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
控诉基督
存在文学出现于一二次大战之际,其内容绝对跟两次大战带给人的荒谬绝望有关。而恰如人类在两次大战后抛弃信仰,存在文学也泰半将信仰放逐。
譬如卡谬,他就对存在哲学中的一支“祈克果神学”相当不满,对祈克果尽管知道生命的荒谬,却鼓励信仰最后的一搏:以信心的跳跃来与神相遇,卡谬说这是“自贬”,是“自弃”,是“哲学上的自杀”。
贝克特
的
《等待戈多》
,就很明显地是部控诉信仰的存在文学。《等待戈多》是部戏剧,剧中两个主人翁一直在等戈多,在等待过程中一直是又无聊、又烦闷、又焦急。剧情一开始就是一句对话:“什么事都作不成!”
“一辈子我都在避免那个念头,告诉自己,别迷糊,你还没把样样事都试过呢!于是我继续奋斗。”
然后在对白中出现“所盼望的未得,令人心忧。”这句话出自箴言13章12节,但删掉下句:“所愿意的来到,却是生命树。”
这就构成整出剧的控诉主题:“戈多不来。”
在这一切中有什么真理呢?除了以上的中心主题外,还有非常多控诉宗教的对白,例如:“念过圣经吗?记得
福音书
吗?”“我记得圣地地图,都是彩色的,很漂亮,
死海
是淡蓝色的,一看就觉得口渴起来。”“
耶稣
定十字架时,救了一个强盗。为何只救这个,不救那个免于死亡?为何四个作者中只有一个提到有一强盗被救,我们要信谁的记录?”
“我们到底向他求过什么?一种祷告,一种模糊的祈求。他怎么回答?他说他会考虑,他必须好好想一想,他不能答应任何事情。”
波左说他自己与幸运的主奴关系(他们喻指亚伯、该隐,与全人类):”我很可以换成他的身份,他可以换成我的身份,假如命运碰巧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一生都在和基督相比,基督至少可以钉十字架,我们却无事可作。”《等待戈多》控诉宗教,也陈述人类历史命运的荒谬。例如以下的对白:
“我们是不是被戈多拴住了?”
波左:“让我们不要再说自己这一代的坏话,因比前一代欢乐不少一点。”
“夜在无意料时来到,地球上的事就是如此。”
波左:“幸运乱跳舞,这我称之为代罪羔羊的苦闷。”
“又磨过一天,又打发一天。”
“你说你快乐,即使不是真的。”
“凡人都有他的小十字架要背,直到他死并被遗忘。”
“我们不再思想,不再有精力,不能保持沈默,充耳不闻。我们明明不用头脑也过得去,我们在要求什么?我们总得找到事情,让自己觉得自己存在。”
波左:“有一天我醒来就瞎得像命运一样,瞎子没有时间观念,时间的产物也随之隐匿,幸运也突然哑了。你一直问何时发生何时发生的?你那该死的时间还没把我折磨够吗?”
“在这一切中能有什么真理呢?”
《等待戈多》最后的台词是:“我们走吧!”但是他们不动。
§从思乡到流浪
贝克特于1969年获
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等待戈多》出版于1952年,距离存在文学哲学的先知尼采的
《上帝之死》
(1882年)整整七十年之久。尼采在产生“上帝之死”此一断句的著作《欢愉的智慧》中,第一次对以基督教的权威赋予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信仰自觉性的否定。他描述一个狂人在白昼提着油灯跑到市场一面四处奔跑一面喊:“我在找神!...神去哪里了呢?我现在告诉你们吧!是我们杀死了神!是你和我...,神死了,就那样死了!杀死神的是我们!”
尼采陈述的,不仅是他自觉性地弃绝信仰,也是先知性地陈述即将来临的,整个时代对神的弃绝。
另一伟大的俄国文学家,有时也被归类为存在文学先驱的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还比尼采早四年,透过
《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1878年)中的伊凡说:“因为没有上帝,一切都可以被容许。”(指的是道德)
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其实无非是尼采、加缪等先驱的进一步验证。
存在主义
导向拯救
存在哲学的先驱海德格尔说,一个
形而上
的抽象彼岸世界终止了,但他并未宣告上帝信仰的终止,他只是宣告一种方法论的终止。后辈学者描述他开启的哲学有若“思乡的游子”,念念不忘信仰的家乡,这在他
《存在与时间》
哲学思维中的确一直若隐若现。其哲学体系中对时间哲学思维中的确一直若隐若现。其哲学体系中对存在真理的“去遮蔽”“揭露”的描述,多少肯定了真理必然存在,并表现出对真理的向往。
却越来越远,越来越仅只关注现世,或是在“意义的耽延”中变成一种嬉玩的态度。譬如相当影响后结构哲学的德希达,较之海德格尔,就很像是个流浪汉。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分解”,是一种批判步骤,将概念分解到
根源
,因为概念在历史长河中,会被遮蔽出现偏差,所以需清理其系谱,寻找起源,推断归宿。德希达却只是抓住偏差歧异,瓦解一致性。海德格尔旨在恢复对话,德希达并不,海德格尔为建立基础存在论而强调存在论差异,德希达则为消解形上学而启用延异。
同样地,存在文学初始,
法兰克福学派
的瓦尔特.班杰明曾在其文学批评理论中说:“只有对一切尘世存在的悲惨、无意义彻底确信,才有可能透视出一种从废墟中升起的通向拯救王国的远景。”对班杰明而言,透过文学描述出幻灭、荒谬、无望、虚无的“废墟”感,就是一种赎救的过程,恰如“弥赛亚”来临之前的阵痛,以此“辩证意象”作为赎救的形式而存在。
班杰明是不是太过浪漫?至少哈柏马斯就说,班杰明存在文学之后,文学走向一如哲学的走向,严肃者或贴近女性主义与同性恋议题,或在神秘主义浪潮下贴近魔幻写实,或处理
种族主义
议题,更多的是继续玩世不恭的嘲谑,诸如被称为黑色幽默或黄色幽默…的包装颓废,再加上
商业文化
对一切艺术文学的收编,艺术文学非但不能像班杰明所说的成为一种救赎,甚至极为讽刺地,由谁来救赎艺术文学,竟成为艺文界最关切的问题。
艺术文学
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寻找救赎,无非是寻找另一个振衰起弊的出路。恰似存在哲学中齐克果神学由荒谬导向“信心的一搏”,存在文学中也有
杜斯
托也夫斯基式地在卑微苦难的人世间“等候救赎”,如果当年以自我摧残或荒谬来对抗荒谬、以艺术文学救赎荒谬是一种估算的错误,是否这长久以来一直被冷落的齐克果与陀斯托也夫斯基所遥遥指出的方向,会是一个需审慎考虑的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