审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