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甘孜会师

4月28日，红2、红6军团抢渡金沙江成功，喜讯传来，红四方面军全军雀跃。朱德、张国焘于4月30日立即发出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红2、6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敬礼!”

贺龙、任弼时接电后，深受感动，指示政治部：“立即将这个电文迅速传达到全军!”这一贺电，极大地鼓舞了红2、红6军团的士气，广大指战员热烈盼望两大上力红军即将到来的胜利会师。

红2、红6军团渡过金沙江之后，蒋介石气急败坏，亲自乘飞机至金沙江沿岸的宾川、鹤庆、丽江一带巡视，决定继续追歼红2、红6军团于金沙江、大渡河之间，令驻雅江之李韫珩部立即向康南推进，南北夹攻，截断红2、红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

红军总部获悉国民党军行动的消息后，朱德、张国焘立即电令徐向前、王树声派出部队策应红2、红6军团行动。徐向前遂派红32军与红4军一部，由道孚南下，进占雅江，将国民党军李韫珩部阻止在雅江以东地区，有力配合了红2、红6军团北上。此后，追击红2、红6军团的国民党军部队疲惫不堪，加之红2、红6军团部队已经进入高原藏区，为保存实力也不愿入康远追，相继停步，转为防堵红2、红6军团南返。中央军薛岳部则防守大渡河之线，对红2、红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采取封锁态势。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红2、红6军团的计划因此彻底破产。

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在即，国民党军部队已经难以阻止红2、红6军团北上的步伐。现在，阻挡两大红军会合的障碍，只有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藏区土司、领主武装。红军战胜任何艰难困苦的革命精神和团结各民族同胞的民族政策，此刻发挥了强大的威力。

红2、红6军团北上西康

渡过金沙江后，红2、红6军团沿着秀丽壮观的哈巴雪山西侧、金沙江东岸北进，进入中甸地区。

中旬地区位于滇西北，属康藏高原，横断山脉南北横绵，到处是崇山峻岭，平均海拔在三千米以上。这里人烟稀少，贫穷落后，交通闭塞，史有“关山险阻，羊肠百转”，“地险路狭，马不能行”的记载，行军作战极为困难。当地的居民主要是藏族，信奉喇嘛教，并处于封建农奴制阶段，上司和上层喇嘛是中甸地区土地的所有者，土司和寺院两大领主构成政教合一、僧侣贵族联合专政的政权。寺院设有军队、法庭和监狱等。

龙云追击红2、红6军团的计划失败后，把防堵红军的希望寄予藏族土司武装，一方面大肆诬蔑红军，挑拨藏民对红军的仇视；一方面封官许愿，封当地藏族大土司汪学鼎为“江防指挥”，调其藏兵与红军为敌。汀学鼎受封后，纠集部下，妄图与红军较量。

红军爬雪山用的防滑器――“脚马子”

红2、红6军团在格罗湾一带休整三天后，于4月27日开始了征服长征路上第一座雪山――哈巴雪山的壮举。哈巴雪山海拔五千三百八十六米，群峰连绵，山顶笼罩在云雾之中，山坡终年积雪，阳光照耀下闪耀着刺眼的光芒。阳面上八十里、阴面下七十里。因为山陡，直线上行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能盘旋而上。白雪和雾气，一望无垠，显得冷峻而又幽深。贺龙拿起望远镜，朝山顶望了一下，用手揉了揉被雪刺痛的眼睛，挺起胸脯，挥手下令：“跟我上!”先头红12团官兵率先出发，其他部队随后跟进，开始勇敢地攀登雪山。上山的队伍，在陡峭的山坡上左右蜿蜒，在雪山上形成了大大的“之”字，场面壮观。队伍行至向卡乡干崖房（空心树）一带时，突然遭到袭击。汪学鼎亲自带领数百名武装设伏，企图凭险阻拦红军前进。红军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先头红12团展开后，只是对天鸣枪，带队的红4师参谋长汤福林让通司喊话，说明红军只是路过北上抗日，要藏兵立即退回去，不要与红军对抗，如要硬打，也打不过红军。但汪学鼎气焰嚣张，令藏兵继续开枪。几名红军战士牺牲了，红12团政委朱辉照也负伤。红12团忍无可忍，汤福林下令开火。机枪、步枪火力如狂风般扫向藏兵。汪学鼎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火力，吓得带着手下人马仓皇逃命。

红12团战士掩埋了战友的遗体，继续攀登雪山。山越爬越高，雪越来越深，空气越来越稀薄，身上越来越冷。来自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红军官兵第一次翻越这样的大雪山，经验不足，又缺乏物质准备，因而前进越来越困难了。由于空气稀薄、缺少氧气、呼吸困难，许多人倒下去后，还有的人坐下休息，结果再也没有爬起来。红军官兵以顽强的意志，坚强的毅力，团结奋战，相互搀扶，战胜了陡坡、冰雪、冰雹和严重的缺氧反应，终于战胜了雪山，于5月1~3日先后进抵中甸城及其近郊。

中甸城，是滇西北高原上的一座小镇，海拔三千多米。镇外有一座喇嘛寺，名为归化寺，是藏族著名的十三林之一，也是云南最大的喇嘛寺。红2、红6军团决定在中甸进行休整。当地藏族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都躲进了山林。归化寺也紧闭寺门，防范红军。贺龙颁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阐述了红军的性质和纪律，说明了到中甸的目的：“本军以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进入康川。军行所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幸望沿途番民群众以及喇嘛僧侣，其各安居乐道，毋得惊惶逃散。尤望各尽其力，与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绝不强制。如有不依军令，或故意阻碍大军通行者，本军亦当从严法办。”红军官兵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严格遵守藏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尊重藏民信仰，保护寺院，露宿在野外丛林，喝碗水、吃块粑粑都要高价付钱，积极为群众做好事，热情学习藏语，和藏民交朋友，使藏族人民群众认识到红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连声称赞“红军好，共产党好”，逐步取得藏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贺龙并亲自出面与归化寺喇嘛谈判，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取得了喇嘛们的信任，积极为红军筹措各种物资。

中甸归化寺喇嘛夏拿古瓦手持贺龙颁发的委任状

中甸休整期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根据朱德、张国焘关于“两军团沿金沙江走巴安（今巴塘）、白玉之线为好”的建议，考虑到北上沿途大多是比较贫穷、荒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部队筹集粮食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决定以红2、红6军团兵分两路北上：红2军团为左路纵队，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经德荣、巴塘、白玉向甘孜前进；红6军团为右路纵队，由萧克、王震率领，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向甘孜前进。

队伍出发前，部队聘请了几名藏民通司（翻译）为向导组先行。任弼时特别交代向导组的红军干部，要和通司打成一片，向他们学习藏语；每到一地，要通司先写一封鸡毛信，告诉前面的村子，一路传过去，以便使沿途藏民了解红军的政策。

5月5日，红2、红6军团两路纵队继续北上，踏上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征程。左路红2军团离开中甸城后，向西康得荣县进发。这一路人烟稀少，地形复杂，山高路险，环境恶劣，气候异常，十分艰苦。红军官兵经过休整后，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向北疾进，于7日进至金沙江上游的上桥头村（也叫桥头）一带地区。

这里是中甸、德钦和得荣三县的结合部，东竹林和孜那纳两座大山紧锁金沙江，地势十分险要。由此沿江北上，是通往得荣之路，但需翻越孜那纳山。由此过金沙江，经德钦可达得荣，道路较宽，有利于大部队行军。当地僧众、土司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将沿江各渡口船只、木筏藏匿或沉江，并纠集土司武装二百余人，在孜那纳山顶堆积滚木、巨石，企图伏击红军。先头红4师最初决定渡江北进，但没有找到渡船，只好改道翻越孜那纳山北上。前卫连通过村边小桥（解放后重新修建，取名为“红军桥”）后，迅速向孜那纳山攀登。刚到山腰，即遭到埋伏在山顶的土司武装伏击。前卫连执行民族政策，未予还击，让通司喊话，请藏兵让路。但藏兵继续射击，并放下滚木和�石。红4师参谋长汤福林、红12团参谋长高利国和几名战士光荣牺牲。前卫连怒不可遏，开枪还击，驱散藏兵。

5月10日，红2军团进至西康南部的得荣县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在红军到来之前，这里的群众就已逃入深山。而红军经过几天的行军，所带的粮食已经吃完，此时正陷于绝粮的境地。好不容易在附近一个喇嘛寺里找到一位年长的喇嘛，关向应亲自接见他，并耐心地向他解释：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从这里路过打日本侵略者的；红军有严格的纪律，保护寺院僧侣，并请他帮助红军筹集些粮食，红军会照价付钱的。关向应的耐心解释与和蔼态度，消除了这位喇嘛的顾虑，他回去后向喇嘛寺管事如实地进行了汇报。寺院管事当即召开会议，决定赠送红军青稞七千五百公斤。同时，寺庙还派出人员，到附近村庄联系当地头人，动员群众为红军筹粮。很快，红2军团在得荣县筹集到三万多公斤粮食，缓解了部队的粮食危机。为此，贺龙亲自到寺院向喇嘛们致谢，并送上银圆作为粮款。

与此同时，红6军团于8日启程，向西康定乡城进发，于5月12日占领定乡。至此，红2、红6军团全部走出云南省境，进入西康境内，继续向北前进。

5月22日，红6军团进抵稻城。在此之前，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红32军由雅江西进，占领理化（今理塘），做好了迎接红2、红6军团的充分准备。5月20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王树声，对迎接红2、红6军团做出部署：“会合二、六军为目前主要任务，必须确保阻止敌人的截断，相继消灭雅江李敌，并伸至稻城以及金沙江边去迎接二、六军。”

红6军团在稻城休整数日后，于30日继续向北进发。当天早晨出发时，王震在队前向大家宣布了红四方面军已派红32师到理化接应的好消息。即将会师的喜讯，给红军指战员以巨大的喜悦和鼓舞。

从中甸北上途中，红2军团翻越了三座雪山；红6军团也在瓮水、那坡翻越了两座雪山。为了保障部队胜利地通过雪山地区，红2、红6军团根据翻越哈巴雪山的经验，在艰苦的行军中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和细致的组织工作。如通过雪山前派人深入居民访问，取得通过雪山的知识；认真分析每个同志的身体状况，发动党团员和体力较强的同志帮助体弱有病的同志；强调各级干部亲自做好收容工作；运用一切牲口驮运伤病员；教育部队严守雪山行军纪律等。红军指战员虽然经过种种努力，克服千难万险，但因高山缺氧，饥寒交迫，仍然有许多干部、战士倒在了雪山上。

在藏区行军期间，红军沿途张贴布告，说明取道川康北上抗日的目的，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凡取用藏民的粮食，均按价留下银圆和信件，切实保护群众利益，并请藏民吃饭，开茶话会。由于红军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严守纪律，深得藏民的拥护，许多藏民向红军献哈达，送酥油、牛羊，出售粮食，自动给部队带路，并用牦牛驮送红军掉队人员。红2、红6军团得以顺利北上。

为了迎接红2、红6军团的到来，红四方面军总部专门对部队进行了动员和部署，要求各部队大力开展迎接红2、红6军团准备工作。徐向前强调：“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了，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积极展开了迎接红2、红6军团的政治动员和赶制慰问品等活动，如捻毛线，织毛衣、毛裤，缝制皮衣等。在地方群众中，也普遍地进行了欢迎红2、红6军团的宣传教育。

红2、红6军团为了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也对部队进行了团结友爱、遵守纪律的教育，要求会师后主动搞好团结，不利于红军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红军团结的事不做，并号召指战员努力向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学习，为两军会师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6月3日，红6军团先头部队红16师进抵理化以南的甲洼，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红32军胜利会师。第二天，红6军团全部到达甲洼。当两支部队汇聚到一起时，部队沸腾起来，干部、战士们再也顾不得队形是否整齐，人家簇拥在一起，热烈握手，互相拥抱。有的战士高举着枪支，挥舞着红旗，跳着、唱着、喊着，每个人都热泪盈眶，尽情地享受会师的欢乐。

6月7日，红6军团和红32军到达理化，休整几天后，于13日继续北进，17日进抵新龙，受到了红四方面军红4军的列队欢迎，两军举行了联欢大会。红4军还从甘孜运来六驮食盐，送给红6军团。然后，红6军团单独北上，于22日到达甘孜的蒲玉隆，受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接见。24日，在普玉隆召开了两军会师大会，朱德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热烈欢迎红6军团的到来。

不久，红2军团一路征战，于6月30日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30军胜利会师。朱德、刘伯承亲自前往迎接，见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后非常激动。朱德紧紧握着任弼时的手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腰杆也硬啦!”任弼时回答：“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贺龙激动地说：“总司令，我们2、6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着和中央会合！”

时任红30军第88师政治委员的郑维山，后来这样回忆起当时两军会师时的情景：“盼呀，望呀，终于迎来了老大哥部队。……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在艰苦的长征中相逢，谁能抑制住内心的激情，那股亲热劲儿，比懋功会师更为动人。记得那天，风和日丽，草原上充满了欢乐的节日气氛。指战员们远远望见红二军团的队伍，像条巨龙朝着绒坝岔飞腾而来时，便飞也似的奔向前去，抢过战友们的行装背在自己的身上，再紧紧地握着手，打量着，问候着，叙长道短，显得格外亲切。许多藏族同胞也簇拥路旁，捧着酥油糌粑夹道欢迎，口里还不住赞叹：‘耶莫!耶莫!’（顶呱呱的意思）。到了宿营地，炊事班同志立即打来热气腾腾的开水，让战友洗脚解乏，有的看到二军团战友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不等我们统一安排，就先拿出亲手打好的毛衣、毛袜，让战友们赶快换上……往日寂静的绒坝岔，顿时沸腾了，处处洋溢着欢笑声，回响着嘹亮的歌声。”

7月1日，红2、红6军团齐集甘孜。甘孜城内外，到处洋溢着会师的歌声、笑声。红四方面军官兵唱起了会师歌：“看，战胜了一切！听，震动了全国！英勇弟兄们，伟大的会合。欢迎二、六军团，高举红旗向前进。一定要胜利，杀敌齐努力。团结抗日反蒋的力量，推动中华民族的解放。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大踏步向前进，赤化全西北!要艰苦的奋斗，要钢铁的团结，赤化全西北，创造根据地。为全国的胜利，为民族的解放，团结和一致，奋勇和坚决。横扫湘鄂川黔滇的2、6军团，纵横无敌的弟兄们，抗日反蒋主力是我们，齐团结，齐奋进，胜利归我们!”

经历了与红一方面军分离的痛苦后，红四方面军官兵更感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珍贵。他们以最大的热情迎接自己的战友，筹集了粮食、牛羊，腾出了干净的房子，准备好柴火，烧好了开水，为红2、红6军团准备好驻地，使红2、红6军团官兵深受感动。贺龙赞叹地说：“四方面军的同志多好啊!”

7月2日，红2、红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举行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朱德总司令登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荒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在介绍了甘孜地区的情况后，他高声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去年带着一方面军胜利地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朱德讲话后，贺龙发表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朱德的讲话，号召红2、红6军团要搞好同红四方面军的团结，克服一切困难，同四方面军共同完成到达陕北，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的光荣任务。任弼时在讲话中，旗帜鲜明地说：“目前形势很好，中央已经到了陕北，根据地有了发展，中央红军东渡黄河也取得了胜利。现在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问题，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

三人讲话后，主持会议者调整队列，两军队伍插花排列。随着一声口令，红四方面军官兵拿出了精心准备的礼物赠送红2、红6军团。红2、红6军团官兵被这浓浓的战友情谊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位战上回忆说：“在稻城，我们还为衣服发愁，现在从吃的、住的到穿的都有了。大家感动得把毛衣左看、右看，穿了脱下，脱下又穿上。有人提议：把毛衣好好保存起来，带到陕北去送给一方面军的同志。议论了很久，最后还是小心翼翼地包起来了。我分到一双毛袜子。从那密密的毛线里，我好像看到它渗透着四方面军同志们的汗水和深情。他们到这里不久，装备并不比我们好，除了每人一个竹斗笠之外并不比我们多什么，像我们一样迫切需要御寒的东西。可是，他们先人后己，起早贪黑地织出这样漂亮的毛织品送给我们。想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

中共中央、陕甘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获悉两军会师的消息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等六十八位党、政、军领导人联名并以陕甘苏区党政军全体人员的名义给红四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全体人员发出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国之危亡，解放中华民族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7月5日，中革军委颁布命令：决定以红2军团、红6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任弼时为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萧克为方面军副总指挥，关向应为方面军副政治委员。贺龙、任弼时兼任红2军军长、政治委员，陈伯钧为红6军军长，王震为政治委员。

红2、红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积极准备北上。但是张国焘虽然取消了“第二中央”，却仍然没有消除个人的政治野心，采取各种手段对红2、红6军团领导人进行欺骗、拉拢，继续进行阴谋活动。

朱德、刘伯承等人也在积极做红2、红6军团领导人的工作，向他们介绍张国焘搞分裂活动的真相。朱德在会见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陕北，在毛泽东同志那里。”刘伯承则在同贺龙、任弼时作了深谈后，叮嘱说：“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

红2、红6军团领导人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坚决拥护党中央，坚决反对分裂，同朱德、刘伯承一起，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早在甲洼会师时，张国焘的工作组就给任弼时送去一批包括《干部必读》等文件在内的学习材料，内有大量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的内容，指名道姓地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红6军团政治委员王震发现后，立即下令扣留文件，全部烧掉，并向任弼时作了汇报。甘孜会师后，张国焘等人更是指示向红2、红6军团送材料，并指示下属人员利用一切机会对红2、红6军团部队进行“宣传”。任弼时、贺龙非常警惕，立即下令：所接待的四方面军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进行反对中央的宣传。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贺龙说：“干部必读不准发，看了要处罚人，放在政治部。”

张国焘见“宣传”无效，便开始拉拢。他逐一与红2、红6军团师以上领导干部谈话。王震后来回忆说：“在甘孜休息时，张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他那个军阀主义呀，不像话。”贺龙早在南昌起义时就曾与张国焘共事，对张国焘的为人极为不满，说：“嘿，我以前在旧军队见得多了，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他也就是这么一套。”他当面质问张国焘：“我过去当过军阀，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你是个老党员，现在都要反对党中央，走军阀的老路，你走得通吗?”张国焘张口结舌，满肚邪火，却慑于贺龙的资历与威望无法发泄。

贺龙是个从不打被动仗的人。对张国焘的阴谋活动既坚决反击，又留有余地，并利用张国焘想拉拢红2、红6军团的企图，找到张国焘，说：“2、6军团在转战中损失很大，需要补充，你这个总政委，能不能从四方面军抽两个师给我们?你们人那么多呢!”张国焘无法驳回这种堂而皇之的要求，对此未置可否。贺龙便经常就此事纠缠他，终于把原为红一方面军第9军团的红32军要了过来。朱德后来评价说：“贺老总对付张同焘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尽管人数不多。张国焘对任弼时、贺龙都有些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一到甘孜，他就以向中央汇报情况的名义从张国焘处要来电报密码本，同在陕北的中共中央直接沟通了联系，接受中央的指示。中央发来的第一份电报，是决定红2、红6军团使用红二方面军的番号，从而避免了张国焘想吞并红2、红6军团的企图。随后，中央又发来了一份指定任弼时亲译的长篇电报，大意是：对张国焘的错误要坚决进行斗争，并劝说其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要团结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并阐明北上的有利条件。任弼时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想以多数压少数，迫使红2、红6军团就范，先是提议召开党的联席会议，任弼时当即表示反对，问张国焘：两个方面军开这样的会，由谁主持?报告谁来做?有了争论，结论怎么做?张国焘又提出召开两个方面军的干部联席会议，企图通过“决议”来拥护他。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坚决地说：开会可以，但不能以多数压少数。结果会议又没开成。

张国焘找红2、红6军团干部谈话，任弼时针锋相对，也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广泛谈话，宣传团结统一的重要意义，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提高了认识，明辨了是非。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时，由于你（指任弼时）的到来，才将叛徒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党内所造成的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加以逐步地澄清。你每次亲切地和我们在一起作长夜谈，都使我们衷心愉快地领会你的精神。你那种和蔼诚挚的态度教育了我，并教育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张国焘对此极为不满，亲自出面干涉。任弼时毫不客气地回答：“你是政治局委员，我也是政治局委员。你能找2、6军团干部谈话，我也有权找所有的干部谈话，你不能干涉!”

7月2日，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甘孜召开会议，讨论北上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问题。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朱德、刘伯承等出席。任弼时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当面质问张国焘三个问题：

一是批评张国焘盗用中央名义把红2、红6军团调到甘孜。任弼时说：你借用中央名义调我们是不对的。你把我们调来干什么?你要吞并我们!张国焘辩解说：因为你们处境困难，后面敌人跟着，和我们靠近一点，就能保持力量。但理由苍白无力，难以自圆其说；

二是批评张国焘的南下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任弼时说：这样做分散了红军主力，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把我们逼到草地里，粮没粮，草没草，吃没吃，穿没穿，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一方面军已经北上了，你北上又南下，南下又北上，在草地里拉来拉去，我们不少同志牺牲在草地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恶果。你打算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是妄想，在川北都没站住脚，能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敌人教训了你，吃了败仗，损失很大，这些力量用到陕北去，用到抗日前线去，那将起多大作用?!对此，张国焘无言以对；

三是批评张国焘自立中央。任弼时严厉指出：自立中央是严重的反党行为，是自绝于中国革命，是党纪绝不容许的。张国焘力图辩解，讲了一些污蔑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话。任弼时严肃地说：“我们二方面军的同志，很多是从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是很熟悉的，有感情的。即使不是井冈山来的，对党中央和毛主席也有最高信仰。你如果要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那么他们就要翻脸，他们是不认识你的!现在你们已经宣布撤销第二中央，我们欢迎。”

任弼时最后说：“目前陕甘根据地形势很好，中央已在陕北站稳了脚跟，根据地有了发展，东渡黄河取得了大胜利，西征战役正顺利进行。就全国形势而言，日本已占领了东三省，又虎视华北乃至整个中国，使民族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中央已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团结、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问题。中国革命又处于高潮时期。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北上，与中央会合，这个会开了，就应立即北上，到青海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任弼时的发言义正词严，尖锐深刻，对所有参加会议的干部，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一次震撼。他们对张国焘的颐指气使虽然反感，但慑于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政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对于他的指示总是习惯于执行，在党和军队的会议上很难进行反驳。现在任弼时公开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并且句句击中要害，令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真正感受到了党内正常生活的氛围，更加理解了中央方针路线的正确。参加会议的川陕省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说：“我所参加的会议，只有这一次真正像个高级干部会议。”

任弼时发言后，贺龙说：同意任弼时同志的意见，北上。我们二、四方面军应团结起来，继续北上，与中央会合。三大主力会合以后，北方情况会有很大变化，可能中国革命的中心点要移到北方，在陕北根据地落脚，再向全国展开。南下是不对的，任弼时同志已讲过了，你们这样做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给革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应团结起来，继续北上。

朱德随后发言，他说：我们原来就决定北上，张国焘同志一直坚持南下，我们也没有办法，现在南下走不通了，天全吃了败仗，敌人跟得紧，原来计划不可能实现了，只有一条路，北上，与中央会合。

刘伯承、关向应等人也发言，完全同意任弼时、朱德、贺龙的主张，坚决主张立即北上。

主持会议的张国焘尽管依旧不愿意北上陕北与中央会合，企图向夏、洮方向行动，但由于党中央不断敦促，任弼时、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态度鲜明，与会干部也都同意维护党中央的领导与红军的团结，支持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方针，不得不同意红四方面军与红2、红6军团立即共同北上，与中央会合。

甘孜会议，是红四方面军与红2、红6军团会师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红军三大主力最后会师起了重大作用。朱德会后兴奋地说：“现在大家统一起来了，两个方面军一道北上，这是会议的一大收获，认识统一了，力量集中了，力量也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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