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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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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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或扩展（extension）领域，20世纪40年代后期诞生于美国，至70年代末期，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有着独特理论体系的独立学科。

其研究旨趣不仅指向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人、群体、组织、国家之间交往的特点和规律，不同文化之间的意义阐释和理解，人类文化的创造、变迁和分野的进程，还涉及到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差异、跨文化语用研究、文化冲突与解决途径、技术发展对文化的影响、文化的延续和变迁、传播的控制和管理、民族文化自立与发展等诸多方面。 ^[1]

这里的跨文化传播，指的是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与信息传播活动，也涉及到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迁移、扩散、变动的过程，及其对不同群体、文化、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影响。

主要关联到两个层次的传播：

第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在日常交往互动中的融合、矛盾、冲突与解决方式，等等。

第二，人类文化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指基于文化系统的差异，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往与互动的过程与影响，以及由跨越文化的传播过程所决定的文化融合、发展与变迁。

与之相应，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目标就涉及到：描述特定文化之间传播的性质，揭示文化的异同，基于对文化异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差异的途径；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创造和分野的进程。 ^[2]

中文名: 跨文化传播学
外文名: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分支: 18个
所属学科: 传播学

学科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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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传播协会（ICA）的分类，传播学研究主要有18个学术分支：信息系统、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教育/发展传播、健康传播、传播哲学、传播与技术、流行传播、公共关系、女性与传播、传播法律与政策、语言与社会互动、图像传播研究、新闻学研究、全球传播与社会变迁。

跨文化传播学涉及到有关文化与传播研究的方方面面。关于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特质，国际传播协会指出，这是一门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学科，关注不同文化、国家和族群之间传播系统的差异，并与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国家发展研究等密切相关。 ^[3]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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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家是跨文化传播学的开拓者。从20世纪初期开始，以英国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为先导，对人类不同文化的差异及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学术努力日益深入。

在“ 二战 ”进入后期阶段之后，美国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确保美军能在新近占领的岛屿上与土著居民沟通与合作？由于美军对这些土著居民的语言和文化一无所知，美国政府就邀请了一些优秀的文化人类学家，专门研究这些地区的文化。在这一时期，研究者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性产生了全新的理解，同时也积累了这样的认识：作为一门学科的跨文化传播学，应致力于考察那些对不同文化成员之间的人际传播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因素。

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书，就是美国政府在1944年委托研究的成果之一。当时，美国政府需要两个问题的答案：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

第二，如果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说：“严重的事态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获致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皇宫？从日本俘虏身上，我们可以期望得到什么？在对日本军队及日本本土进行宣传时，我们将宣传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那种抵抗到最后一个人的意志？这些问题在日本通中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对立。如果和平降临，为了维持秩序，日本人需要永远进行军事管制吗？我军是否要准备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与那些疯狂的抵抗到底分子进行战斗？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发生一次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谁将领导这次革命？或者，日本民族只有灭亡？”

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报告推断：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与德国的诸多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随后的发展确如本尼迪克特所料，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决策也与她的意见大抵一致。

“二战”之后，美国在世界许多地区建立了海外基地，与此同时，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性机构也在纷纷建立。美国政府急需了解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

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外交法令》（Foreign Service Act），决定在美国国务院下设驻外事务处（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为美国援外技术人员和外交官提供语言和人类学意义的文化培训。一些学者认为，此举意味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正式开始。

1958 年，美国南亚问题专家伯迪克（ Eugene Burdick ）等出版了《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直指50 年代美国驻东南亚的外交官和经援人员漠视当地文化的令人反感的形象。美国国务院向驻外人员明确提出，应以该书为镜子来对照各自的行为。

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是美国驻外事务处任职的专家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选拔和训练到国外工作的美国人。霍尔发现，美国人与他国人民相处时的许多困难是由于美国人“以我们自己的标准与他人交往”引起的，美国形象的不堪也与培训不足以及缺乏对其他文化了解的外交人员和出国人员有关。

在发表一系列有关跨文化训练的论文后，霍尔在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具体勾勒了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的若干原则：跨文化传播训练的参与和体验；从单一文化社会层面的研究转向跨文化人际交往的研究；重视非语言传播；强调文化无意识（ unconsciousness ）；坚持非评判性的族群相对主义（non-judgemental ethnorelativism）；关注传播与文化的关系，兼之《无声的语言》首次使用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词，许多研究认为，此书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传播学的诞生。

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起创立的“ 和平队 ”（Peace Corps），让美国各个学术领域对不同文化之间的有效传播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在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少数族群争取民权的斗争和不断深入的文化多样性争论，更使美国政府认识到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传播的重要性。以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为标志，美国政府开始正视少数族群文化的合法权利，同时，以文化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为主力，社会科学不同领域都加强了文化与传播的综合性研究。

在这一时期，跨文化传播研究逐步从人类学中分离出来，开始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旨是对造成文化差异的文化、语言、非语言要素进行探讨，尤其是聚焦于理解人际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以及增进有效传播的相关技巧。自1961年到1969年，霍尔的《无声的语言》一书的发行量高达50多万册，并被译为6 种语言畅销海外。

霍尔还出版了他的另一力作《隐蔽的空间》（The Hidden Dimension），分析了分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行为类型、学习特点、接受和反应方式，得到了世界各地学界乃至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1966年，史密斯（Alfred Smith）主编了论文集《传播与文化》（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反映了知识界将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结合起来研究跨文化传播现象的集体努力。

20世纪70年代，交通和通信技术迅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往来日渐密切，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对跨文化传播现象的关注和理论汇聚，跨文化传播学逐渐发展成为传播研究领域的一门独立学科。这一时期，全美传播协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与国际传播协会均成立了跨文化传播分会。

1972年，第一届跨文化传播国际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

1974年，《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年刊》（Th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创刊。

1977年，《跨文化关系国际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创刊。跨文化传播专业出版社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其中包括影响至今不衰的Intercultural Press、Sage Publications等。大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和教学著作陆续问世，最有影响的是拉里·萨默瓦等主编的《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1972 年首版后每隔3 年就重新修订，成为长期通行的专业教材。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高等院校广泛设立跨文化传播相关课程，1977 年，全美有450 所教育机构开设了这门课，部分院校开始授予跨文化传播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传播学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学科在学术研究和应用领域的重要性得到了西方学界的普遍认可。

1989年，阿森特（Molefi Asante）与古迪孔斯特主编的《国际与跨文化传播手册》（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就集中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鉴于跨文化传播学无可辩驳的实用性，其研究成果进一步被应用到外交、国际贸易和经济管理等机构，特别是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纷纷成立进行跨文化传播训练的专门机构。此外，由于跨文化传播学自身的发展，跨文化话语分析学、跨文化语用学、跨文化心理学等分支科学也应运而生，研究领域日益宽广，服务领域也在不断拓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各个文化之间的交融和冲突日益频繁，呈现着不同层次的摩擦、矛盾和冲突，跨文化传播愈加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关注的对象。正像萨默瓦指明的，“生产的流动性、不断增多的文化交流、全球化市场以及具有多元文化的组织和劳动力的出现——这些都要求我们掌握适应多元文化社会和全球村生活的技能”。学界更为深刻地认识到，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掌握可以帮助人们与不同文化进行比较，改善人们的自我认识，促使人们重新审度自己的文化。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议题也变得更为多样，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分析、文化多元与文化霸权已成为探讨的焦点之一，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等问题正在被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还借助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女性主义、知识话语权力理论等，对跨文化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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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跨文化传播学逐步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以外语教学和国际关系学者为主力，相关国外理论译作陆续引入中国，做出了有重大价值的实践探索和学科建设工作。在引介西方著述之外，中国学者有本土特点的著作也陆续出现，包括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1988年），胡文仲主编的《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1990年）、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1995年）、贾玉新主编的《跨文化交际学》（1997年）、孙英春的《跨文化传播学导论》（2008年）《跨文化传播学》（2015）等。

虽然中国知识界对跨文化传播学的学术边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但并没有妨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与话语在中国学术和社会实践中的渗透及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当前，中国对外、对内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日益广泛深入，中国社会文化迅速发展变迁的现实，更为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拓展提供了绝好的“问题场域”与实践途径。

通过与全球社会的现实和学术实践同步的努力，建立系统、科学的本土研究范式，回应中国和全球社会的文化变迁与转型，积累增进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理性认识，必会使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获得新的意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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