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威权主义具有如下特征:
1、新威权主义以经济繁荣而非武力或意识形态获得本国民众的支持和他国的尊重;
2、新威权主义提倡强有力的政府,以保证在
全球化进程
中自身的发言权;并保证政府在本国社会事务和经济中的主导权;
3、新威权主义认为主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提倡对较稳定的专制国家进行直接干涉;
4、新威权主义的国家以政治核心集团替代个人专制和直接选举;
5、新威权主义以民族主义和文化传统提供
软力量
,这体现了全球化浪潮之下的民族国家的应激反应和全球化的新动向;
6、新威权主义提倡渐进式的
人权
与民主化进程,新威权主义认为过激、过快的人权与民主化进程会带来社会混乱,而混乱最终会带来对人权和民主的反动。
新威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新威权主义和
新自由主义
相对的,新威权主义是以稳定和民族主义为前提的,但这两者都很脆弱,稳定很容易带来对内部民众权利的损害,而民族主义则容易带来对外部民众的损害,而且稳定和民族主义又很容易伤害新威权主义的另一个核心价值——发展,因此新威权主义的未来注定不是坦途。
新威权主义
精英治国
政党之间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
俗话说,得人才者得天下!现在新加坡的执政党
人民行动党
十分重视这一点。
人民行动党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是新加坡最大的政党,一向主张精英治国。2008年8月22日,《
联合早报
》刊登了对
李显龙
总理的专访,其中有一段话可以代表这种思想。他说: 政府的工作效率必须跟私人企业同样高;政府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办事能力也必须跟私人企业的专业人员一样强。如果私人律师比法官聪明的话,法治就发生问题了。如果企业家比我们经济管理人员来得聪明,创造经济发展的环境会发生问题。如果反对党比政府来得厉害的话,应该交换位置,否则不能维持这个制度。
人民行动党
的党员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党员,17岁以上的新加坡公民,没有犯罪记录和不良背景,都可申请加入人民行动党。这类党员每年交少量的党费,参与党组织的活动,对他们没有很高的要求。另一类党员是干部党员,这类党员要求有较高的文化和专业水准,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有较高的
政治参与
能力,即是所谓的社会精英。只有是干部党员,才能被党组织推荐为议员候选人,或被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人民行动党中干部党员的数量很少,只占党员总数的1%左右,但他们是党组织的核心。
2008年被
李显龙
总理任命为律政部长的尚穆根,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律师之一。据说为了让其入党,
人民行动党
对他跟踪了10多年。
李光耀
说过,在新加坡你如果发现哪位精英人士不是人民行动党的党员,那多半是因为其本人不愿入党,人民行动党一定早已经找他茶叙过了。
新威权主义
唯才是用制度
只要是社会上的精英人士,
人民行动党
都会千方百计吸收其入党,哪怕是持不同政见者。如果人民行动党看中某位精英人士,一般会先派人约其茶叙,通过喝茶聊天对其进行观察,待时机成熟时吸收其入党。
李光耀
说: 人民行动党长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不断地自我更新,把年轻有为、品格良好和有干劲的青年男女引进到党内。只要他们是维护新加坡利益者,不计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
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录用。新加坡的一些官员,他们在进入政治之前,都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执政党很开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设性批评的人。只要批评得有理,执政党就会使用他们。执政党最不喜欢光会讲好话的庸人。你有能力,有业绩,有建设性意见,党都可以把你吸纳进来。如何保持政权的开放性,代表
社会利益
,这是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执政党本身就会演变成既得利益。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不是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在上世纪70年代,
人民行动党
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
吴作栋
和副总理的
陈庆炎
。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现在的总理
李显龙
和副总理
黄根成
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哪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党龄”一说。今天不是党员,明天党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为党员。这就解决了很多列宁主义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在列宁主义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
既得利益集团
。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
新威权主义
决心
1959年6月举行的就职仪式上,
李光耀
率领的内阁成员全部身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他们用白色象征纯洁和廉洁,表明要廉洁从政的决心。从此,只要出席重要的公众场合,官员们都会身穿白衬衫和白长裤,这成为新加坡政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1986年11月,李光耀的老朋友、国家发展部部长
郑章远
被
贪污调查局
调查。李光耀密切关注案件的进展,当他听说郑章远想见他时,答复说要等调查结束后才可以。一星期后,郑章远服
安眠药
自杀。他给李光耀留了一封遗书,表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要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认识多年的密友或部长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任由他逍遥法外,那整个制度就会受到损害。
李光耀
说。对待贪污犯罪者,不论犯罪者的职位多高,曾经的贡献多大,和自己关系多好,李光耀都态度明确,行动果断,查处坚决。这既是李光耀铁腕肃贪的结果。
新威权主义
高薪养廉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新加坡很少再有政府高官涉嫌贪污犯罪。这既是
李光耀
铁腕肃贪的结果,也与新加坡建立的与私企挂钩的公务员薪酬制度有关。公务员的待遇提高了,可以凭薪水过上富裕的生活,而如果因贪污被查处,不仅身败名裂,数十万新元的公积金还会被没收,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傻得去贪污?通过多年努力,新加坡已经形成了公务员不想贪、不用贪、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倡廉机制。
一党占据主流(one party dominant)
新加坡并非
一党制
国家。除人民行动党外,新加坡还先后有过22个其他政党。但新加坡实际上实施的却是“
一党执政
体系”,新加坡虽然存在反对党和选举制度,但反对党在选举中获取执政权的概率为零这一事实,有学者称之为“半竞争性的
政党制度
”.行动党能够长期执政,确有利用行政权力控制和打压反对党的因素,不过,尽管反对党的存在是点缀性的,但行动党又不能不承认反对党存在的合法性及其价值。
在对党政关系的处理上,
新加坡模式
的基本特征是弱化党政、强化行政,政治生活行政化,实行党政一体。
李光耀
也毫不讳言:“
人民行动党
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学者陈庆珠则更明确地将新加坡称为“行政国家”
(administrative state)。
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
选拔
”和“
选举
”结合起来。人民行动党要保证,先要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应当指出的是,选拔不是指定,选拔就是党内民主、党内竞争。对新加坡的领袖人物,人民行动党的党内认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讲过,在
吴作栋
和
陈庆炎
之间,前者并不是他的首选。但党内支持吴作栋,最后是党内精英认同而不是个人认同起了作用。
新威权主义
集选区制度
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牢牢控制了选举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选举规则。整个新加坡选区被划为
集选区
和单选区,集选区面积和人口是单选区的几倍,各政党选出五到六人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某一政党只要获简单多数就可在国会中获得相对的多数;单选区每个政党只能派一人参加竞选。
当选举临近时,一旦反对党在某个选区可能获胜时,选举委员会就会改变选区的划分,或将某选区分成几个小选区,或将某选区的一部分并入别的选区,这造成反对党几乎无法取得选区选战中的胜利,甚至是连在一个选区获胜也是及其困难的事,因此反对党根本不可能撼动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选举的时候,
人民行动党
差一点被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挑下了马,据说两者只差关键的一票,这让
李光耀
惊出一身冷汗。后来政府就设法对选举办法进行了修改,推出
集选区
制度。本来一个选区选一名议员,现在把五六个选区绑在一起选,叫集选区,理由是要让少数族裔在议会里有自己的声音。因为如果按单一选区选举,每个选区选出来的可能都是华人。现在改为了集选区,每个党派推举出来的候选人中,都必须有至少一名少数族裔,这样才能确保少数族裔的参政。由于反对党的势力都很小,要他们一下子推出多名候选人参加集选区的选举十分困难,因此在集选区人民行动党往往是不战而胜。目前新加坡有14个集选区和9个单一选区。李光耀曾经说过: 要砥柱中流和赢得选举,政治议程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
在新加坡的选举中有一个怪现象,凡是人民行动党组织的政治集会,往往没多少人去,会场上比较冷清。但凡是反对党组织的政治集会,一般会有很多人参加,会场上很热闹。但在选举投票时,人们还是投
人民行动党
的票。这反映出人们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政治上有新的变化,但同时还是觉得人民行动党好,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有较深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