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一度吸引了世人艳羡的目光。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高福利国家经济的徘徊不前，逐渐使人们改变了看法。经合组织专门就高福利带来的危机作过研讨，其议题为“危机中的福利国家”。 福利直接影响积累，影响创新和经济结构升级。一个社会要提高消费水平、实行高福利，前提是必须提高生产水平。这里所讲的生产，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也不是单纯扩大生产规模，而是经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提升的扩大再生产。这样的扩大再生产是没有边界的，从而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消费资料。而这样的扩大再生产必然要求 资本有机构成 的提高，必须有足够的积累。高福利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正确处理消费与积累的关系。 高福利的资金来源往往是高税收或高负债，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瑞典的高福利靠的是高税收、高财政赤字，希腊的高福利是靠高负债支撑的。以高税收支撑高福利，必然减少企业发展资金，制约企业发展，无异于杀鸡取卵。拉弗曲线揭示，税率超过一定限度时，企业收入下降，反而导致税收减少，导致高福利难以为继。靠负债支撑福利是寅吃卯粮。由于社会福利水平上调容易下调难，公众很难接受紧缩政策，因而只能借新债还旧债，以致窟窿越来越大，最终酿成 债务危机 。 高福利容易产生道德祸因，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和国民惰性。由国家提供的高福利是一种公共品，如同 计划经济体制 下的大锅饭，不吃白不吃，因而会埋下道德祸因。具体表现为：高福利下的社会保障资源利用率不高，如公费医疗中药品和其他医疗资源的浪费；一些人本来可以就业而不积极就业，过度享受由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带来的闲暇，以及选择提前退休；过分依赖国家，自我积累、自我保障的积极性和能力弱化；等等。这些现象一旦具有普遍性，社会资源遭到严重浪费，国民精神不再积极向上，就会影响经济发展。 高福利是一种社会资源再分配，运用过度会挫伤生产积极性。高福利是通过税收进行的社会资源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在现代社会是必要的，但运用过度则会产生明显弊端：一是产生寻租机会，容易导致权力寻租；二是扭曲市场信号。市场分配机制和再分配机制不同，市场机制强调机会均等，而再分配更注重结果平均。平均分配会给人们不好的信号：努力与否是一样的。这就会挫伤生产积极性。也就是说，貌似注重公平的再分配，其实际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1] “十三五”建议发布后，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权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其中，财政部长 楼继伟 撰文《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中国社保制度建设必须“立足基本国情，以保基本为优选目标，防止高福利倾向”。 ^[2] 楼继伟在文章中称，“十二五”时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日趋健全，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保障人群持续增加，保障水平也明显提高；但必须看到，“目前 社会保障制度 设计和运行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1] 人民日报刊文：过高福利是经济发展陷阱 ．南报网 [引用日期2015-12-04] [2] 楼继伟：中国社保制度建设要避免“高福利陷阱” ．凤凰资讯 [引用日期2015-11-22] [3] 量入为出避免“高福利陷阱” ．德州新闻网 [引用日期2016-01-25] [4] 社保要避免“高福利陷阱”是个伪命题 ．光明网 [引用日期2015-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