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新儒家
大众儒学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就是和谐文化。
新儒家
后儒学概念
与前儒学相对,它以1911年
末代皇帝溥仪
走出皇宫即封建社会解体为标志。作为为
封建制
度量身打造的正统思想与服务模式,前儒学又分为旧儒学和
新儒学
,旧儒学是指宋代以前以“孔孟之道”为主体的儒学,新儒学是指宋代以后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儒学。这种断代最初见于苍山牧云《后儒论》一文,后儒学致力于儒学在现代社会的运用与研究。
前儒学与后儒学国学之异同
一、时间断代上不同:
前儒学指1911年以前的儒学,后儒学指1911年以后的产生的儒学。它以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走出紫禁城,封建
宗法制度
胎衣脱落为标志。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中西方文明碰撞交融为后儒学萌芽提供了土壤。它包括以
张之洞
为代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 以
康有为
、梁启超等为代表“
托古改制
”的社会改良思想;以
何子渊
为代表“求真、尚善、包容”的教育思想;以及以
孙文
为代表倡导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理论基础。而后儒学正真的诞生从
梁漱溟
、
熊十力
等开宗明义扛起所谓“狭义上
新儒学
”大旗始,其实质概念由苍山牧云于21世纪初第一次提出来。
二、依附对象上不同:
前儒学依附的基础是
封建王朝
家天下
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后儒学的依附的对象是公民社会的自由人。
三、形成的社会基础及经济形态不同:
前儒学是在农耕文明为主题的封建社会(遵循家国同构理论,家是社会的细胞。)及自然经济下形成并产生的适用科学,而后儒学则是在城市文明为主题的法制社会(遵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是社会的细胞)及市场经济下形成并发展的运用科学。
四、服务对象上不同:
前儒学以封建王朝地主为服务对象;后儒学市民社会的普通大众为服务对象。
五、社会目的上不同:
前儒学目的致力于“学优致仕,入仕做官”的仕途人生,其人才培养是对封建王朝统治阶层的拱卫;后儒学的目的是注重自身修养、多元的实现及幸福感的获得,从而培养社会人群的精神力量(即民间力量的培养)。
六、借助学习工具不同:
前儒学主要以1911年以前的儒学典籍为主,后儒学则在上述原则下主要1911年以后的删编或撰写的国学典籍
新儒家
产生背景
21世纪初,中国改革开放即将进入三十个年头,在社会取得一定经济成就的同时改革动力也越来越小,体制局限性和贫富差距成为社会主要的矛盾。物质相对丰富和幸福感的下降,让人们普遍意思到信仰失却的恐慌。加之中国政治的主流话语从革命话语中解出来并脱逐步走向对“国家、民族”的普遍认同,传统文化的回归使“国学救国”的思潮开始出现,很多学者纷纷出谋献策,国家以制定了“以德治国”的政策性纲领,并随即推出“八荣八耻”予以实践。
前、后儒学从1911年断代隔开,“后儒学”概念就源于苍山牧云《后儒论》一文。诚如他在《后儒学》导论中所言:“近代社会全球经济一体,文化交融;世界商化,互通为资,臧否皆以金钱论。……人心为金钱扭曲,天下溺实利,世风日坠。争食与子,争力与父屡见不鲜。”。“国人身上从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还没有排清,又被注入“急利”的毒素,即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真可谓到了“溺欲沉沦”、“礼崩乐坏”的程度。
苍山牧云从他大量反映民族焦虑情绪的“漂”系列作品延伸到国学领域,发现 “政治、经济皆不能救天下心苦,唯文化可存亡绝续”的道理!他删编百科,熔炼子集,注经释典。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心会孔孟,神交朱程。邀追先哲,奉近代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硕儒为宗师。以道入儒,以儒游佛;以文致商,旁观政治。视
诗词歌赋
为小技,从徽学入手继而创立“后儒学”体系,把后儒学分为:“儒家经学、儒家理学,儒术、儒技四个部分加以研究,试图把儒学中的营养挤出来供后世人解渴、饮用,为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找回淡泊的力量。
苍山牧云自称“是一个儒学为‘志业’的人”。他用长达十年的时间研究“人为什么活着”,并终于在后儒学的建设中找到答案。当代学者陶道恕称他 “承梁(
梁漱溟
)熊(
熊十力
)之道统,开后儒之新风”。
新儒家
主要内容
“后儒学“把传统儒学(即前儒学)从政治制度层面和宗教化倾向下剥离出来,以“新内圣,外平等” 为儒学发展的主要取向,这里所谓的“内圣”之学,主要是继承传统儒学而又有创新的关于指导人生修养、提高精神生活、发扬
道德价值
、协调群己权界、整合天(自然)人关系等学说。
《
后儒学
》作者苍山牧云安徽蚌埠人,当代
儒
家,后儒学之奠基人。其思想纵横辽远,宏博深邃,究其根底,唯“美”无他。故其学,也称之为尚美之学。从构字上解释说,“美者,从羊而大。丰盈而嫩鲜,丰腴而未老,如女子成熟,男子壮年;物正丰茂,势盛有力”。
其美有三德,
一曰美者尊本
,即乐其所生,礼不忘本(这里的礼不是指孔子致力复立之周礼,而是他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出来的现实礼节。譬如他修订揖道、迎迓、延堂、升座、敬茶、问礼为尊师六礼;修订礼问、恩养、送终、守孝为行孝四礼等等。)。无论飞禽走兽、花草树木,春花秋月俱有其美。推及人类,皆有其本性可遵循,从而因性造物。譬如木头因为密度疏松就不能用来作钉子,如果当钉子用不但成不了钉子反而还会破坏其木质;鱼在水里可以畅游致性,如果把它捞置岸上就会缺氧而死。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每个人都有自己天生异于他人的禀赋,只有尊本淬性才可能最大限度的完成个体的自我实现。尊本之道即自然之道,其最高境界是“不贪生,不畏死”。这一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苍山牧云“以道致儒”思想形成基础之一端。
二曰美者克欲。
克制欲念,守道处平。六欲(食欲、
肉欲
、情欲、权力欲、金钱欲,名誉欲)让人心荡神迷,如果不能格物(析物之理)审性(检审自身认识到自己的属性),一味追逐就会心性失据不守,成功的基础就会动摇以致丧失,人生也就一事无成了。因此要求人能克制不切合自己自身实际的、难以达到的欲望(譬如瘸子长跑,胖子爬树等)。据资倡学(依据每一人的天资禀赋不同,倡导适合他学习的课业与方向。经过小学阶段的粗糙积累,人的天资禀赋初中时期就会显现出来,譬如偏科。由于禀赋差异,对一些学生来说,有些科目费尽心力就是学不好。),因材施教,让人各赴其趣;因性择业,让人各奉其能,各安其司就是理想社会之秩序。平等互敬即是主流社会应该遵循之规则。
三曰
君子
之美。
行
仁义
于天下者谓美。仁则中庸不偏,义则无亏
于德
。后儒学完美地继承并发扬了前儒学思想精髓,把中国儒学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把“美”淬炼出来用于儒学并上升到一种道德范畴(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完成质的飞跃是苍山牧云的独创,他还把修美之法分为:格物、审性、克欲、守道、处平、惠己、益公、启世人八目,认为只要敦道而行谁都能到达“至美”的境界。
中国道教协会
第六届会长,兼任
中国道教学院
闵智亭
院长称之“以道入儒,儒之新途”。著名诗人
流沙河
说他“堪
经学
之谬误,集理学之大成”。 当代学者
钟树
粱说他“学融天下,儒贯今古”。
刘晓波
说“为信仰崩塌的现实竖起一座丰碑”。著有《儒源系考》、《后儒论》及《后儒学》三卷等。
苍山牧云以增进国民的道德素质,促进民族养成新的心理心态为己任,其“后儒学”密切结合时代的问题和精神,关注生活的幸福指数,把儒家学说中的现代意义充分阐发出来,使现代儒学从古老的儒学中萌生出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极大增益于当今社会公民的归宿感,幸福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将广泛进入民众视野,成为市民社会每个公民的主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