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历史”还是历史书？

“ 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那句伟大的格言来理解，当然是对的。但是，用文字写出来的历史书，究竟是谁写的，就需要分析了。

还在读私塾的少年毛泽东就发现问题了。他喜欢读“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可是他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他便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经过两年的琢磨思考，他终于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

毛泽东的发现揭示了一个事实：历史书是人写的。写什么人，怎样写，全凭写历史书的人来定。写书的人有自己的好恶，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察角度，写出来的东西自然就不一样。所以，用文字写出来的历史书，就不见得一定能够反映真实的历史。

成人后的毛泽东是一个酷爱读历史的人。一部《二十四史》，囊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浩瀚历史，约 4000 万字，是毛泽东最喜爱读的一部史书。书中留下了他多处所作的批注、圈点、勾画。直到 1975年，八十多岁高龄的毛泽东已经病魔缠身，视力严重衰退，写字时手都颤抖了，可是他还在反复阅读这部史书，有的分册封面上写着“1975，8”、“1975，8 再阅”、“1975，9 再阅”等字迹。

毛泽东是怎么看待这些历史呢？据晚年陪同毛泽东读史的北大教师芦荻所写的《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毛泽东说：“一部二十四史，不读，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做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为什么不能“一切信以为真”呢？毛泽东例举了好几种情况，如“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又如“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必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而毛泽东认为“最不符合历史的”是：“洋洋 4000 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对于坚信人民创造历史的毛泽东看来，这是“历史的颠倒”。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这固然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味道，但也反映了一部分事实。斯大林也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从哲学的基本常识来看，书写的“历史”，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它通常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是统治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维护自身统治的重要工具。所以，这种“历史”必然带有强烈的阶级倾向性。（正因为“历史”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作用，想要毁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也常常从诋毁、歪曲、丑化它的历史开始。）

几千年传下来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也许《水浒》是绝无仅有的一部正面描述农民起义的历史小说。它怎么能够在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下存活下来的呢？查阅有关资料可知，《水浒》以北宋末年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为题材，史书上的记载非常简略，主要讲其战斗力相当强，对北宋王朝构成很大威胁，但确曾一度接受过朝廷的招安。早在《水浒》成书之前，民间就流传着这个起义军的英雄事迹和英雄形象。从南宋、元朝传下来的民间传说和杂剧剧目中，编演最多的都是水浒英雄为民除害、打抱不平的事迹，根本不提受招安的事，至多笼统带过一笔；而封建文人作品中的水浒故事，其倾向就大相径庭，它们对“官逼民反”的故事情节只字不提，最感兴趣并着重加以发挥的却是宋江受招安一事。这充分说明人民群众与封建文人对水浒故事的爱憎各有自己的取舍标准。使《水浒》成为长篇章回小说巨著的，是出身于汉族下层人民、生活在元末明初、目睹元朝黑暗统治、本人也参加过抗元起义的知识分子——施耐庵。《水浒》原本，以民间口头传说、民间艺人的说唱为基础，只到梁山泊英雄大聚义为止，是一部热烈歌颂农民起义，反抗官府到底的70回本小说。在后来年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水浒》都被封建统治者严厉禁止，仅在出现“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之后，有过公开发行的时候，那是封建文人适应朝廷对农民起义采取镇压与招抚两手政策的需要，将宋江受招安、平方腊的材料，接续到施耐庵的原本《水浒》之后，并对原水浒人物进行歪曲改写，把有理想、有纲领、自立政权的义军领袖人物改变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暂居水泊专等招安的形象，妄图达到招抚、诱降农民起义头面人物的目的。（经金圣叹批改、“腰斩”的金本《水浒》则是出现于明亡清初、朝代交替之际。）尽管统治者一再严禁，《水浒》中的造反故事在普通百姓中的流传却始终禁止不了。少年毛泽东就是在“经书”的掩护下读这本“禁书”的。

上述事实，完全印证了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道理。

关于“历史”，还有一种说法：“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这句话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但在实际上，历代统治阶级确实是把“历史”作为一个工具而进行任意的“打扮”。鲁迅对此有很深刻的评论。

鲁迅一九三五年发表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是这样评说孔子的：

关于真实的孔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

关于后来的“孔子”——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关于“孔圣人”的历史作用——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

拿中国的历史来检验，鲁迅讲得实在透彻。无论是农民起来造反，还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朝换代，他们起兵夺权的时候，骨子里都是反孔的。因为按照孔孟之道，臣是不能反君的，民是不能反官的，下是不能犯上的。所以必须要批孔，否则师出无名。可是，等坐定了天下，当上了皇帝，就会把孔夫子请出来。最看不起儒生的刘邦，见了儒生把人家帽子拿下来当尿壶，可是建立了皇朝后，到了他的重孙刘彻，就实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把孔夫子尊为“圣人”。从此，每朝每代，凡坐稳了皇位的，都把孔子越捧越高。就连杀人如麻的成吉思汗，在建立元朝后，他后辈的元朝皇帝也到曲阜去祭孔。相比于历代皇帝，元朝皇帝赠给孔子的高帽，最高最长。“孔圣人”成了这些封建统治者维护自己特权地位，阻止人民反抗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鲁迅的这篇文章，并非是对历史上真实的孔子作全面的评价，而是指明了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化妆打扮”的事实，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来读历史。

毛泽东经常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常与鲁迅相合。鲁迅说：“现在我们再看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以曹操为例，一般人们讲到曹操，就会想起由《三国演义》搬到戏台上那位花脸的奸臣，但鲁迅却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见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论断深为赞同，他说：“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毛泽东从对国家统一的贡献以及改革东汉恶政、发展生产的成绩论证“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正义的一方的，汉是没落的。”（见张贻玖的《毛泽东读史》及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回到本文的开头，毛泽东对“颠倒的历史”的反感，使他一直想“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1944年元旦前后，延安平剧院上演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轰动了延安。1月9日，毛泽东在阅读剧本之后又观看了该剧的演出，非常高兴。当晚回去就向编剧和导演写信，对该剧作了热情洋溢的赞扬和很高的评价：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1945年1月，延安平剧院创作并演出新编平剧《三打祝家庄》，又获得很大的好评。毛泽东观看演出后再次写信向作者、导演、演员、舞台工作人员祝贺：“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

自此以后，在抗日边区掀起了改革京剧的热潮，出现了一大批内容面目一新的新京剧，多数是新编历史剧，也有现代题材的作品。

毛泽东认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戏剧舞台上的主角。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更不能容忍“颠倒的历史”继续存在下去。所以，当我们在《毛泽东年谱》中读到1963年11月毛泽东批评文化部：“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语气中那种怒不可遏的情绪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林之辛 2021,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