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领域有哪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理论？

反对 @Yixuan Li 的回答中的一些内容。都是网络上直接搬运过来的一些被刻意篡改东西。特别是那个蓝色测试图。这个实验是存在的，但是内容不是那样的。

很多人都以为(甚至是语言学界一部分人)色彩语的研究始于1969年Berlin和Kay的《基本色彩词语》（Basic Color Terms）。但是有史可考的最早发现色彩词语问题的是19世纪的英国首相格莱斯顿，他在19世纪中期写过三大卷本的《荷马与荷马时代的研究》，在最后一册的末尾部分的很不起眼的一个章节写的就是“荷马的感官认知和色彩使用”。格莱斯顿在仔细研究了荷马史诗后发现了几个很让人惊讶的问题。比如，荷马史诗里会把海洋的颜色描绘成酒一样的颜色，但是牛也说像酒一样；但是有时候却又用紫罗兰这种花来描绘海洋；把蜂蜜用代表绿色的事物来描绘。格莱斯顿进一步总结了以下几个现象。

1，有些我们现代人认为有明显差异的多种颜色，荷马史诗里用的是相同的字眼来描述。

2，使用不同的色彩比喻来描述同一个事物，这些色彩比喻又互相矛盾。

3，使用颜色的地方非常少，我们认为会看到颜色描述的时候却完全看不到颜色词语。

4，黑白这两个最基本的颜色词语使用的频率远远高于任何其他的颜色。

5，荷马的色彩词汇相当贫乏。

这些发现都是那些“文学艺术创作自由”这种观点根本说不过去的证据。格莱斯顿最后的结论就是荷马那个时代的人色觉上不发达，辨别不出一些颜色，到了后来才演化出对不同颜色的感知能力。这个结论当然不是正确的，格莱斯顿自己都曾经不敢把这个结论写进书里，但是这在色彩语这个问题最初被发现的时代，从逻辑上来讲，我们似乎只能得出这个结论。而且在那个年代，色盲这种病症才刚刚发现。

紧接着，1829年出生于法兰克福的学者盖格对此进行了研究。他在语言方面天赋异禀，但是只有短暂的42年的生命。格莱斯顿的研究刺激了他的好奇心，他以他那惊人的语言天赋开始从各种古籍中追寻色彩语的源头。他发现的情况跟格莱斯顿发现的几乎一模一样，无论是古印度的吠陀诗文，还是旧约圣经，亦或是古兰经、冰岛的英雄史诗，都有着与荷马史诗相同的现象。他还进一步指出，现代欧洲语言的蓝色可以追溯到两种源头，在少数语言里表示蓝色的词来自于原本意思是绿色的词，在大多数语言里，表示蓝色的词源自于表示黑色意思的词。合并黑色与蓝色的情况在更古老的语言里可以找到。也就是说，古代人一般对天空并没有独立的颜色词语来描述，蓝色要么就是归于黑色要么就是归于绿色。天空很少用颜色描述，就算有也是用黑色表示。而且，表达绿色的词虽然比表达蓝色的词要出现得早，但是只要再往前追溯，它照样消失。在这个更早的时期，似乎绿色跟黄色都是没有区分开的，而盖格进一步推测，他认为再古老一些的话，黄色可能也没有专门的词语来表达，而是都用红色来表达。他的终极猜测是，最最早的时期，红色与黑色都是没有区分的，是笼统地合并为“有色”概念。虽然这个猜测还不及格莱斯顿所指出的白色与黑色的对立最早于光明与黑暗的意义有关，但是这种语言上的似乎有一定规律的颜色词语演化却是格莱斯顿没有做出来的研究成果。

盖格英年早逝，接过此项研究的是一个眼科医生，叫马格努斯。他宣称发现了人类视网膜如何在过去数千年间发展出对颜色的感知能力。1875年，瑞典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火车相撞事故，当时关于事故发生的原因，有一个研究视觉的学者荷姆格仁提出了另一个解释，也就是当时驾驶员或工作人员有人是色盲，把红色信号灯看成了白色而导致的。这就是色盲首次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中。马格努斯受此启发，宣称古代人的视觉不发达，在白天看到的色彩也都是灰蒙蒙的或者黄昏时刻的感觉。他认为是视网膜后来不断接受光线刺激而慢慢改善了色觉分辨能力，并且他以为这些后天的刺激变化会遗传给下一代。我们现在知道，后天的东西无法遗传给下一代，但当时很多学者都深信不疑。这恐怕是受了拉马克学说的影响，貌似直到现在，还有些地摊货色的书里提到长颈鹿都是说长颈鹿祖先不断地把脖子伸向更高的树枝然后一代代遗传下来的，这是典型的拉马克学说，达尔文表示不背这个锅。1882年，一个叫魏斯曼的德国生物学者进行了一个现代人看着会想笑的实验，那就是不停地砍老鼠尾巴，然后观察它们后代是不是也会没有尾巴。他非常严谨，不只是切了一代老鼠的尾巴，他切了十八代老鼠的尾巴，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后天被切了尾巴的老鼠所生出来的后代会没有尾巴。我们现在知道，生物的演化是非常漫长的，当时就有人觉得很可疑，不太相信眼睛如此复杂的生理结构只在几千年中就有这么大变化。

此时，关于色彩词语的问题，已经有一部分文化论者出现了，他们认为古人可以分辨出各种颜色，只是没有创造相应的词语而已。但是这在当时也是很多人难以相信的，毕竟颜色这么基本的感官，并且有这么明显的不同颜色，怎么会有人看得出红橙黄绿青蓝紫却觉得没有必要区分它们。

不久，就有人发现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可能可以解开这个谜题。然后很多人开始实地考察，从收集到的实验结果来看，很多土著的语言里也和古代文献中的色彩表达差不多，但是很明显，他们都分辨得出不同颜色。只是他们觉得有些颜色只是同一颜色的不同色调，没有必要专门创造另一个词来区分罢了。这方面的极端例子是近年来一位叫丹尼尔艾佛特的学者记录的皮拉罕语，日语叫「ピダハン語」（ピラハ語、ピラハー語、ピラハン語、葡: Língua pirarrã、英: Pirahã language），这个语言据说只有表达明与暗的色彩词，但由于只有丹尼尔一个人深入该部落记录语言，而他所述的皮拉罕语的一些特征对于一般的语言学理论具有颠覆性内容，因此尚未被学术界所承认(据说有些内容是夸大的)。不过，除了皮拉罕语，也有其他语言只存在黑白两色的色彩词的语言记录，比如西非的利比里亚境内的Bassa和Sang这两个语言。

19世纪末，一位叫瑞福斯的精神科医生，同时也研究实验心理学和人类学，当时他受邀参加了剑桥大学人类学考察团，考察团的目的地是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岛屿，瑞福斯此时开始对人类习性感兴趣，开始研究人类学，他被后人称为人类学的伽利略。他这次想亲眼看看原住民的色觉与他们的色彩词汇有什么关联，以及之间的相关性。他考察的这个部落的人足够原始，未与现代文明有过什么接触。这个部落的人的语言与二十年前的其他人的诸多记录吻合，颜色的描述非常模糊且不确定，最确定的是黑、白、红。其中表达黑色的词语或许来源于乌贼汁，表达红色的词语来源于血液。瑞福斯对他们的颜色分辨能力的测试非常严格，检查了两百多个原住民之后，结果是没有发现任何人有色盲。他们不但能分辨出所有不同颜色，也能分辨出不同颜色的不同色调。因此，其实这时候已经可以给出一个结论就是色彩词汇的多少只是文化造就的，色彩词语少与色盲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瑞福斯仍然被一个事情彻底弄昏了头脑，那就是原住民用黑色来描述天空和大海。于是就在证据如此确凿的情况下，瑞福斯虽然推翻了色盲的论调，但是他仍然觉得这些原住民与欧洲人比起来，对蓝色或者绿色的感知要相对差一些。瑞福斯最终无法接受蓝色这个概念只是一个文化习惯。这当然不怪他，即便是现在我们很多人也很难理解我们觉得黑色和蓝色完全不一样只是因为我们现代的文化背景造成的。

马格努斯觉得红色之所以最容易察觉到时因为红色的能量最高，最容易刺激视网膜神经。但是现代物理学的进展告诉我们，红光波长较长，反而是能量最低的，紫色才是能量高的。

但是，文化论者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因为盖格所发现的色彩词语的演化顺序是一个仍然残留的问题，虽然很多时候一些人把它归为巧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1969年的那个色彩语研究只不过是再现了沉寂多时的盖格的发现而已。在此之前，20世纪50年代，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色彩词语的研究到头了，光谱没有所谓的自然切割方式，人类色彩词汇没有任何心理、生理的原因，每一种不同的文化都可以以任意的方式随意切割和划分连续的光谱。

1969年之后，这个问题的研究开始火了起来，加上研究方法和科技设备以及世界经济的进步，相比19世纪来说，研究起来要方便很多。柏林他们使用了一套色片来测试了二十多种语言的使用者，发现黑白红三色的顺序与盖格猜想的一样，但是黄色与绿色却有先有后，但是蓝色一定在这之后。接着他们的看法是，蓝色之后一定是棕色被命名，再后面则一定是粉红、紫色、橘色、灰色中的一种被命名。于是，色盲论调虽然无法死灰复燃，但是文化论者又遭遇了一次重大反击，这次反击表明，主要的颜色概念貌似不是随意的而是大自然赋予的。自然论者的看法是，虽然光谱是连续的，在各种色调的差异中，一定有一个普世的焦点区域，它是每种颜色的代表性色调。并且认为有十一种颜色焦点正好与英语的十一个颜色词语对应。

然而，后来随着更深入的研究，搜集的语言样本数量增多后，1969年的研究结论陆续受到挑战。首先，蓝色之后命名的不一定是棕色，十一个焦点对应英语十一个颜色的说法也必须要放弃。并且，新的资料表明，棕色、紫色、粉红色、橘色、灰色这五个颜色不再是普世的焦点颜色。哪怕是剩下的那六种焦点颜色，也证实了结论并不像柏林他们说的那么集中，因为有些语言使用者选出来的颜色与柏林他们宣称的普世焦点颜色有很大差异，还有些语言甚至把数个焦点颜色合并为一个概念，而这是柏林他们当初认为是不可能的情况。就这样，唯有红色出现在黑白之后这个规律没有发现例外。但是，红色之所以有特殊地位，有一部分原因估计也是文化，毕竟在原始社会文化里，红色有重要意义很可能是因为它是血液的颜色。而且，人工染料里面也是红色染料最容易制造，最为普及。

当然，大多数语言区分颜色的方式仍然可高度预测，也即它们绝大多数都符合盖格提出的顺序，所以即使很多方面都找到了例外，但是完全任意分割颜色的说法也并不成立。目前来说，比较靠谱的看法是，文化在划分颜色上有着高度的自由，但不是绝对的自由，自然仍然规定了某些最低的底线。而且格莱斯顿所认为的黑白二色最早是跟明暗有关的看法在一些语言里是能找到实例的，比如日语。从历史上来看，最早的日语或许是只存在三种色彩词的，也即黑白红三色，这三色是比较明确的颜色，据说来源于「明、暗、顕」的语义。而「青」来源于「漠」，表达的则是很多种说不清楚的颜色。这一点说明，在很早以前，对于蓝绿等颜色，日本人并没有明确的区分，「あお」一词的来源，说法很多，有人觉得和「あおく」「あわい」「あさい」等词有同源关系，这都并没证实。蓝绿不分这一点不仅仅是日本，色彩语研究领域内称作green+blue=grue，这种现象在13世纪之前的中世纪英语也有存在，这一点和日本平安时代之前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日语的「青」最早指的是多种说不清楚的颜色这一点应该是明确的，除了蓝与绿的不区分之外，「青」还可以表达灰色，比如“灰鹭”就是称为「アオサギ」，还有比如黑色花岗岩是叫「御影石」，灰色的花岗岩就叫「青御影」。「白」与「顕」的关系从「しるし」「著しい」「しるす」「しらける」等一些词上也能看出端倪。但是在词源的关联性上最明显的还是红与黑这两色，分别可以找到多个与明暗相关的词语。

右边最下面的「呉」念作「くれ」，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日本对南朝所统治地区江南一带的称呼，从方位上来看，是“日落之地”，也即和「暮れる」很可能有同源关系。金谷武洋甚至指出，就连授受动词「あげる」和「くれる」也与色彩词也即明暗有关，不过他这个主张尚未被证实，假如授受动词真的和明暗有关，那很可能是“明暗”先与“天地”产生关联，而“天地”进一步与敬语体系产生关联，从而与授受动词关联。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自己研究研究。

最后，关于我最前面提到的那个测试图，那应该是2006年美国学者发表的一个论文里的。它并不是测试原住民能不能辨别蓝色(根据我前面所讲的都应该知道只要不是特殊的色盲，古今所有人都能辨别得出蓝色)，测试的是不同颜色或不同色调的方块在左右视野中的辨别反应时间。因为很早我们就知道了大脑的左半负责语言的处理，这个测试就是想看看语言对视觉的干涉程度。总体来说，语言受文化很大的支配，而文化和语言虽然会对人的认知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并不是沃尔夫说的那样，比如霍皮语的例子。沃尔夫对霍皮语有所研究，然后提出霍皮语为母语的人，他们没有任何时间概念，他们没办法指出过去、现在、未来。这种“研究结果”很快让沃尔夫声名远播，后来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领域，吃瓜群众每一次的转述都会更加夸张，最后吹上了天。然后，到了1983年，有一位叫马洛的语言学者，他长期在霍皮族那生活并进行了很多的实地考察，他写了一本《霍皮时间》的书，里面详尽地记录了霍皮语里的多种表示时间的方式，以及没有时间的动词的时态系统。所以，沃尔夫最开始对霍皮语的研究根本就不靠谱。而霍皮人感知不到时间的说法就更加荒谬了。

人处于某种文化背景中，意味着他必须从小受到某种训练，以适应这种文化习惯，所谓的影响其实就是后天的训练导致的。这里面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例子还不是色彩语，而是某些原始部落语言里的地理方向系统。我们现代人很多用的都是前后左右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向系统，当然有时候也会用东南西北的地理方向系统。但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原住民语言里，似乎完全没有前后左右这些词语，他们全部都是用地理方向系统，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左手永远是左手，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你转一个身，同一只手就从南手变到北手了。我们或许可以用星星太阳月亮来辨别地理方向，但是一旦没有了这些天空的标识物，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地理方向，但是那些原住民却可以做到。这充分表明了从小的文化训练或文化熏陶很重要，这也间接表明了人类幼儿期不仅是对语言的抽象表达学习很厉害，对一些不同系统的方位感的学习也很厉害。当然，成人之后再去学习刚才讲的澳大利亚原始部落学习地理方向系统也不是学不会，但是就像学习外语一样，会比较吃力。

主要参考文献

Guy Deutscher《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

Lindsay J.Whaley『言語類型論入門——言語の普遍性と多様性』大堀壽夫　古賀裕章　山泉実译

金谷武洋『日本語に主語はいらない』

金谷武洋『英語にも主語はなかっ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