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南希·科特教授的北大讲座

近日，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史讲席教授、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前任主席南希·科特（Nancy F. Cott）教授开启她的中国讲学之旅，到访多所高校。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邀请，科特教授于2017年6月22日下午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办了题为“美国妇女研究历程的回顾与反思”的讲座，并与在场听众就妇女史（history of women）、社会性别史（history of gender）和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了一场极有开拓意义的学术对话。美国妇女史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经过四十年的发展，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颇有创新，有力地影响了新美国史学的整体发展，但国内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系统、深入的介绍相对较少，科特教授的讲座对此做了及时的弥补。

Nancy F. Cott

科特教授的讲座包括两个主要内容： 回顾和反思美国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自197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历 ； 介绍和讨论目前妇女史研究的新方法论，尤其是“交叉研究法”的起源与运用 。科特教授指出，西方学界对女性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早期研究主要针对卓越的女性个人，而新妇女史是将 妇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 来研究，注重探讨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女性（尤其是普通妇女）的思想和行为，尤其关注 “社会性别”在建构国家权力体制、经济和社会关系等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从而对传统的以男性立场和视角主导的历史研究提出挑战。在科特教授看来，妇女史与新社会史、新劳工史、人口史和家庭史等领域是同步兴起的，在史学分析法上深受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关于“阶级”建构并非一成不变的观点的影响。她引用欧洲史专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于1976年在《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上发表的论文来说明新妇女史的目的，即希望“理解历史上的性和性别群体的意义，发现在不同社会中性别的范围和标志，发现其是如何维持或改变社会秩序的”；这种对于两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我们的社会结构、财产和象征等”。

科特教授将美国妇女史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相互略有重叠的“十年”。 1970年代是妇女史的起步阶段，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是“性别政治”，即将女性确立为美国历史和历史研究的主体之一、记录并整理女性的活动与思想等。 学者们把研究重点放在“权力”（power）问题上——不是国家管理机制中的“正式权力”，而是弥漫于国家机器之外、渗透在日常生活、经济结构、街头政治和家庭生活中的那种管理男性与女性关系的“权力”，希望通过这种研究获取一种“性别政治”的视角，以揭示隐藏在男女社会地位和权利不平等背后的政治原因。

这一时期学者们关注的 另一重点是女性的劳动问题及其相关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地位问题。 学者们的研究显示，女性的劳动能力长久以来被大大低估了，她们长期被局限在家庭劳动之中，承担起生育子女、照顾家人、洗衣做饭等繁重而单调的家务劳动，没有她们的付出，整个社会便无法正常运转，但她们的劳作却没有得到市场经济的承认和回报，所以在传统的性别分工之下，女性劳动的价值被彻底否定了。虽然劳动观念的改变使人们后来逐渐接受了女性可以与男性同工并得到报酬的实践，但顽固的传统观念和市场经济在薪酬方面对女性的结构性歧视让她们无法真正获得平等。所以赚取工资的经验经常会打击女性就业的积极性而不是鼓励她们通过工作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除此之外，杰奎琳·琼斯等历史学家将目光投射到黑人女性的劳动问题上。黑人妇女在奴隶制时代就是奴隶劳动力的一部分，她们的劳动无疑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在成为自由人之后，她们依然在家庭之外工作，但她们却没有因为她们始终在为家庭创造财富而争取到平等的社会地位、权力或荣誉。所以，学者们得出结论说，工作或就业并不是决定女性社会地位的唯一因素，宗教、种族和其他因素也会对妇女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利享有产生重要的影响。

1980年代的美国妇女史研究呈现出三个重要特点， 第一是研究重点转向至女性在美国社会中的“公共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志愿性的社区和利益组织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发现和揭示女性的表达自我的方式及她们如何在有限的社会空间中为改变自己的地位而变动的能力 。科特教授尤其提到，早期无法参加投票的女性是美国许多志愿组织的创建者和参与者，这种传统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而且主要贯穿于基层的公共生活之中。通过参与和领导志愿组织的活动，女性获得了经验与能力，逐渐形成了有共同认同的利益集团，并具有了全国性影响力，这是个体女性难以实现的目标。

第二个特点是有色人种女性在妇女时研究中开始强力发声，改变了先前的研究局限于“白人女性”历史的做法。 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ey Crenshaw）曾在1989年提出了身份“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一说，即“性别”的建构并不是独立形成而，而是与人的其他社会身份的建构联系在一起的，如一个女性可能还会与她的白人女性、黑人女性、残疾女性、同性恋女性、拉丁裔女性等的其他社会身份联系在一起，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女性——这一思想揭示了妇女研究、社会性别研究与阶级、阶层、种族、族裔等分析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促使学者们在研究中承认并重视不同女性在身份和地位上存在的差异。

第三个特点是“后现代”理论对妇女史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后现代理论对统治话语的分析和强调帮助深化了妇女史的研究。 约翰·华伦·斯科特（John Warren Scott）曾在1986对话语与男女身份建构的关系做了生动的表述：“问题不再是发生在男人或女人身上的事情，或他们是如何与此相关的，而是集合性的、主体性的男性和女性作为一种身份种类（即性别结构）的含义是如何被建构的。正是统治话语建构了我们对于自身是男性还是女性的理解。” 科特教授认为后现代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去探寻统治话语权到底是什么，了解处在不同历史场景中的男性和女性是如何吸收并遵从这种话语权的。她同时指出，统治话语权和接受这一话语权的男女的反应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历史上的性别身份的认定并不是由统治话语权的制造者单方面决定的。譬如斯蒂芬妮·麦凯丽（Stephanie McCurry）于1995年出版的著作《小世界的主宰（Master of a Small World）》就曾讨论内战时期的一个著名现象，即南部蓄奴州中那些并不拥有奴隶的贫穷白人为何会支持奴隶主打内战。她的研究发现，奴隶主与贫穷白人男性在维系霸权这一点上立场完全一致——奴隶主希望通过内战来维护自己统治奴隶的正当性，而贫穷白人男性也希望通过加入内战展示男性力量，为自己控制妻子与家庭的权威提供正当性，两个群体因此产生了共同的诉求。性别作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可见一斑。

在讨论1990年代的妇女史研究中，科特教授提到，该领域的关注点重新回到国家、政治和公民权等问题上。这一变化与美国政治在这一时期趋于保守有直接关系。 保守势力在关于性别问题上发动起新一轮的反对女权的攻势；在经济方面，虽然有少数女性能够通过就业上升到社会上层，但更多的女性却因为美国的经济结构和福利政策规定仍然处于新形式的贫困当中。这种情况促使学者重新思考美国福利政策的起源，比如考察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代对养老金、失业救济和贫困救济等政策的制定，揭示这些设计如何可以保留了传统的男性优势地位，而继续将女性置于依附于男性的地位等。但在另一方面，学者们开始突破传统的“私人问题”与”公共问题”的分野，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家庭内部的事务当作一种女性的公共权利来讨论，直接挑战西方文化中“家即城堡”、国家不得干预的传统。丈夫虐待妻子、父亲性侵女儿等恶劣事件的发生让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国家需要介入家庭内部事务，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利不应该继续被视为是一种私人事务，而是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和公法的规范。堕胎权的合法化被认为是这方面努力的重要成果。

讲座主持人：王希教授

科特教授最后介绍了性史与美国妇女史研究的关系。这一新领域的发展始于1990年代，主要关注性行为、性规范、性取向、同性恋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人问题，而是与国家、宗教、财产、法律、社会制度等都密切相关。该领域将妇女史和社会性别研究向前推进了新的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包括社会性别与性的关系、传统的性界定是否正确、以及变性的愿望与实践中的道德伦理与权利认知的关系等。科特教授认为，性（sexuality）是跟“行为”甚至是“过度行为”有关的概念；性关乎人们的欲望，关乎人们如何呈现自己，即一个人是愿意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女人还是看起来像一个男人。该领域研究的问题与种族、民族等问题也紧密相关，对于两性及其关系的理解体现了人们对于整个社会及其文化的基本理解。对于性的不同理解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习俗。很多讨论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的性问题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文化冲突或者是殖民化的问题。典型例子就是17、18世纪欧洲移居者与北美印第安土著在性观念上的冲突和误解。比如在有些北美印第安部落，向陌生人表示友好的方式是女性献出自己的性，这在他们看来跟为陌生人献上食物没什么两样，而这种行为在欧洲移民看来无异于妓女的行径，从而致使后者产生出对印第安人文化的误解。

科特教授认为性别话语权使得美国区别于其他国家，并从很多方面定义了美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当代妇女史研究的面临的挑战是，该领域的研究还是局限在高等教育体系当中，研究群体不够广泛，因此她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妇女史的研究当中，发掘更多的历史以创造一个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都更加美好的社会。

讲座评论人：曹鸿老师

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曹鸿老师在点评中赞赏科特教授带给中国学者的启发性。他认为，了解美国妇女史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和发展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在随后长达一个小时的问答中，科特教授耐心细致地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诸多问题，包括早期妇女史研究者的研究动机、妇女史研究与女权运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妇女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科特教授对妇女史与政治抗议运动之间的联系并不讳言，但她强调，和其他领域一样，妇女史研究需要有立场，因为政治立场会推动提出和发现问题，而要寻求到问题的答案，还是要靠充分的研究和令人信服的证据。

作者滕菲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美国史硕士研究生。本文图片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提供，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史宏飞

审 核：张勇安

美国史研究：Americanhistory

感谢您的持续关注！

欢迎投稿或推荐美国史资源！

投稿邮箱：ahrac@foxmail.com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