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客从何处来》是中央电视台打造的国内首档明星真人寻根、追溯家族历史的纪录片。在去年播出的第一季中，学者易中天、影视演员陈冲、收藏家马未都、主持人阿丘、曾宝仪作为嘉宾，跟随节目组进行了一次寻根之旅。
所谓“寻根”，即是“寻根问祖”的意思。传统中国文化重视血亲，宗族祠庙、家谱等相关物质文化在中国不少地方至今仍有存留，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概念对于现代生活节奏下的一些年轻人来说，似乎有些“古旧”，甚至在节目组拍摄的花絮中，不少受访者还不清楚祖父母辈的姓名、年纪，至于家族的历史恐怕更难说得上来。
当前，《客从何处来》第二季正在央视播出，歌手萧敬腾、主持人撒贝宁、谢娜、导演钮承泽、剧作家金士杰和演员佟丽娅也踏上了寻访家族历史的旅途，近期本季嘉宾在一些媒体采访中谈到了寻根之旅背后的故事。然而，相较于明星嘉宾，记者更感兴趣的是节目组制作的幕后故事。这是怎样的一个团队，为何会选择制作这一类型的纪录片？节目组如何选择嘉宾？这些家族故事又是如何一步步被挖掘、呈现出来的？为此，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客从何处来》第二季的制片人和导演，听他们讲述荧屏背后的故事。
澎湃新闻： 《客从何处来》是国内首档明星真人寻根、追溯家族历史的纪录片。当初为何会想制作这样一档电视节目？
金辉（制片人）： 我们这个团队也有历史，最早是做《百姓故事》，后来做了《看见》，都是关注现实题材，本质上是一个做纪录片的团队。《看见》不做之后，我们就要考虑做什么，娱乐综艺的我们也做不来，还是喜欢做人文类的东西。
至于讲述家族历史，其实国外的电视节目有过这样的做法，比如，BBC制作的《Who do you think you are》，就是带领明星追访家族的历史，这类节目谈不上大红大紫，但对我们来说，这种节目类型是蛮有意思的，希望能够尝试看看。
2013年，我们开始尝试去做《客从何处来》的第一季。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仍然感觉在中国干这个事儿有一点天方夜谭，相较于国外健全的档案制度，包括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也保留了大量记录，在中国查找档案资料、家族记录就比较困难，特别是经过近代的战争、社会动荡，有些资料不易得到，但还是决定尝试一下。
澎湃新闻： 节目在选择嘉宾方面有哪些考虑？
金辉： 其实主要有三个标准。
首先是影响力，也就是名气，会考虑社会各界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不可否认，明星嘉宾受关注度高，但这并不是我们的唯一标准。
第二，是要有故事。有些嘉宾自身就有故事，可能在之前媒体报道谈到过。另外，有些嘉宾对于家族史的某一部分有模糊的认识，但并不很清楚，又有很大的动力想要去探究，这也是很好的拍摄对象。比如，第一季中的阿丘，做节目之前他就知道家族中有个讳莫如深的秘密，具体是什么，他不清楚，但他很有冲动想要知道，相对于名气，这一点更吸引我们。
第三，就是嘉宾的表达力和他的真诚。家族故事呈现得好看，是需要嘉宾的感受力的，但是可能不同的人对这个故事的感知度是不同的。第二季中的豆导（钮承泽）、金士杰老师，他们作为电影人本身有很好的表达能力和感受能力。
另外，要说的就是，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没有一分钱的报酬，还要投入一定的时间、精力进行节目前期的准备、后期的拍摄，其实并不单纯是我们在挑嘉宾，这是一个双向选择过程。而且，由于节目的特殊属性，嘉宾参与这个节目，也是一种冒险，需要全盘接受祖先的故事，可能有荣耀、可能有不堪。如果说，第一季中阿丘的外公真的被证实是一个叛徒，那么他也必须要面对。当然，如果我们发现的一些信息是嘉宾实在不愿意公开的，我们也会尊重他们的隐私权利，不过，目前是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萧敬腾的爷爷有一段牢狱经历，这是他之前并不知道的，节目中他的爸爸、叔叔说这是一件冤案，但事实究竟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因为当年的档案资料已经找不到了。萧敬腾在片中也说，不管怎么样，这都是过去。祖先留下的东西，我觉得不必用现在眼光去评价是好是坏。这也是嘉宾参与节目的一个态度。
澎湃新闻： 相对而言，台湾嘉宾似乎有天然的寻根情结，在选择嘉宾时是否有类型化的考量？您是否有特别想做的嘉宾人选？
金辉： 这也没有类型化，主要还是上述的三个标准。台湾方面有一些导演、演员，他们身上很有故事，对我们来说，也很有影响力。台湾确实有一种天然的寻根的情结，这部分看得也蛮重的，他们家里也有探访大陆这样的故事，也有情感铺垫。不过，我们的视野是关注全世界的华人，比如香港、东南亚等地的海外华人，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嘉宾，只是目前还没有合适的对象。
我个人是挺想请莫文蔚来做的，她祖父是葡萄牙血统，但血统也不是最重要的，我好像听说她祖父身上是有一些故事的，如果能够挖掘到一些新的故事，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拍摄对象。
其实，我们没有刻意去找哪位嘉宾，事实上也没有这个能力。相对而言台湾更方便，台湾对这类内容更易接受，而香港文化可能对隐私更看重，更谨慎，或者说他们把家族史上的身份认同放在更私人的位置上。我们做了两季，香港一直没有打开。不过，随着节目的播出，更多人认识到这是个什么节目，也有明星主动找来，想参与节目。
澎湃新闻： 您怎么理解“寻根”，相较于家族谱系的历史，节目似乎更偏重于讲述家族故事？
金辉： 第一季做完之后，我们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最重要的就是，历史故事不是故事。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佟丽娅是锡伯族，如果要谈锡伯族的西迁，有人从民族史的角度做过专门的纪录片。再比如，钮承泽是钮钴禄氏，开玩笑说是慈安皇后的后裔。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去追寻锡伯族的迁徙，是要去证实或者证伪钮承泽究竟是不是慈安的后裔，这个事情是不是有意义？如果我们证实某个人的某一代祖宗是个知府，对个体来说，这可能是个宝贵而有价值的信息，但是作为与观众分享的内容，你的祖先是不是皇族，是不是高官，这是没有传播生命力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找人的故事，而且首先是打动嘉宾的故事。
“寻根”是不是就是要追溯那个最古代的人？也有观众反映，我们做的故事，好像是比较近的人物，但是不是一定要找到几百年前的祖先，他是王子还是农民？第一季中易中天老师的故事是追溯到了比较远的祖辈，之所以决定去拍，而且还跑到越南去拍，并不单纯是因为我们有资料，可以不断往前回溯这段历史，更重要的是，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会引发观众对于人物命运的思考，对于历史的思考。如果只是追求谱系，那么只要一个家谱树，就可以了。
做这个节目，我们会对历史有一个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的认知。比如萧敬腾讲，他家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不觉得会有什么故事。他的爷爷为什么会坐牢，也说不清，这是六十年前的事情，而档案只保存五十年。但“找不到”，这本身就是历史。另外，作为历史上一个平凡卑微的小人物，确实有些细节信息是无法进行确切的考证的，只能根据大历史推导，有个理论上的事实。
“寻根”，我们希望这个定义简单一点，并不想“寻根”这两字把我们的腿脚捆住，这个节目不是为了寻根而寻根。做到第二季，我们更强调人性关怀的层面，比如萧敬腾说，他的家庭鲜少提及家族历史，年少的时候，他是个叛逆少年，和父亲的关系并没有很亲密、融洽，但在这个节目的拍摄中，他开始对这个家族有了解。曾有一个下午，他的叔叔、爸爸一直在跟他讲家里的事，这是他不曾经历过的，这也让他与家人的关系变得更亲密。我觉得这个过程对节目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金辉： 明确嘉宾意向之后，我们会进行预采访，一个是了解其家族的基本信息，一个也要看嘉宾是否有比较强烈的动机，比如他最想知道什么，像钮承泽他就很想知道他父亲的少年时代是什么样子，他也知道太外公是个军阀，但具体这个军阀是个怎样的人也不清楚，这就是我们的着手处。如果嘉宾没有比较明确的问题，我们一般会看嘉宾在家中最亲近的长辈，比如萧敬腾，因为他跟阿妈（奶奶）最亲近，所以这个人物就会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第二季每个故事花的时间都不少，基本都是半年以上，我们是4、5、6月份开始拍摄，前期调查基本从2014年9、10月份就开始了，有的后期又有补充调查。具体到各个故事，分集导演更清楚。
王笑晨（撒贝宁篇导演）： 做撒贝宁的时候，父系和母系方面的情况他说了不少，其中比较吸引我们注意的是，他的爷爷留下了一个自传。他隐约知道这样一份东西，但没有见过，什么内容也不清楚，这是我们开启他的家族故事的一个钥匙，但到底这个东西有多大功用，最初也是无法判断的。
我到了武汉，找到保留爷爷自传的二伯父。说是自传，其实就是一份材料。我了解了一下，五六十年代一般国企或者公职人员的档案里都有一份这样的材料。爷爷这个自传内容很琐碎，单纯看这个描述，恐怕看不大懂。我注意到，爷爷花了很大篇幅讲到他的一段从军历史，其中提到一些人名和地名，从哪儿到哪儿。于是，拿这一段描述和新四军的相关历史进行比对，发现确实有些记录是相符合的，那么，我猜想这可能是个核心故事，他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
王映潼（钮承泽篇导演）： 豆导的故事主要是两部分，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外曾祖父孔繁锦。制作过程中，先做的父亲，后做的孔繁锦，但播出时，顺序颠倒了一下。
豆导的父亲这部分做得很艰难。他父亲是渐冻人，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开始承受病痛的折磨，而对于他这样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又是电影明星，是挺残酷的。他对父亲的感情很复杂，他在其他采访中也表示，最害怕成为父亲。但是他又很想知道，父亲的青少年是个什么样。
为了拼凑出比较完整的履历，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去找豆导父亲在北京上过的小学、初中。这些民国时期的学校，后来并到哪里了，改了什么名，我们跑了很多的校史馆、档案馆进行排查，很想找到一个成绩单或者学生卡，但是都没找到。幸运的是，在北京市档案馆找到了他父亲去台湾之前，1948年在北平的户籍登记表。
豆导父亲这块最难获得的是他的个人档案，因为在台湾是军人。我们往台湾有关机构写了好多申请，调出来的履历和档案很少，内容也很简单。至于他的祖辈，也是在档案馆查了好几个月，找到了他家的六世祖善福。一档的几份档案，基本拼凑出他人生中比较重要的经历。
至于外曾祖父孔繁锦，豆导知道他是个军阀，能印钞票，跟冯玉祥有过关系，但了解不太多，他认为应该不是个能影响时局的人物。而且，因为台湾对军阀的评价不高，他以前也不大敢去碰触，没有机会了解这个先人。
最初，我们在关于军阀的史料只找到几行字的记载，在图书馆找到的史料记录也比较粗，后来去了甘肃省图书馆、档案馆，去了天水当地找资料、拜访当地的文史、地方志的研究人员，待了十多天，找了一些资料，包括当地流传的传说。
根据找到的资料，我做了孔繁锦的年表，然后分栏列了中国大事记、甘肃大事记、天水大事记、孔繁锦大事记、孔繁锦家庭大事记，还有跟他有过交往的冯玉祥、哈锐等人的大事记，一番整理之后，脉络相对清晰很多。
我们很多资料是辗转通过朋友、实习生在国外的图书馆、档案馆、数据库中找到的。片中呈现出来的勋章、孔币，也是我们找当地收藏家，讨价还价买来的。
澎湃新闻： 哪个故事对您来说是印象最深刻的，或者最有感触的？
王笑晨： 撒爷爷迫于生计参加伪军的故事，大概对观众来说，会是个强刺激的故事。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更喜欢的是另一个故事，这部分没有出现在成片里，原本是在他探访曾祖父墓地之前的一段。
抗战爆发后，1938年2月撒贝宁曾祖父带着一家二十三口人从安徽和县逃亡到武汉的一个山里。但曾祖父的结局是，他后来回到武汉想回乡，但还没回去就感染痢疾（“感染痢疾”是爷爷自传中所述，按历史记载当时武汉爆发霍乱，节目组推断认为曾祖父死于霍乱），死在了汉口。这里就有很多问题：为什么他要回乡？他打算怎么回乡？而且我们知道，他当时是和老伴两个人到了武汉，没有子女在身边，那么，为什么两个年过花甲的老人独自到武汉想要回乡？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查看了很多资料。后来看到汉口沦陷之后的一份档案，是武汉的日伪政府遣送外籍难民回籍办法，因为当时有些难民没有办法去大后方，伪政府为了方便城市管理，要遣送他们返回原籍。后来，我们又找到当时武汉市宣传局的一个调查，调查的就是遣返外籍难民办法颁布后的实施情况。这份资料就提到，很多人说这事儿很难办。为什么难办？因为要办这个事儿需要跑十四个地方，填写五份单据。怎么办手续，这份资料里写得可谓巨细靡遗，甚至还告诉人们，到了日本人的地方要向门卫敬礼。
但是我们看爷爷的自传发现，撒贝宁的曾祖父是个文盲。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目不识丁，想要回家，政府有这样一个办法，但是他可能并不清楚该怎么办理，接着霍乱爆发，他染了病就客死异乡了。然而，他可能不知道，办理这个难民回乡手续的地方，和他一年前逃亡到武汉的地方，相距不过几百米。从这个故事里，你可以感受到大时代下小人物命运的无力感。
曾祖父1939年离世，三年后，撒贝宁的二爷爷带着老婆孩子回到家乡和县，但也是因为霍乱死在了和县。一个是想回家没回去，死了；一个是回去了，但还是死了。活在那个当下的普通人，始终是被推着走。
片中，小撒去过清真寺之后，又去了码头，小时候他经常到这个码头坐轮渡玩儿，但是他并不知道这就是当年他的祖先逃难到这里的登岸的码头。拍摄时，我一直想利用江河水来表现这种被历史推着走的普通人的命运。
王映潼： 我研究一个人物，会对他身处的时代很好奇。比如，钮承泽的外曾祖父孔繁锦是个军阀，那么，我就想知道那时候的军阀是什么样的？军阀的生态是怎样的？
就看孔繁锦这个人，他有军阀残暴的一面，也有想做实业的一面，他修路、办学校、办工厂，他爱惜人才，也有很好的一面。所以，该怎么评价这个人呢？
有一段是我挺喜欢的，但由于时长原因，也没能剪进正片中。当时专家和豆导说，孔繁锦失败逃离天水，事实上，他也不必逃走，结局也不至于很差。专家讲，当时军阀“公是公，私是私，可能两个军阀在前方是对头，而两人的太太可能在天津英租界一个桌子上打麻将。所以，即使他兵败被擒，也不至于太惨。如果有人破坏了规矩，他就无法在军阀这个圈子立足”。
另外，孔繁锦以前有个老领导叫陈宧，晚年居住在北京没有生活来源，是孔繁锦和冯玉祥差自己的家人每月往北京送钱，直到他去世，这也可以看到军阀的另外一面，挺动人的，也是以前史料中比较鲜有的记述。这部分最后被剪掉了，如果保留下来观众会对那个时代和人物有更丰满的认知。
目前唯一一张被孔繁锦家人确认过的孔繁锦的照片。1915年春，摄于北京西什库的家。右起：孔繁锦的第三任妻子富瑾瑜（钮承泽的曾外祖母）、孔繁锦、富瑾瑜的陪嫁丫鬟、富瑾瑜弟弟、富瑾瑜弟媳。据介绍，这张照片来自孔繁锦儿子家保存的玻璃底片，节目组拿到后，多家单位无法洗印，最终由新华社中国图片社洗印出来。
澎湃新闻： 去年您在第一季中做的是易中天那一集，易家的家史勾连起来的是一个很庞大的历史。今年您做的钮家、孔家的历史也算比较厚重，您做这两集有什么不同的思考？
王映潼： 去年我们还着迷于历史故事，一个家庭、一个人物在历史中的位置，这一季想要达到人性的层面，其实是要求更高，因为要足够细致，才能触碰到嘉宾感知的那个点。
其实，孔繁锦的故事也可以做成易中天那样。但是我们这次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在天水之后，豆导还去了郑州，是找寻孔繁锦的骨灰。这个故事也不在正片里，我们剪了一个花絮，你可以从中看到这个历史人物对于另外一家人的影响。
孔繁锦去世后，骨灰最终藏在豆导的表舅孔令虎家，“文革”的时候，孔令虎的女儿，也就是豆导的表姐孔彤曾经在学校里说过家里有这么个人物，结果同学跑来抄她的家，就把孔繁锦的骨灰扔到了垃圾桶。豆导的这位表姐当时学习挺好，因为这件事情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后来就离开了学校，做了工人，等到恢复高考的时候，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所以，我们谈家史，这不仅仅是被封存在档案中的故事，它还有流淌到今天的痕迹。
澎湃新闻： 据我了解，在撒贝宁这一集的制作过程中，还用到了北大钱乘旦教授的母亲，吴大年女士的《小难民自述》，不过成片中并没有看出来，能讲讲这背后的故事吗？
王笑晨： 知道这一家是逃难过来，我们就想知道这条路上发生了什么，当然，大概可以想象得出日夜兼程、风餐露宿，但是具体路线，会有怎样的经历，我们不知道，也想找一些资料，但是专门这方面的研究特别少。
后来，我们先是看到了吴大年女士的博客，她的博客中有《小难民自述》的不少内容，然后最欣喜的是老人家还健在，我们去拜访她，也看了《小难民自述》。这本书特别棒，这是吴大年女士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时写的逃亡日记，从孩子的视角，描述了路上看到的东西，这跟我以前看到的逃难文字完全是两码事，它有孩子眼中的美好，看到太阳落山的余晖会感到兴奋。这种描述和时代的反差，让我觉得很震撼。我们找不到小撒祖辈逃难的细节，但是这本书有好多细节，可以让我们窥其一二。
拍摄时，我们想借钱老师家保存的《小难民自述》，这是商务印书馆1940年的初版，钱老师不放心快递，专程从南京送到了北京。我特别感动，拿到书的时候，有一种历史的托付感。这本书其实跟撒家的故事没有直接关系，但可以让小撒去感受那个年代，因为不算直接物证，最终在正片中也被剪掉了。
其实，我也采访了其他有逃难经历的老人。有一位老人说，当时许多人最终的目的地不是大后方，所有人最初的目的就是往西跑，去哪儿不知道。这位老人家在南京，逃亡时临近过年，家里备了年货，烧好了一只腊鹅。马上就要过年了，突然说要跑，他们以为躲几天就回家了，还把烧鹅藏在舅舅家储物的夹层中，结果一路就跑到昆明，再也没回去过。
这些事情都没有在成片中呈现出来，但对我来说，都是很宝贵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