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胡佩诚，1947年10月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1977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1982年毕业后进入人民医院工作，1984年进入北京医学院工作，1987年在北医开设了全国第一批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主要从事医学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在性功能障碍与性心理变态治疗、家庭婚姻的调适、心理健康的保持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研究成果。

学生时代的憧憬

我1947年在上海出生，在我6岁时，父亲从上海的华东财政部调到中央财政部，我也就来到了北京。我小学在和平门的北京顺城街一小读书，从三年级开始就担任大队长，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毕业时获得了全校当年唯一的“三好学生的表率”奖状。

中学考上了北京四中，在少先队仍然担任大队长，这样，也让我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外界。在这期间，我遇到了我成长中的领路人——全国优秀辅导员韩振东先生。韩先生为我批改了整整三年的日记。至今，我仍然记得他那刚劲有力的红钢笔的批字，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位长者对一个少年的关注与激励，每次读他的批语，我都受到很大教育。在四中念初中的三年，我的学习成绩只有图画课得了4分，剩下全部5分，获得了1963年的北京市中学生金质奖章(全校只有两个人获得)。

中学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将来到底要干什么，有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的专业领域可供选择。我思考后还是想当一名医生，从事健康事业。

赤脚医生的历练

1968年，北京知青下乡，我到了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这是一个交通要塞。我下乡在塔布赛公社(时任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故乡)七炭板村大队，到那里我发现村里没有一个医生，于是我毛遂自荐当上了赤脚医生。和我们一起下乡的基本都是初中毕业生，只有我们三个高中生。我们这三个人，一个建起了良种场，一个拉起了电，我则建起了红医站。

年轻气盛的我们当时一心想的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为青年志在四方！我们做好了在农村扎根的准备。

所谓红医站，就是我自己单独有一个屋子，在老乡给我们知青盖的那一排房子的最边上，人住在里头，中药、西药也都放在屋子里。我虽然是赤脚医生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我先被送去县医院学习了三个月，队里给了三个月的工分(插队时工分意味着口粮)。后来，我趁着农闲，又自费去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学了八个月(没有工分)。

当时赤脚医生做的卫生服务工作就是打针、吃药，少量的输液工作，我还靠针灸、捏脊、按摩和一些简单的心理上的劝慰等方法治疗病人，我那时候也只能做这些。此外，我经常走街串户，帮助老百姓诊断一些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比如感冒、肺炎、痢疾等。溃疡、癌症在当时的农村也不少见，遇到这类我处理不了、无法诊断或者高度怀疑的病症，我就建议将病人马上送到上级医院。虽然不能判断，但是我会怀疑，如果发现病人的症状不是常见病，就要求病人必须转院。行医几年，我基本上没有误诊过病人，所以我在当地的口碑是很好的，除了本村村民，周围的村民、知青，都请我去看病。

出乎我意料的是(因为我已经忘掉了)，我曾为一位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孩子接生。还是在北京知青下乡50周年返村时，孩子母亲告知其儿子：“你是在赤脚医生胡佩诚的帮助下，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故事传开时，知青们万分惊奇，我自己也十分感慨。

在农村看病，完全要依据当时的情况，不可能像城里那么正规，比如村里消毒没有高压锅，我就用蒸汽锅，最低要蒸30分钟以上，实现无一人感染。我成功地抢救过一个病人，后来还拿这个病例考了好多赤脚医生，以及正规医生。病例是这样的：一颗黄豆卡在一个孩子的鼻子里，孩子没法出气，这样的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办？有人说下纤维镜啊，用镊子夹啊。我说这些办法在农村都不可能用，不好使。我告诉他们我有个绝招，而且成功了。当时我问孩子家长家里有没有辣椒面，他们说有啊！我就往孩子鼻孔里吹点儿辣椒面，在辣椒面的刺激下，这个孩子“阿嚏”打一个喷嚏，黄豆出来了！法无定法，此招有效！

这些特殊的病例，尤其是民俗治疗法，让我记忆犹新。受到这方面的经验影响，我对医学中的人文、心理现象格外留意，这也为我后来转向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契机。

应该说，我有机会能在农村生活四年多的时间，实际上是人生中的重要经历。想一想：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深入到中国的一个偏远落后的乡村，目睹了当时中国农村相当贫穷的状况。亲身体验、亲身经历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珍贵的。

我这样一个北京少年，走进苍茫的内蒙古草原，在那里成为一名平凡的赤脚医生，体会到中国最底层农村的困苦与需求、普通民众的朴实真情，这些经历让我清醒地认识了中国农村，开始深入思考人的身心健康问题。中国的巨大变革，也带动着我的人生风帆远航到更广阔、更高远的境界，把医学和人文紧密地结合起来，转化为一把钥匙，解开我们这个时代人们身心健康的困境。

心理医生的成长

后来，我从乡下被抽调到土默特左旗第二中学工作，在中学里面待了整整四年半时间，所以我在内蒙古的时间应该是九年。

1971年左右，大家都开始返城了。最开始返城的知青是当工人，之后有当老师的，我也心动了。教育局当时要调中学老师，我就提出了申请，上面审核了一下申请资料，没考试就批准了。1972年年底我离开农村，1973年1月经过两个月的培训，3月进入中学。我当了四年半老师，在中学我既当校医，又教化学、英文。

1977年，我考上了北京医学院。我的高考成绩是自治区第二，北医第一。那时候北医在内蒙古招53人，人数不少，为什么？因为内蒙古的北京知青多，所以把大量名额给了内蒙古。我在北医读书期间，连续三年获得校级三好学生。大学期间医学课程没有下过90分，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有实践经验，好多理论我都实践过，所以跟年轻同学相比在学习上我有些优势。

我从北医医疗系毕业后，留在人民医院干了两年，又被送到清华读了两年社会科学，后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学习了临床心理学，拿到了美国的博士学位。此外，我还经过了北师大的心理人本主义博士训练、中德行为心理培训等。我的学术背景其实一直是以医学为中心或者以健康为中心的，赤脚医生、校医、学医，我这一辈子都在从事医学与健康相关的工作。

工作这些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我获得的奖项里，有两个对我格外重要：一个是2005年获得北大医学部学生投票选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荣誉称号；另一个是2010年获得北大医学部教师的最高奖“桃李奖”，同时还被写入北医百年校史。我很喜欢这两个奖，这既是学生对我的肯定，也是教师对我的肯定。能得到学生与教师们的认可，我觉得这一辈子没白干。

由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中国大学的教师们能走出国门，与世界的大学教育接轨、交流。北医也大为开放，当时的北医校长马旭、党委书记彭瑞骢鼓励北医的教师们用各种机会与项目出国交流。我也去了许多国家，在美国的时间最长，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经验与研究成果，也启发了我的科研思路。

我主编与合著的著作有170多本，学术文章写了180多篇。北医的医学心理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也是我在任时申报成功和建立的：2000年建硕士点，2004年建博士点，在全国医学院校中，北医医学心理学硕士点和博士点是唯一一个以医学心理学的名义建立的。我在全国的医学心理学教育分会担任了10年的会长，为中国医学心理学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97年，我与医学工程室的邓伯庄教授、朱燕工程师研制了我国第一台漂浮治疗仪，也做了一些相关研究，并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20年后，一批从哈佛、牛津毕业的学生们回国创业，研制了第10代智能漂浮舱。

2018年在美国召开的第7届漂浮大会上，我作为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漂浮医疗分会的会长，宣讲了中国漂浮技术的发展与研究成果，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国家对中国心理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在世界处于领先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

2008年，由于我在性心理学方面取得的一点贡献，德国授予我在性心理科学领域声誉非常高的“赫希菲尔德奖”(每两年颁发给一位在世界性科学领域中取得突出成就的学者)。在领奖发言中，我讲到了中国的许多发现与做法，得到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也为中国赢得了荣誉。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年来性科学、性教育、性治疗都已经进入了教育部、卫生部(现为国家卫健委)的文件，而且也越来越广泛地扩展到大学、中学、小学去，同时也扩展到社会上去。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除了本科生的教学以外，还培养了9名硕士生、7名博士生。为了研究生能快速成长，我竭尽全力对他们注入了大量的心血：在学术上，对学生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在为人上，对学生认真教导，教导学生既要把握大方向又要注意细节，要做一个不迷失方向的自律者。

在心理学的基础研究中，我带领团队申请了30多项纵向与横向的研究基金。我带领学生们对一个又一个的心理学研究课题进行探索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例如，朱洵博士运用功能性核磁共振对女性性欲规律变化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的学术观点，提出了“女性排卵期性欲低”的新观点，并撰文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我国卫生领域最权威的《健康报》与《医学论坛报》上也报道了该项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关注。我带领研究团队还对人体中是否存在“性素”(pheromon)，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团队对6位(3男3女)无论外表还是气质都极具男女性特点的大学生进行了测试，给他们穿上T恤衫，在42小时内不剧烈运动、不吃刺激性食物，之后把T恤衫放在6个广口瓶中，让82位男女生(41男41女)在双盲情况下闻T恤衫，并选出各自闻到所喜欢气味的T恤衫。结果出人意料地发现，男性喜欢女性穿过的T恤衫，女性喜欢男性穿过的T恤衫。随后，研究团队就人体中是否真的存在动物身上有的“性素”问题撰写了一篇题为《人类体味的异性偏好现象初探》的论文，该研究引起了世界同行专家的热切关注。

同时，我也很关注心理学的临床研究，努力推进心理健康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先后与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学者联系，将发达国家的临床心理学引入中国。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我先后请来了如美国临床性学科学院的威廉·格兰齐格(William Granzig)、朱迪·库里安斯基(Judy Kuriansky)等临床心理与性学专家来华开展心理与性学硕士学位课程及相关方法的培训。我们前后举办了18期全国性的培训班(1993年成立了卫生部心理治疗培训中心)，让中国的一大批学者接受了临床心理与性学的先进理念与治疗方法，有力推进了我国临床心理与性学的快速发展。

以上若干项工作，为中国的心理学发展，也为世界的心理学研究贡献了有益的成果。

此外，我还是《中国性科学》杂志创刊人之一，2010年起担任主编，突出“我是谁、代表谁、为了谁”的办刊宗旨，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汲取国内外优秀期刊的经验，改进办刊方针，创新办刊理念，调动全体编辑人员的积极性，带领编辑团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使《中国性科学》杂志进入了科技部科技统计源核心期刊、中国优秀期刊行列。

在对外的科普宣传中，我尽心尽力。我先后100多次参与电视台、电台的录像与录音制作，录制内容常在北京电视台《生命·生育·生活》节目和央视二套《健康之路》节目中播放，让心理与性科学在广大民众中普及，以促进广大民众的心理与性健康。此外，我在北京市第二医院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少男少女门诊”服务，推出了免费为青少年性问题咨询与治疗服务，赢得了世界与中国学者的好评。其后，相继有类似的服务项目推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计划生育服务单位的相关性教育项目，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受到教益。

胡佩诚在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时与主持人孙晓梅的工作留影

2008年，我担任亚洲大洋洲性学会的理事长，同时任世界性健康协会副会长，为亚洲与世界的性科学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是一位北大的心理学家，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为心理学问题的研究，为百姓心理疾病的解决，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我今年72岁了，但是我一直坚持出门诊，做校级教学督导、漂浮疗法分会会长、全国健康管理项目促进人，为国家医师与心理治疗师考试命审题，参与国家心理所继续教育项目，同时进行着四本书的写作、两部百科全书的组织与撰写等。

60岁离开管理岗位后，特别是64岁退休后，我捡起了年轻时爱好的书法与乒乓球，而且着了迷。居然在67岁时打败了匈牙利来华交流的乒乓球前世界冠军克莱斯；书法作品也参加了全球巡展的项目。

我之所以能在健康事业上取得一定的成绩且小有贡献，要感谢我们有一个和平与不断发展的祖国和好的政策。虽然这其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有挫折，但是，洪流滚滚，历史永远会奔腾向前。中国已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们的多项指标已是国际领先水平。在这样一个大好的时代，我们这批老人更要保养好自己，期待着中国更美好明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